收到密云文联朋友寄来的《渔阳文艺》2012年冬季号，雪中送炭，还有什么比这更贵重的礼物呢？《渔阳文艺》是北京市区县级文学杂志中一本独树一帜、品味纯正的期刊，我一直喜爱着。每期“名篇赏析”栏选发中外当代大家名作及相关批评文章，所选精当，每读受益匪浅。这一期推介的有“作家中的作家”之称的美国小说家理查德·耶茨及其《与陌生人共乐》，配发彭旭评其小说集《十一种孤独》的《你怎可逃避孤独》，伤病孤独中读来别有滋味。理查德·耶茨大半生从事艰辛困顿的写作，被称为是“被遗忘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其笔下都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描写的是普通人的孤独、失落与绝望。他说：“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逃脱得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在耶茨的小说里，“孤独并不具备任何诗意、哲思特质，而直接是灰暗的生活常态，人物在这种孤独之中……毫无出路可言，对于读者所能拥有的阅读感受，也是一种惨淡无希望之旅。”在信仰缺失、物欲横流、精神空虚的当今，我们阅读这样冷酷的文字，相信每个于浮华虚妄之后沉心思虑的人，都能觅得自己与之相叠的孤独茫然的影子……这就是我将理查德·耶茨这篇小说及评论转贴于此的动因。

 

                                                                      ——博主按

 

与陌生人共乐

 

【美】理查德·耶茨  陈新宇 译

 

整个那年夏天，即将在斯耐尔小姐班上念三年级的孩子们不断得到有关她的警告。“伙计，会有你好受的，”高年级的孩子们会这样说，还龇牙咧嘴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真的会有你好受的。克莱丽小姐不错。”（克莱丽小姐教三年级另外一班，那幸运的另一半）“———她很好，可是，伙计，那个斯耐尔——你最好当心点。”因此，九月开学前斯耐尔小姐班上就士气低落，开学头几周她也没做什么来改善一下。

斯耐尔小姐可能有六十岁了，又高又瘦，长着一张男人脸，不是从她的毛孔里，便是从她的衣服里，似乎总是散发出那种干千的铅笔屑、粉笔灰的味道，一股学校的味道。她要求严格，不苟言笑，对找出那些她不能容忍的事情乐此不疲：讲小活啦、瘫坐在椅子上啦、做白日梦啦、老是上洗手间啦，等等，而最最不能容忍的是，“上学竟没带齐文具。”她的小眼睛十分尖，如果有人鬼鬼祟祟地低声说话，或用手肘轻推旁边的人想借枝笔，几乎从来行不通。“那后面怎么啦？”她会发问。“我说的是你，约翰·杰拉德。”而约翰·杰拉德——或霍华德·怀特或不管碰巧是谁——在说小话的当中被抓，只能红着脸说：“没什么。”

“不要说小话。是不是铅笔？你上学又没带笔？站起来回答。”

接下来是关于上学要带好文具的长篇大论。犯错的人主动走上前去，从讲台上她的小小储藏中拿一枝笔，按要求说：“谢谢您，斯耐尔小姐。”接着要反复保证不会咬这枝笔，不会把笔芯折断，直到他说得够大声，全班都听得到。只有这样她的长篇大论才会结束。

如果忘带的是橡皮擦，那更糟糕，因为大家总是喜欢把铅笔头上的橡皮咬掉，橡皮擦总不够用。斯耐尔小姐在讲台上放了一块又大又旧，没有形状的橡皮擦，看上去她很为此骄傲。“这是我的橡皮擦，”她在课堂上说，边说边晃着手上的橡皮擦。“这块橡皮擦我用了五年，五年了。”（这一点也不难相信，因为那块橡皮擦看起来和挥舞着它的手一样老旧灰暗，磨损得厉害。）“我从不拿着它玩，因为它不是玩具。我从不咬它，因为它不好吃。我也从不会把它弄丢，因为我不蠢，也不粗心。我做功课需要这块橡皮擦，所以我一直好好收着它。现在，为什么你们不能也这样对待你们的橡皮擦呢？我不明白你们这个班怎么回事。我从没教过你们这样的班级，对文具又笨又粗心又孩子气！”

她似乎从不发脾气，可是她发发脾气还好，因为她那单调、干巴巴、毫无感情、啰里啰嗦的一通说教，能让全班人人情绪低落。当斯耐尔小姐把某人拎出来，特别尖锐地批评时，这种说教可是一种严酷的考验。她会走上前，直逼到离受害者的脸 一英尺不到的地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对方，一眨不眨，布满细纹、灰色的嘴唇缓缓地宣告他的罪状，冷酷而刻意，直数落到天黑。她似乎没有偏爱的学生；有一次她甚至把爱丽丝·约翰逊叫起来。爱丽丝·约翰逊的文具从来准备充分，她什么都做得出色。那次爱丽丝在全班朗读时说小话，斯耐尔小姐暗示几次后，她还在说。斯耐尔小姐走过去，把她的书拿开，数落了好几分钟。爱丽丝一开始吓呆了；接着两眼噙着泪水，嘴巴可怕地咧着，最后当着全班的面，羞愧难当地嚎啕大哭起来。

在斯耐尔小姐的课堂上哭泣不稀奇，即使是男孩子也一样。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总是在这种场景——教室里唯一的声音便是某个同学低低的哽咽啜泣，其余同学痛苦而窘迫，目不斜视——的间歇中，从隔壁克莱丽夫人班上飘过来一阵阵笑声。

然而，他们没法憎恶斯耐尔小姐，因为孩子们心中的大坏蛋必须一无是处，而不可否认，斯耐尔小姐有时候也会用她笨拙的方法，试探着表达她的好意。“我们学习生词就像交新朋友，”有一次她说。“我们大家都喜欢交朋友，是不是？现在，比如说，今年开学时，对我而言，你们都是陌生人，但我很想知道你们的名字，记住你们的脸，我为此努力。开始容易混淆，但是没多久，我就与你们所有人都交上了朋友。接下来我们会一起度过一些美好时光——噢，也许是圣诞节时的小派对，或这之类的什么东西——而如果我没有做这种努力，我会很难过，因为你们很难与陌生人一起玩得开心，是不是？”她朝他们朴实而害羞地一笑。“学习生词也是这样。”

她说这样的话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让人难为情，可这的确让孩子们对她产生了某种模糊的责任感，当其他班上的孩子们想知道她真的有多糟糕时，她这样的话也促使他们忠诚地保持沉默。“呃，不太坏，”他们会不自在地说，想换个话题。

约翰·杰拉德和霍华德·怀特放学后通常一起走回家。克莱丽夫人班上的两个孩子——跟他们住同一条街的弗雷迪·泰勒和他的孪生妹妹格蕾丝总是跟他们一起，虽然他们很想甩开他俩，但很少能做得到。约翰和霍华德在双胞胎跑出人群追上他们之前，总是远远地跑到操场那头去了。“嘿，等等！”弗雷迪会大叫。“等等！”没多久，双胞胎就跟在他们身边走了，唧唧喳喳，一模一样的格子帆布书包晃荡着。

“猜猜我们下个星期做什么，”一个下午，弗雷迪尖声说。“我是说我们全班。猜一猜。来吧，猜猜吧。”

有一次，约翰·杰拉德对两个双胞胎明说了，说了很多，说他不喜欢跟女孩一起走路回家，现在他几乎想说一个女孩就够糟了，而两个他已无法忍受。他意味深长地瞟了一眼霍华德·怀特，他们俩一路沉默地走着，决定对弗雷迪坚持不懈的“猜猜”不作回应。

但弗雷迪不会为一个答案等太久。“我们要去郊游，”他说，“去上交通课。我们准备去哈蒙。你们知道哈蒙吗？”

“当然，”霍华德·怀特说。“一个小镇。”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知道他们在那儿做什么吗？他们做的是，在那里把所有开进纽约的火车从蒸汽式车头换成电力车头。克莱丽夫人说我们准备去观看他们换车头什么的。”

“实际上我们会出去一整天，”格蕾丝说。

“那又有什么了不起？”霍华德·怀特问。“只要我愿意，我想哪天去那儿就哪天去，骑我的自行车去。”这话有点言过其实——他不允许骑车超出直径二个街区的范围——不过听上去不错，特别是他还加上一句，“我用不着克莱丽夫人带我去，”说到“克莱丽”几个字时，他还故意拿腔拿调，女里女气地说。

“上学的时候？”格蕾丝问。“你能在上学的时候去吗？”

霍华德心虚地咕哝着：“当然，只要我愿意，”但双胞胎显然切中要害。

“克莱丽夫人说我们会有很多次郊游，”弗雷迪说。“接下来，我们还会去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在纽约，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真糟糕，你们没在克莱丽夫人的班上。”

“别烦我了，”约翰·杰拉德说。接着，他直接引用他爸爸的话，再合适不过：“再说，我们上学可不是去鬼混的，我是去学校学习的。快点儿，霍华德。”

一两天后，传来消息，原来两个班计划一起去郊游；只不过斯耐尔小姐忘了她的学生。当她告诉他们这事时，心情颇好。“我觉得这次郊游将特别有意义，”她说，“因为它会很有教育意义，同时这对我们大家来说又是一次游玩。”那天下午约翰·杰拉德和霍华德·怀特装作漫不经心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双胞胎，其实心里偷偷地乐着。

但胜利总是太短暂，郊游这事更凸显出两个老师的区别。克莱丽夫人做每件事都充满热情，让人愉快；她年轻，自然优雅，是斯耐尔小姐班上学生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一辆巨大的机车闲置在轨道岔线上，是她安排孩子们爬上去，观察它的驾驶室，是她找到公共厕所在哪里。关于火车最无聊乏味的事情，在她的讲解下也变得生动有趣；凶神恶煞的火车司机、扳道工，只要她长发飘飘，两手插在风衣口袋里，充满自信地笑着朝他们走去，他们就变成了快活的东道主。

整个郊游中，斯耐尔小姐落在后面，不惹人注意。她瘦弱、愁眉不展，背对着风缩起肩，眯缝着眼四处扫视，提防着有人掉队。她一度让克莱丽夫人等着，把自己班的学生叫到一边，宣布说如果他们学不会待在一起，以后便不再会有什么郊游。她把一切都搞砸了。到最后郊游结束时，全班为她羞愧不已，痛苦不堪。那天她有无数机会好好表现自己，而现在她的失败既让人可怜，又让人失望。这才最糟糕：她很可怜——他们甚至不想朝她望，不想看她暗淡粗笨的黑色大衣、她的帽子。他们只想马上把她塞进汽车，送回学校，不要再看见她。

秋天的几个大节日让学校进入了一个特别季节。首先是万圣节，为了这个节日，好几堂美术课都用来画南瓜灯和弓腰黑猫的彩笔画。感恩节影响更大：有一两周孩子们画火鸡，画丰饶之角，画身穿褐色衣服的清教徒们头戴系扣高帽、手持喇叭状枪筒的火枪；音乐课上，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我们在一起》和《美丽的美国》。感恩节才刚，圣诞节的漫长准备开始了：到处是红绿两色，为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大排练圣诞节颂歌。学校礼堂内花环彩饰一天比一天多，圣诞节的装饰也越来越多。最后，放假前的最后一周到了。

“你们班上会有派对吗？”一天弗雷迪·泰勒问道。

“当然，很可能，”约翰·杰拉德说，虽然，实际上他没一点把握。除了好几周之前斯耐尔小姐模糊地提及过一次外，对圣诞派对她再没说什么，一点暗示也没有。

“斯耐尔小姐跟你们说过，你们会有一个派对，或什么的吗？”格蕾丝问。

“嗯，她没有真的告诉我们，”约翰·杰拉德含糊地说。霍华德·怀特走在旁边，踢踏着鞋子，一声不吭。

“克莱丽夫人也没告诉我们，”格蕾丝说，“因为应该有个惊喜，可我们知道我们会有个派对。一些她曾教过的学生们说的。他们说她总是在最后这天开派对，会有棵圣诞树，其他东西也全都有，小礼物，吃的东西。你们会有这些吗？”

“噢，我不知道，”约翰·杰拉德说。“当然，可能吧。”但是，当双胞胎走后，他有点担忧。“嘿，霍华德，”他说，“你觉得她会不会开个派对什么的？”

“我可不知道，”霍华德说着还小心翼翼地耸了耸肩。“我什么也没说。”但他也为此不安，全班同学都这样。假期越来越近了，特别是圣诞节过后，上学的日子突然没有几天了，可是看起来，斯耐尔小姐会开派对的希望越越渺茫，不管是何种派对都不可能了。这种想法啃啮着他们的心。

上学的最后那天下着雨。上午就那样过去了，跟平时没有不同。吃过午饭后，像任何一个下雨天一样，走廊上闹哄哄的，挤满了身穿雨衣、橡胶套鞋的孩子们，他们四处乱跑，等着下午上课。三年级教室周围的气氛特别紧张，因为克莱丽夫人她的教室门给锁上了。这消息在学生中间一下子传开来，说她一个人在教室里为派对做准备，上课铃一响派对就会开始，并且会开整个下午。“我偷看了，”格蕾丝·泰勒上气不接下气地逢人就说。“她拿了一棵缀满蓝灯的小树，她重新布置了教室，所有桌子都挪开了，应有尽有……”

他们班上有些同学紧跟在格蕾丝后面问问题——“你看到了什么？……全是蓝灯吗？”——还有些人在门口推搡着，挤作一团，想从钥匙孔里看一下。

斯耐尔小姐班上的学生不自在地挤靠在廊墙边，大部分学生手插在衣服口袋里，沉默不语。他们的教室门也是关着的，但没人想看看是不是给锁上了，因为害怕门滑开会一眼看到斯耐尔小姐坐在桌边改试卷。相反，他们注意着克莱丽夫人班上的门，最后门打开时，他们看到那班学生涌进去。女生们齐声大叫：“噢！”他们一下全消失在里面了，即使从斯耐尔小姐班学生们站着的地方也看得到他们的教室换了样子。那里有棵缀满蓝灯的小树——实际上，整个教室都蓝莹莹的——地板也清空了。他们只能看到教室中间的一张桌子角，堆满一碟碟亮闪闪的糖果和蛋糕。克莱丽夫人站在门口欢迎大家，红扑扑的脸上喜气洋洋，美丽动人。她朝斯耐尔小姐班上伸长脖子的学生们和蔼、不安地笑笑，然后再次关上门。

紧接着斯耐尔小姐也门打开了，首先，他们发现教室一点没变。桌子还在原地，准备上课；他们自己上课时画的圣诞画仍贴在墙上，脏兮兮的红色纸板剪成的“圣诞快乐”的字母卡片挂在黑板上方已经一星期了，除此之外再没别的装饰。但他们看到斯耐尔小姐桌上整齐地码着一堆红白包裹时，立即释然了。斯耐尔小姐面无表情地站在教室前面，等大家坐好。大家本能地都没有停下来盯着那堆礼物看，也不发表任何评论。斯耐尔小姐的态度清楚地表明：派对还没开始。

先是拼写，她命令大家准备好铅笔和纸。教室里一片安静，她一字一句地报听写，声音清晰，在这间歇中，克莱丽夫人教室里的吵闹声听得一清二楚——一阵阵笑声和惊喜的欢呼声。但那堆小礼物让一切还过得去；孩子们只要看看它们就知道，毕竟，没什么难为情的。斯耐尔小姐做了他们盼望的事。

礼物全包得一样，白色包装纸，红色缎带；有少数几个的形状，约翰·杰拉德目测，像是折叠刀。可能给男孩子的礼物是折叠刀，给女孩子的礼物是袖珍手电筒。不过，由于折叠刀太贵了，礼物很有可能只是折扣店里的某样东西，善意但全无用处，比如单个的铅兵送给男生们，迷你小娃娃给女生们。即便如此也够好了——坚硬而明亮的东西证明她毕竟还有点人情味，可以随意地从口袋里掏出来，给泰勒双胞胎看。（“嗯，是的，确实没有派对，但她送我们大家这些小礼物。看。”）

“约翰·杰拉德，”斯耐尔小姐说，“如果你只盯着我桌上的……东西，我看还是把它们摆到看不见的地方去比较好。”全班同学都咯咯笑了，她也笑了。只是略微羞涩的一笑罢了，在她回到拼写簿前就迅速收住了。可这也足够消除紧张气氛。在收拼写试卷时，霍华德·怀特凑近约翰·杰拉德，小声说：“领带夹，打赌，男生是领带夹，女生是什么小首饰。”

“嘘——，”约翰对他说，但他自己也加上一句：“领带夹不会那么厚。”接着该是本堂课的下个内容了；人人都盼着斯耐尔小姐收好试卷后就开始派对。可是她叫大家安静下，继续上交通课。

下午慢慢地过去。每次斯耐尔小姐看钟的时候，他们都盼着她说：“噢，我的天啊——我差点忘了。”可她没有。两点多，离放学不到一个小时了。斯耐尔小姐给敲门声打断了。“怎么了？”她生气地说。“有什么事？”

小格蕾丝·泰勒走进来，手里拿着半个杯形蛋糕，另一半在她嘴里。她发现这里还在上课，显得相当吃惊——后退了一步，空着的那只手放在嘴唇上。

“什么事？”斯耐尔小姐问道。“你想要什么？”

“克莱丽夫人想问问——”

“你一定要边吃东西边说话吗？”

格蕾丝咽下那口蛋糕，她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克莱丽夫人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多余的纸碟？”

“我没有纸碟，”斯耐尔小姐说。“你能不能好心通知一下克莱丽夫人我们正在上课呢？”

“好的，”格蕾丝又咬了一口蛋糕，转身要走。她看到那堆礼物，停下来看看它们，明显不为所动。

“你耽误大家上课了，”斯耐尔小姐说。于是格蕾丝往外走，在门口时，她狡黠地瞟了一眼全班同学，满嘴含着蛋糕屑，小声地咯咯笑着，飞快溜了出去。分针爬到了二点三十分，接着又爬过它，一点一点挪到二点四十五分。最后，离三点差五分时，斯耐尔小姐放下她的书。“好吧，”她说，“我想现在我们可以把书都收好。今天是放假前的最后一天，我为你们准备了一点——小惊喜。”她又笑了。“好，我想你们大家最好在座位上别动，我把礼物传过来。爱丽丝·约翰逊，你能过来帮帮我吗？其余的人待在座位上。”爱丽丝走上前来，斯耐尔小姐把礼物分成两堆，用两张画纸当盘子装着。爱丽丝端一盘，小心翼翼抱在怀里，斯耐尔小姐拿着另一盘。她俩开始绕着教室分发之前，斯耐尔小姐说：“好，我希望你们坐在位置上等着发礼物，然后我们一起打开包装纸，这样最有礼貌。好了，爱丽丝。”

她们开始沿着走道走，一边读着标签，一边发着礼物。标签是大家熟悉的伍尔沃斯店里的那种，上面画着圣诞老人，印着“圣诞快乐”。斯耐尔小姐用她整洁的板书字体全填写好了。约翰·杰拉德的是这样写的：“斯耐尔小姐送给约翰．G。”他拿起它，就在他摸到包装的那一刹，无比震惊，他清楚地知道里面包的是什么了。等斯耐尔小姐回到讲台上“好了”的时候，已没什么惊喜了。

他撕开包装纸，把礼物放在课桌上。是一块橡皮，十美分一块、很耐用的那种，一半是白色，用来擦铅笔字；一半是灰色，用来擦钢笔字。他用眼角余光看到坐在他身旁的霍华德·怀特，打开的包装纸下是一模一样的一块橡皮，再偷偷摸摸看了一下全班，确信所有礼物都是一样的。没人知道该怎么做，因为看上去足足有一分钟整个教室里除了逐渐小下去的包装纸的窸窣声外，一点声音也没有。斯耐尔小姐站在教室前，十指紧扣，放在腰间，像是一条条干虫。她的脸融化在施予者才有的柔和而颤抖的笑容里。她看上去很无助。

终于有个女生说：“谢谢你，斯耐尔小姐。”于是，其余同学参差不齐地跟着说：“谢谢你，斯耐尔小姐。”

“各位同学，不用谢，”她让自己平静下来后，“我祝你们节日愉快。”

老天有眼，此时下课铃响了，大家闹哄哄地涌向衣帽间，现在用不着再看着斯耐尔小姐了。她的声音从喧哗声中冒出来：“大家能不能在走之前把纸和带子扔进垃圾篓？”

约翰·杰拉德用力把橡胶雨靴拉起来，一把抓起雨衣，胳膊肘左推右挡地出了衣帽间，离开教室，走下闹哄哄的走道。“嘿，霍华德，等等！”他冲霍华德·怀特叫道，最后他们俩一起离开学校，他们跑啊跑，在操场上的污水坑里溅起点点水花。斯耐尔小姐被抛在身后，每跑一步，她就给抛得远一点；如果他们跑得够快，他们甚至可以避开泰勒双胞胎，那就再也用不着想这个了。腿扑通在跳，雨衣热气腾腾，他们跑啊跑，逃避让他们亢奋不已。

 

你怎可逃避孤独

——理查德·耶茨《十一种孤独》

 

彭  旭

 

人们提倡说真话，但谁都知道，有些真话是不该能说的。鲁迅说过一个故事：有家刚生了小孩，大家都来恭喜，有的说这孩子将来会发财，有的说赞美这孩子有官相，最口舌笨拙的，也祝福声“长命百岁”。唯独有个人说：“这孩子将来会死的。”被大家一顿痛打。

理查德.耶茨，也是个会说欠扁之真话的人。他的真话是：“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逃脱得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在他的小说里，孤独并不具备任何诗意、哲思特质，而直接是灰暗的生活常态，人物在这种孤独之中形象卑微，举动笨拙，毫无出路可言，对于读者，所能拥有的阅读感受，也是一种惨淡无希望之旅。

作家本人大半生从事艰辛困顿的写作，短暂走红，又陷入长久的被遗忘。妻女离开了他，长久以来独自生活，白天疯狂写作，晚上烂醉如泥。一生如笔下的故事般凄清。

他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拥有包括冯内古特在内的一大批作家拥趸。他的写作技巧是超卓的，因此，更需要读者在翻阅中保持勇气。关于普通人生活里的种种失意，失落，惨被孤立，遭受羞辱……一开始，你会随着他简洁、细腻入微因而极其富有现场感的叙述，对此心领神会，似曾相识，然后下意识地想要转开视线，合上书脊，预感到会发生什么，就是自己也经历过并极力想遮掩遗忘掉的那一切。他的人物形象太鲜明太亲切，就像读者自己，谁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出丑，站在那儿像个傻瓜，强装镇静，其实羞愧难当，不知所措，无能掩饰的渺小可怜。

产生共鸣，当然是人们热爱一部作品的原因，但仅此不能满足，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在此基础上对自己人生的修订，希望为平淡的生活收获指导和救赎意义，得到心的慰藉。 
　　然而在理查德.耶茨这里，读者的指望成为泡影。他只会让你重温焦虑，重回那昏暗拥挤的生活巢穴。比如这本《十一种孤独》。

十一种孤独的人生。被同学们排斥在外的转学生，为了获得认同编造荒唐的谎言，而唯一试图对这孩子给予关怀的女老师，小心翼翼费尽心思，结果适得其反，孩子一腔怨气，只好用污言秽语和色情画来回报她。这第一个故事就令人深感世事无奈，童年时期已让人无路可逃。

下面每个故事里，都有一颗企望获得社会认同，摆脱孤独的心灵在苦苦挣扎，具备传统硬汉风范却又被同僚排挤被学员抵触的军官；刚刚走进婚姻就面临隔膜各自强行忍耐的年轻夫妻；在妻子与同事那里都找不到一点尊重，到酒吧又被女孩冷落的前二战机枪手……

人是社会的人，只要生活在社会，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愿望，也能把人在某个时刻抛入这难堪境地。这是社会的冷酷，但也未必不出自人物本身的残缺：智力与情商的平庸，外貌或出身背景甚至仅仅是偶尔染上的肺结核病……这里的悲剧，有古希腊式的绝望感，但缺少古希腊的崇高精神，只是庸常的绝望。

优秀作家必须是残忍的，可残忍得如此不留余地，如此“自然主义”是否过分？

在大萧条时代，母亲带着小理查德.耶茨在曼哈顿艰难度日，每当面临饥饿难耐或被人轰走的时刻，母亲就会对对着孩子们高声朗读《远大前程》中的句子。酗酒落魄的母亲，对生活有自欺欺人的理想，像使用过度的安慰剂，令人厌恶而难堪。

童年时代的往事，是不是让作家对于所有关于人生的粉饰，包括“希望”，都产生了反感？不能确定。但这个细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关于创作风格的偏执。他说，他对成功不感兴趣，他喜欢写“失败”。

于“失败”之中，更可以看出存在于灵魂深处的激情，哪怕它隐藏得如此之深。犹记得在成名作《革命之路》中，理查德.耶茨揭穿了“美国梦”的虚妄，中产阶级甜蜜生活背后的空洞，人们深感焦虑，却又找不到出路，“革命之路”，只是一条道路的名字而已，毫无指导意义。

“你要搞到房子，就得找一份工作，如果你要搞到很好的房子，一个甜美的家，那你就得找一份你不喜欢的工作……这就是98.9%以上的人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样单一的价值观就是问题所在，新一代的人，已经背离了梦想与开拓的传统，在同一化的安稳生活追求中泯灭了个性，他们的孤独，他们的焦虑，自然也找不到解决方案。只能在乏味的人生中，受挫而又茫然地走下去。

《十一种孤独》中，这种关于真相的记录，更加尖锐，毫不体谅与同情，更难看到我们想要的“希望”。

但如果你能从疲惫不知所已的步伐中停下来，环顾四周，也未必没有一些特别的：《乔迪撞大运》中，瑞斯军士隐在夜色深处沉默如石的身影，《旧的不去》中，与世隔绝的肺病隔离病区中的前大兵们，在圣诞夜装扮滑稽，大笑喊着祝福的话语，跳过一间间被死亡笼罩着的病房……

令人于悲凉中突起肃然之情的细节，几乎都来源于经历过真实战场的军人。或者，作者想说的是：生活如同一场看不到终结之日的战争，生存下来，是是需要用孤决的勇气去作战的。那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种激烈渴望，年复一年在贫穷与孤独中写作着的理查德.耶茨，也有着这种硬汉子的骄傲。

所以，不必下意识逃避他的冷酷书写。写下这么多庸常看似无药可救的孤独，塑造这么多愚钝可笑的角色，并非出于恶意或绝望。他揭露真相，也许只是在寻找转机，书写孤独，正是他征服孤独的唯一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