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关军《无后为大》

    北京有一个很闷骚的“老男人饭局”，我偶尔参加一下。有一次聚餐搞得像是地下党接头， 我手机里的提示短信是：进某某胡同50 米被墙拦住去路就右拐到了公厕左行5 米再右转10米……那是一家比耳朵眼儿大不了多少的云南风格的餐吧，老板兼任伙计还偶尔下厨。她不到三十岁的样子，眉目清秀，戴着文质彬彬的眼镜，看上去与前述三个工种都不搭界，倒是很符合她母亲依然以为的那个职业—这女孩原本在福利优厚的政府部门做公务员，这成为家人骄傲的资本。女孩因无法忍受机关生活，瞒着身在外地的家人在幽深巷子里开了一家小店，过着辛苦而自由的日子，几年下来，她一直制造着仍工作于政府机关的假象，免得家人受到“巨大伤害”。

    也是在那次聚餐的时候，朋友张立宪讲起另一个故事：他认识的一个女孩，奉家人的旨意去英国留学，待了一个多月就厌倦了。她逃回国内，却不敢告诉家人，于是想尽各种办法蒙骗，显得自己仍在英国，这种艰难的表演持续了很久。

    这是两个关于欺瞒的故事，但背后一定有着我们无法尽知其详的可怕的“关爱”。

    我的故事不如她们的有特色，但也可以归为对家人关切怀有恐惧的那一类。2002 年，父母与我一起在广州生活。春节前，《南方周末》照例要搞盛大的团拜会，我就和父母一起参加了。团拜是在一个粤式海鲜酒楼，那宴席的档次，比我给父亲办70寿辰都要气派，报社同仁轮番敬酒，搞得父母受宠若惊；抽奖环节的奖品价值从八百到两万不等，领导为家属派发的利市（红包）沉甸甸的， 母亲离开酒楼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 竟然有1000元，她和父亲都有些惊讶。

    自从我1998 年丢下铁饭碗又离开家乡，父母就一直把我当一个流浪汉来同情着，忧虑着。真的要感谢《南方周末》，那气派又慷慨的团拜会抹去了父母心头的愁云。在我离开《南方周末》的几年里，一直瞒着父母，他们以为我仍供职于那家感人的报社。后来有一次闲聊，终于还是说漏了。我连忙补救，告诉他们现在为美国老板打工，年终奖好几万呢。事实上，我这时已赋闲在家。就这样，我卷入了一宗连环诈骗。

    对父母说谎的时候，内心多少还是愧疚的，因为我深信，善意的欺骗毕竟也是欺骗，正如以爱的名义实施的控制终究也是控制。但是没办法，比起因家人为你担忧而生的愧疚，说谎的愧疚要轻上一点点。

    要知道，当家长对子女太在意的时候，家长过度的牵挂、关切、纠结、心痛都会成为子女的负担。

    图书编辑王晓是我的朋友，四十岁才有了孩子。他称自己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女儿几乎是他如今生命的全部意义，但他又极力掩饰不敢让女儿看出这一点，以避免形成压力—王晓在大学里是学过教育心理学的。七八岁的时候，女儿去王晓供职的出版社玩耍，游戏中遭到同事孩子的排挤，当爸爸的只是在内心里偷偷地痛了一下，他觉得没有人会看出来。回到家里，年幼的女儿却来安慰爸爸，这让王晓觉得，自己灵魂深处的秘密在女儿眼里可能洞若观火。父亲的敏感与怜爱成了女儿的压力，这反过来增加了王晓的不安。后来，女儿遇到什么烦恼，就很忌惮于告诉父亲了。

    进入成年以后，与好友之间，我崇尚淡淡君子之交，在家庭关系中，我也不是一个对关怀需求旺盛的人。在我的心理需求中，理解比关切要重要得多，自由比相互慰藉更为珍贵。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感受—当你做一个抉择的时候，觉得不仅是为自己负责，因为你能感到有人在为你操心，为你焦虑。有人谓之为温暖，我却将其视为羁绊。

    看了上面几则事例，要是谁认为两代人之间的类似欺瞒无关痛痒，我只能惊叹于他的超脱。在我看来，一个家庭需要的是正常的、率真的、简单的关系，而不是靠敷衍、蒙骗来维系的不真实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