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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阿丁有十几年的关系，我们还住过一间房。我们两个在2001年我刚上网的时候就去了一个体坛周报的沙龙，我们狂写球评，一千字100块钱，我们写了很久。当时我在县城做警察，他是一个麻醉师，还在保定开了一个民间诊所。我们两个想逃离中小城市的生活，因为跟你在一起写球评的人都是大城市的人，还有的是海归，你就会对你所待的地方有厌恶感，然后你想跑出来，因为一种本能的虚荣心跑出来。
        
    他去重庆，我去郑州，都绕了一大圈，从郑州到上海，到广州，他从重庆到天津，到北京。他先到北京，然后他把我招到新京报来，我当时来北京的时候在新京报体育部，我没有地方住，没有钱，就借住在他家的客厅里面，他也是租的房子，打地铺，他酣声如雷，每天上午都有楼下的房东来敲门，每天重复这个事情，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
        
    我们做了八九年的体育，然后有一天他突然给我一个长篇的稿子，叫做“腐食动物”，后来出版叫做《无尾狗》。我对他写球评的水平是知道的，但看这个小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字，我就震惊了。他“地下党”搞了这么久，我是他最好的兄弟之一都不知道这个情况。有一个15万字的小说出来了，而且放在我面前，我就把它读完了，压力非常大。没过一个月，我在体育报另外一个同事柴春芽拿着比这个更厚的长篇，他是一个摄影记者，放在我面前，说阿乙你帮我读一下吧。
        
    这两部作品是我看过的汉字里面，估计是50年以后都可以拿得起来的小说，而且都是没有出版的状态下都放在我手上的打印稿。我都读完了，然后就想到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按比例算的话，100万人里面出一个刘翔，在很小的圈子里面出了一个阿丁、出了一个柴春芽，难道还出一个艾国柱？我就另辟蹊径，写短篇，因为按照我的体力只能写短篇，我算是阿丁给我震醒的一个晚到的写作者。
        
    所以，我们两兄弟有很多人生的重合，我们都有过很野蛮的经历，就是把自己过去斩断，斩断了自己过去原来在小城市里面还相对比较优越的生活，然后又斩断了球评，斩断了体育编辑的道路，走向了文学。到今天，我们再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做体育的人，因为你把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政客一样，把这种身份洗干净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未来，不会有一天用另外一种身份来洗掉自己写作的身份。我考虑过很久，未来有什么方式会让我洗掉这个身份，可那时会发现自己已经老了，没有办法重新再开辟另一段人生。
        
    每个人都只有一生，长的80年，短的50年，过去就没有了，就是白骨一堆。如果这几十年的人生你不把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做完的话，我觉得非常遗憾。我觉得我现在找到写作以后，我再没有别的什么想做的事情。我不想吃海参，也不想做别的东西，我就想写出一个牛×的、伟大的、惊世的、终极的作品，写完了第二天就死了算了，就结束了。
        
    可能我很久以后都完不成这个任务，我会觉得一生都很失败。但是，我和阿丁兄弟都有这个豪迈在这里，就是至少我们做过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