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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在伦敦的流行，实际上也是商品贸易繁荣的直接产物。17世纪英国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往来已非常频繁，成吨的咖啡豆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伦敦港。不久，伦敦的第一间咖啡馆设在1652年的圣·米歇尔大道，店主是一个亚美尼亚人，专门出售土耳其产的咖啡。在此以前，包括在牛津等地已经陆续有人开设咖啡店。尽管这种新颖的饮料直到1680年还被一部分英国人视为“极端无用，因为它既不能滋养身体，又不能使人堕落”10。但更普遍的情况是，因为好奇而进入咖啡店一探究竟的顾客越来越多。他们逐渐发现，在这种小店消费一杯带有特殊香味的饮料，其间与周围三朋四友说话聊天、交流思想，实在是一件很惬意的事，至少，人们可以暂时逃离外部世界的诸多不如意。

    伦敦人给当地的咖啡馆起了一个有趣的外号—便士大学。这个诨名的意思是说，当时的咖啡馆消费不高，一杯咖啡平均才花费大约一便士价钱。11然而，人们在此小饮一杯所得到的知识上的收获，价值却远远高于一便士。在这所“社会大学”里坐上一天，一个人所能接触到的来自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士会带着各地最新的消息、最时髦的思想与这位踱进咖啡馆的人进行交流，早期的新闻业就这样在飘散着咖啡豆香的咖啡馆里诞生了。英国《观察者报》的主编艾迪生（Joseph Addison）在该报1711年3月的卷首语中有以下名言：“有人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了地上与人共居，我的野心是希望有人说我把哲学引出私室、书房、学校、大学，让它进了俱乐部和会议厅，停留在下午茶桌上和咖啡馆里。”12咖啡馆很快成为了新思想的前沿阵地，人们在咖啡馆里所接受的知识碰撞和洗礼，真可以称得上是“胜读十年书”。

    此等好去处，伦敦人怎肯轻易放过？18世纪初，一位来到伦敦的旅行者对咖啡店曾有一番细致的观察。他吃惊于咖啡馆里人们对于新闻和报纸的热情：“在这些咖啡店里边，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公共报纸。每一个英国人都是新闻的热心读者，工人们每天上班前的第一件事是走进咖啡馆阅读当日最新的消息。我甚至经常在咖啡店里边看到几个擦鞋匠花钱购买一份报纸，然后尽情阅读。没有什么事情比聆听这种阶层的人谈论政治更有趣的了。你可以经常看到一个英国绅士谈论某个和平协议比谈论他家里的事情还要熟悉。”13据统计，在1702年，伦敦尚且只有一份英文日报，而到了1709年，伦敦每日发行的报纸种类已经达到了近二十份。14报纸和新闻业在伦敦的发展，不可谓不迅速。

    除了新闻业在咖啡店里的蓬勃发展，这里的政论小册子也是铺天盖地。由于18世纪初的英国议会还不允许自由的新闻报道，因此，对言论限制较少的咖啡馆成为普通人论政议政的最佳场所。15政治话题和新闻业的碰撞让这里逐渐成为了一个“公共意见的集散地”。人们在咖啡馆传递、分享信息的过程也逐渐塑造了公众对他们所关心话题的意见与共识。这种公众意见包含了文化、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所有这些话题全都被塞进了咖啡馆这一方狭小而喧闹的空间。

    咖啡店在伦敦人日常生活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已无须赘言，舍掉这个场所，人类文明此后的发展进程将不可想象。为此，剑桥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马丁·琼斯曾在一本著作里不无感慨地说，欧洲的城市咖啡馆具备了未来饭店的许多特点，那些农民工的小酒馆逐渐变成了由书、小册子、最新的报纸构成的一个公共空间。商人、旅行者、政客和知识分子们啜饮着“醇厚的、有益健康的液体”，在咖啡馆里小憩。咖啡馆因此可以称得上“国际文化文本交流的网络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