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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想写这篇博文，以前去过几次，遗憾地是没带相机。今天早上，我驱车直奔离家七十多公里的，禹州市无梁镇。去周定王陵采风，车子穿过一个个村庄，便进入具次山区。这是嵩岳余脉，地势越来越高，高高的定王陵牌坊展现在眼前，气势巍峨。与其它皇陵或王陵不同的是，定王陵没有神道。据当地传说，当年定王曾有争夺帝位的野心，不用说没有实现，但他气不过，决心把自己的陵墓修得超过皇陵，所以定王陵规模超过帝陵。这是违制之举，他不敢让当朝君臣知道此事，故不修神道。灵柩运至老官山下，民夫们抬至半山安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在明朝诸王陵中，定王陵是规模最大的一座陵，但如果说它超过了帝陵，可能还要通过具体的比较分析才能确定，比如跟已经发掘的北京定陵进行比较。

车停在老官山半山腰，抬头仰望，一层层台阶铺上山去，掩映于树林之中。还看不到陵墓所在，但在这个位置回望来路，两边山脉向远方延展，逾远逾缓。山脉之间则为开阔的平原，那是一望无际的黄淮平原，山脉渐入平原而消失。据说，定王陵大约在明末清初已被盗墓者光顾，此后年深月久，不为人知。上世纪30年代王家村一位乔姓农民犁地，牛的一条腿陷进了一个窟窿里，牛腿拔出来后，乔老汉把长长的鞭杆儿插进去，竟插不到底儿，乔老汉找来村里年轻人，将洞一点点挖开，原来是个墓门。于是定王陵被发现。背依险峻的太白崖，老官山坐北朝南，向两边斜向延伸出的两条山脉，左边为青龙岭，右边为卧虎山。周王陵坐落在如椅子形之东麓山腹之中，朝向东南。拾级而上，半途左手有一平地，系劈山造就，仍有石头铺成的地基基址，是当年祭奠之所遗迹。再向上不远，便看到了定王陵墓门，门前原有大殿、二殿、三殿，清朝时已被破坏，现在遗址尚在，成为一片开阔的平地。陵墓修成后，怕泄露墓葬秘密，把所有建墓的工匠集中到府城隍庙南200米处的深沟中全部杀死，那里至今叫做葬沟。府城隍庙是专为周定王墓修建的，是陵区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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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甬道，跨过墓门，进入前室，一股阴冷的寒气便扑面而来。墓室被昏暗的电灯光照亮，前室两侧各有东西向两个耳室，系陪葬王妃墓室；前室正中有门，跨过台阶便进入中室，正中系安放定王棺椁之所，其后则有南北向四耳室，亦陪葬王妃墓室。按照明制诸王有正妃一人和次妃二人。正中两室靠右一室当为正妃冯氏墓室，冯氏乃征虏大将军冯胜之女。王陵中陪葬的王妃墓室前亦有墓志，但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两方，即《大明周府故次妃杨氏圹志》和《故次妃穆氏圹志》。据两志记载，定王死，穆氏等六妃以死殉，八个墓室所葬应当就是两名正妃和六名死殉。穆氏墓志说“盖由王以疾薨，而妃伤悼不已，哭泣过哀，遂与其同列谋自尽，以从于王。因妃之谋一时同尽者凡六位，皆同于闰七月二十日”。除杨妃、穆妃之外，其余四人墓志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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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是定王死时在世的嫔妃。当定王一命归天时，她们只有殉葬的结局了。志文云殉葬是由穆氏提议，其余五位一时“同尽”的，这是美化其事。殉葬是极不人道的葬俗，历史上产生很早，同时也早就受到人们的抨击，在封建专制加强的明朝死灰复燃。据《明会要》卷十七《凶礼·从葬》记载：“天顺八年，英宗崩，遗诏罢宫妃殉葬。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历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葬，多者至数十人。景泰帝以郕王薨，犹用其制。至是，遗诏罢之。”这段记载说明明朝帝王使用宫妃殉葬制度，从明初至天顺八年（1464年）将近百年。景泰帝即代宗，其子郕王薨，仍用其制，说明亲王死也是用人殉的。但明朝王妃宫女殉葬之制，史书极少记载，穆氏和杨氏墓志揭示了这种残忍事实。定王之后这种殉葬制度在明代又实行了40年。那些女子的命运令人扼腕叹息！

墓门和各墓室均以琉璃瓦镶嵌成宫殿廊檐，地宫主体和砖石墓室皆拱券结构，整个陵墓由墓门、墓道、甬道和前中后左右五室组成，总面积1400多平方米。墓门和各墓室门原有大石门，现在有的倒卧在地，有的歪歪斜斜地勉强支撑着，皆断裂无有完好者。地面原为汉白玉铺就，平坦整洁，现在已经被大理石代替。王家村那位农民发现时，里面尚有棺材木片和残骸，有很多香樟木棺材片儿，仍在散发浓浓的香气。后壁正中有一壁龛，龛内原放置一直径约0.7米的球状白石。前墓中间有一个两吨重的汉白玉大石球，十合青石大门完好无损，据说地宫所有石门都是滚珠封闭，一旦关上，便难于打开。券砖每块重50斤，全部为水磨砖，砖缝一墨一线，整齐划一，瓷砖瓷瓦装饰华丽。在定王棺木正上方，有一洞朝天透着光亮，那是盗墓者留下的纪念。大家惊叹盗墓者判断的准确，从陵墓上方打洞，不偏不倚，正好打在定王棺木上方。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那场十年文化浩劫，许多历史文化遗址都被破坏了，定王陵未能幸免，墓内文物荡然无存。面对空空如也的墓室，每个人都不免感到莫名的惆怅和遗憾。

作为陵区建筑的一部分，在陵右下方约700米处还建有一座王妃陪葬墓，当地称“娘娘坟”。从周王陵走出，乘车右转下山，在山间田野绕了一道弯，便来到墓前。墓后是赵家村，庄户人家的房舍紧邻墓地，，陪葬距地面10多米深。过墓道、墓门、甬道，进入一个环状地宫，总面积700多平方米。水磨砖砌成弧形顶拱，环形地宫外侧四周整齐排列十七个单体墓穴，整个地宫平面图呈齿轮状，而每一个轮齿就是一个墓室。是烧制的瓷椁，外表绿色，内置木棺。墓门是闭着的，棺椁已被打开。当他和大人一起进入环状地宫时，满地淤泥齐脚脖深，那是从上方一个盗墓洞流下的泥水造成的，不用说里面的陪葬品已被洗劫过。盗墓者从洞口下入地宫，而后通过墓门上方爬进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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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地宫按顺时针方向左手行第一个墓室门旁嵌一石碑，上刻“旧王妃墓”四字。据说，这“旧”字学者感到困惑，《康熙字典》无“旧”字，现代汉语中“旧”字系“舊”字之简体，因此称定王为“旧王”，其义为何颇费解。古代墓志多用俗字，辽僧行均编《龙龛手镜》多收此类俗字，我在这本书中查到此字，注音“其九反”，看来“旧”作为俗字早在民间流行。而据《汉语大字典》解释，“舊”（旧）通“柩”，即棺柩。《金史·蔡珪传》记载：金时中都有两燕王墓，大定九年诏迁城外，“启其圹，其东墓之柩题其端曰‘燕灵王旧’。旧，古柩字通用”。“柩王”，或可解作故去的定王，入柩之王也。那么此碑当立于定王卒后，此墓最后封闭之时。则旧王妃墓是这一陪葬墓之总称，非指某一妃之墓。

如果加上定王陵内八个妃子的墓室，共二十五个娘娘墓室。据说，陪葬墓中十七个墓室并未葬满，有三个是空的。与定王陵中六位殉葬的妃子不同，这里所葬十四位王妃或宫女系自然死亡。据墓内《周定王妃墓简介》，年龄最大者61岁，最小者18岁。每一个墓室门前放有一墓志，石制，有志盖和志铭，对面相合。志盖上刻有死者的姓氏。如其中一个曰“故妃倪氏之墓”，志铭曰“大明周府妃倪氏圹志铭”，碑文述死者生平。在我看来，这些文字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可惜大部分散失了。陪葬墓比定王陵幸运，因为里面毕竟还有点儿墓室遗物，虽然皆残缺不全，如棺椁碎片、碑和墓志残片。尤其有几方墓志保存完整，弥足珍贵，分别是《大明周府妃倪氏圹志铭》、7号墓《故宫人李氏圹志》、8号墓《大明周府妃陈氏圹志》、《故妃左氏圹志》、15号墓《故宫人钱氏圹志》。编号不全，是按照顺时针方向编序。为什么在王陵之外又建此陪葬墓呢？大家心里都悬着这个问号。读了这几则墓志便可明了，诸氏皆死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定王卒于洪熙元年（1425年）。由此可以推测，这些人之所以没有进入定王陵殉葬，是因为她们都死在定王之前。定王陵早已修建，但除非定王的正妃，其他早死的妃子和宫女们是不能先于定王入葬王陵的，所以建陪葬墓安置那些先于定王去世的女子。

陪葬墓也是早就修好了的，那些死在定王之前的妃子都被葬在这里。那么陪葬墓中的女子是按照什么顺序入葬呢？从所知几个编号墓室来看，在那环形地宫周围各墓室排序中，既不是按卒年排序，陈氏卒于钱氏之后，墓室在钱氏之前；也不是按地位排序，李氏只是宫人，却葬在陈妃墓室之前。看来她们的排序是事先安排好的，从所知几个编号墓室情况看，应该是按照其生年排列，按顺时针方向左手第一位是生年最长者，按逆时针方向右手第一位是生年最晚者，这应该是定王早就有的安排。陪葬墓简介中说陪葬墓始建于永乐八年（1410年），1420年竣工，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钱氏永乐八年十二月已经入葬，按照陪葬墓的规模和当时的技术条件，这样规模的地宫在一年之内不可能完成，应该说至迟建成于永乐八年。

娘娘墓这种平面既像齿轮，又像花环的地宫布局极具特色，因为这是目前发现的我国仅有的一个墓葬形制。这样一种形制出于一种什么构想呢？我想这可能跟古人世界观念有关。中国人一直认为天圆地方，这些妃子们在世时住的是方形的院子、方形的宫室，死后灵魂升天，这圆形的地宫不就是天的象征吗？既然人有灵魂，既然定王幻想死后继续他生前的豪华生活，继续拥有众多嫔妃姬妾，修建一个环状地宫，每一个墓穴都朝向这一环状通道，也是便于他到了另一个世界后随时临幸，继续他花天酒地的生活。那么，如果说定王陵是他在另一个世界的王宫，这里便成了他的离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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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存的墓志来看，除了陈氏出身官宦之家外，其他人都出身小户平民之家。墓志中夸述这些王妃和宫人盛德，说她们膺王府容德之选，是祖上积了阴德才有此幸运。她们的父母也是因为祖上积德才生了这个女儿。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对于历代皇室选美选妃之举，百姓们都是避之惟恐不远的。一闻皇室选妃的风声，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把女儿找个人家好赖嫁出去，也不愿“膺容德之选”啊！宫门一入深如海，在那礼法森严的王府里，在那嫔妃成群宫女如云的后宫生活中，一个女人一旦进入这个环境，便埋葬了永远的青春、自由和幸福。墓志中一再重复着“王府礼法之严”的话，让我们想像到这些女人每日里战战惊惊小心恭敬的生活情景和日常心态。

从保存下来的墓志记载中，除穆氏和杨氏自尽之外，其余5人年龄分别为61岁、50岁、46岁、36岁、32岁，大多数是盛年而夭，也说明她们在王宫中的生活并不美满。我没有看到陪葬墓简介中提到的那位18岁宫女的墓志。据曾参加整理定王陵文物的专家教之忠先生介绍，他也没有见过。他说，是文革前后已经记不清了,省博物馆曾拉走一通墓志,据说其上记载的年龄不大,但他没有见过，不知道是不是这位可怜的女子的墓志。明代宫廷选美讲求“德容兼具”，所选嫔妃多出身于民间贫寒之家，以此助帝王厉行节俭。明代重妇德，但美貌仍是选择后、妃的最重要标准。“牌坊要大，金莲要小”，是明代对女性道德美与形体美标准的形象概括。上层统治者极力倡导女性贞节与缠足，小脚成为女性美的第一标准，上引诸志中讲到每一位女子的入宫，皆云“膺容德之选”，正是这种审美取向的反映，其中“容”的一面便包括“小脚”这一重要内容。总之，这是一个形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到严重戗害的女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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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王陵规模宏大，其人政治功业却难与相配。可堪一道者是朱橚在世时曾主编《救荒本草》八卷、《普济方》一六八卷、《元宫词》百章，流传后世。其著《救荒本草》的原因，是当时河南连年遭灾，百姓缺衣少食。为了救人疾苦，他采集草叶树根，亲自尝食，为百姓吃草叶树皮提供参考。这本书的科学价值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已经有《明藩王朱橚科学成就研究》论文集出版。《救荒本草》是有世界影响的著作，很早就流传国外，并得到极高评价。这本书于17世纪末传入日本，在日本多次刊刻，并有手抄本多种流传，德川时代（1603—1867年）受到极大重视，有关的研究文献多达15种。俄国毕施奈德于1851年就已开始研究这本书，对其中176种植物定了学名。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植物篇肯定了《救荒本草》的重大原创性价值。药学家伊博恩把它译成英文，除对植物定出学名外，又进行了成分分析测定。通过比较，他认为《救荒本草》的原版木刻图比《本草纲目》高明。德国植物学家布赖特施耐德指出，《救荒本草》比欧洲列国同类书出现早了70年；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施温高认为《救荒本草》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而且是当时最好的研究救荒食用植物专著。他认为中国人对救荒植物的关注，促成了中国今天拥有大量的栽培植物。栽培植物的数量很可能是欧洲的l0倍和美国的20倍。植物学家里德在《植物学小史》中赞颂《救荒本草》配图精确，说它超过了当时的欧洲。科学史家萨顿则赞叹说：“了解中国艺术家优秀的传统，就不难理解《救荒本草》插图的极端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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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在连年饥荒的情况下，朱橚动用大量劳动力修筑两座规模宏大的陵墓，该有多大破费！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达官贵族可能会做出某种解救民生困苦的举措，但都建立在不损害个人利益的基础上。他会去鉴定或挑选可供食用的草叶、树根之类的东西，推荐给饥民，但修建自己的陵墓却不会因此而降低成本和耗费。永乐三年九月（1405年），在与朱橚著《救荒本草》的同时，朱棣曾“赐王书，以擅调湖州官军及用箭簇烧烙无罪之人，凌厉有司，虐害百姓，戒饬之”（《明史》卷86）。周王府欺压百姓的行为连其皇兄都看不下去了。据说，周王著书之时，河南连年遭受灾荒，百姓饥馑，在这种时侯周王“虐害百姓”的作为怎能受到肯定呢！

不要忘了，定王在世时，除了建陵劳民伤财外，其周王府的修建也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工程。周王府的兴建大约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已经筹备，负责此项工程的是其岳父宋国公冯胜将军。第二年八月，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动工，冯胜接到明太祖朱元璋的一道通知，要求停工。《明太祖宝训》卷3载其敕文曰：

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麦耳，近闻尔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当播种之时而役之，是夺其时也。过此则天寒地冻，种不得入土，来年何以续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农时，朕封建诸子，将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夺农时，朕恐小民之怨咨也。敕至其即放还，俟农隙之时赴工未晚也。

这项工程可能因此暂停了一段时间，但至迟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工程便大张旗鼓地进行着。工程不仅役使百姓，而且调集了相当数量的军队参加。朱元璋闻知此事，命宁侯张温、雄武侯周武往河南理军务，要求尽量压缩兴建的规模，减轻百姓和士兵的负担，谕之曰：“河南将士疲劳多矣，宜善抚之，凡役万人者可役千人，千人者可役百人，使得更休，毋尽其力。”定王于洪武十四年就藩开封府，王府当于此时完工。定王陵及陪葬墓当是定王就藩开封后开始筹划营建，这些工程究竟用工多少花费多少银两，已经无法计算了。夕阳的光辉倾洒在中原大地上，车子在从无梁镇返回禹州市的道路上奔驰，我一直陷于沉思。再想到葬沟里那些白骨和定王陵中殉葬的女子们，心里不免泛起阵阵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