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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晓松：冯唐是我惟一主动约见的人，以前从来没有——女生除外啊。我看了他的《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后，特别喜欢。我当时有辆房车，带酒吧厕所卧室的那种，为了隆重地迎接冯唐，我就把那车停在午门与天安门之间的空地上，夜里，两边的灯光照着还挺好看的，那儿什么都没有，就停了我一房车，车里还摆好了酒，然后冯唐同志就莅临了。哈哈！
　　
　　冯唐：我上大学时听过晓松的歌嘛！正好引荐的那个作家我们也都认识，然后就一起玩玩呗！
　　
　　高晓松：不是惯常的那种组很多人的局，其实就我们俩约来聊聊。
　　
　　冯唐：见面都11点多了。
　　
　　高晓松：那会儿到现在也有六年了。我新专辑的名字叫《万物生长》，是因为冯唐的《万物生长》给了我很好的感受。以后我可能把冯唐的小说拍成电影，他写的小说特别像东欧电影，看完不冷，很温暖。
　　
　　冯唐：我音乐舞蹈差得一塌糊涂，不能像晓松那样写歌，但我会写诗。
　　
　　高晓松：我那时为什么要找冯唐？因为他小说里写了一个事儿，我特感动。他说和一女孩在下过雪的三环路上溜达，看到一流星，女孩说你许个愿吧！他就许了一个愿。等过了十五年，俩人在东四的红焖羊肉—我也去过好几次，一写那儿就挺有感受的—俩人都有家有口了，那女孩问，当时你许了什么愿？他回答说：“我许的愿就是让你一生不得安宁。”我觉得特好，就特别北京男孩。
　　
　　我对北京的印象，在听觉上更有记忆。站那儿，可以同时听到三个以上学校的下课铃声，铃声还不齐，可能学校的钟不太准，到了那个点就此起彼伏地响。所以小时候不用有表，在睡觉或者干吗，听到哗哗哗的铃声响了，你就知道中午到了。
　　
　　冯唐：对北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几条路：颐和园仿苏堤的那条路；去午门筒子河那边，绕故宫走南边，那条路也挺舒服的，小时候经常在那条路上拉女孩逛。我在27岁之前，除了六次军训，就没出过北京城，所以那个时候的记忆全是关于北京的。现在住香港也快七年了，除了写东西就没地儿想去的，可在北京，就会有那么七八个人想见，我想可能是这个城市才会有的吧。会让我觉得特别亲切的还有，每次回来，刚下飞机会闻到烧煤的味道，空气是特别冷、特别干脆的。现在这个地方就离我小学的操场特近，几乎可看到里面的景色。有时候特别奇怪的是，记忆都是现实，写东西都是超现实，在别的地方这种间隔感好像不是那么强烈。
　　
　　高晓松：我出国的头一年特高兴，一点儿都不想北京。刚出国的时候，先想起来的都是不好的东西，我不能看北京和这个圈子的新闻。我老婆买杂志报纸回来，只要翻到有关这圈子的彩页甚至看到上面印有熟人的名字，我就说你快把它拿下去搁桌子底下我再回过头来，要不然就吃不了饭。当有一天，一年半后回来，下了飞机看着这城市的样子都还没觉得怎么好，忽然听见北京老太太在那儿打岔，一下眼泪都快下来了—“打岔”就是，你开一车过去，排气管冒黑烟，老太太就会说：“小伙子，你这车烧煤球的啊⋯⋯”—后来想想，其实乡愁是最基础性的一种情感，比父母儿女比爱情还要基础。就像你对自己的孩子、父母一样，你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你天天都想离开，等你离开了，刚离开时还特高兴，终于没人唠叨，等到久了，发现原来这东西在你心里其实还是挺多的。
　　
　　冯唐：其实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这种疏离感在北京才最浓。最开始是离开北京才有疏离感，现在是在北京疏离感最强。
　　
　　高晓松：也是这城市变得太大了。你看到的东西和你的记忆有很大的区别，你要是不在这儿，想起的东西就是你想起的东西，没有时间的变化。就像你爱的人十五年后在你面前坐着，这爱情就特别怪异，可她要是不在你面前坐着，她就还是当年那个长辫子。
　　
　　冯唐：这样更残酷。更接近生命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