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随笔（3）景德路纪行（下）

出了城隍庙再往东不远，就是雍熙寺弄了。这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从1951年到1958年，我在这里上了七年小学，我要去看看我的母校景德路第一小学的遗址。

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雍熙寺弄总共不过三五十米长。从景德路到雍熙寺大概三十米，向西转弯到小学大约还有十来米。文化大革命时我回家，知道这所于清末在长洲城隍庙房子里成立的小学已经撤消了，成了平江区教育局的招待所。雍熙寺也拆掉，改成了“月中桂”日用化工厂。当时我还年轻，没有兴趣怀旧，故而也并未略多走进几步去看一看。现在，景德路又放宽了一些，雍熙寺弄两侧的房子已经全部成了水泥的楼房，“月中桂”的大楼显得离开景德路更加近了许多。我走过“月中桂”门前往西，小学的遗址里，工人们正在施工。走进施工的房子里面一看，实际残存的旧房只有两间。从房屋的木制框架和所在位置仔细辨认，这残存的两间房子，西面的一间似乎为原来的长洲城隍大殿，50年代尚存有城隍老爷，不过老爷们被规整到大殿的北部，木栅栏外的南部做我们的音乐教室。上音乐课时尚有乡下的农民前来烧香。东面的一间则为原来一年级的教室和教室外的走廊。走廊的东面原来是学校的大门，校工或他的太太张妈拿着长柄的榔头去敲打悬挂在门边的铁钟，铛铛一响，就上课或下课了。走廊的南面应当是一个天井，天井里有很好的太湖石假山，天井边的厢房是老师的办公室，当然，现在是荡然无存了。看惯了现在的标准化大教室，再来看残存的两间屋架，显得这么小。房屋南北的墙壁显然是后来砌起来的，用的是现代的砖块，工人们正在用大锤砸去这些墙壁，看来要恢复原来长洲城隍大殿的样子。一百多年前，先辈们为了发展教育事业，破除迷信，把城隍庙里的“老爷”或搬走或砸毁，建立了小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庙宇的屋舍作为学校早已经过时，大多数房子早已拆毁。而残留下来的两间庙舍，又要作为文物而恢复，这也是一桩有趣的事情。

从雍熙寺弄回到景德路，继续向东，也就五十米的光景，就是我的出生地了。我估计是在“新苏州商城”门前大字牌号最后一个字的地方，我在那里生活了整整十七年。少年的生活是影响人的一辈子的。它养成了我的性格、语言、爱好、习惯。那里原先有我熟悉的环境、邻居、房舍、街道等等，现在却都是生疏的。幸而路南边的房子并未完全拆掉。一条“长安弄”帮我确定了位置：原先我家隔壁的“玉器作”正对马路对面的“长安弄”，一条小小的实窒弄堂。在完全生疏的商城门口也没有什么好停留的，于是我穿过马路，走进长安弄。弄东靠景德路成了“第一百货商店”的房子，没有什么好看的。往南一直走到头，原先是马医科8号的后门。那是一所很大的房舍，里面既有旧式的房子，也有民国时期新式的花园和洋房。我的一位未同班的高中同学住在那里，十七八岁的同学，其尊大人却已经八十多岁了，当时这是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年龄，人们认为这与他曾做过东北某省的督军有关。60年代初，在洋房底层的大厅里，街道办了一个托儿所和幼儿园，我的外甥曾经放在那个托儿所和幼儿园，我多次到那里去接他回家。我的外甥，从出生30天开始，就由我母亲抚育。他的母亲、我的姐姐就回到了大西北她的工作岗位。那是大跃进和接下来的“困难时期”，物资特别匮乏。要托人到上海买来奶粉，但每个月也只能买到两袋。有一个阶段，每天早晨泡上大米，我和三哥放学回家用研钵把大米研成米浆，加热调成糊状，做奶糕的代用品。显然，这样做会导致营养不良，但是，在那样的岁月里，能够生存下来就不容易了。他与其他孩子一起代表幼儿园去街道表演节目，我父母亲看了高兴得合不拢嘴，非常自豪。他就像我的小弟弟一样。我们弟兄姊妹大多在十几岁就离开父母到外地学习或工作，他却一辈子在我母亲身边，即使上山下乡也是在上方山，可以经常回家，他是我年迈父母家顶梁的“男孩子”。不幸的是，在90年代，那个疾病无情地夺去了他壮年的生命。远远望去，马医科8号的房舍无论是旧式的还是民国的花园洋房也都没有了，一座新的大楼矗立在那里。

我从长安弄底往回走，弄西的房子倒仍然是旧的，这是“孤存”了。原先的长安弄3号实际上也是正门在马医科的房子，我的一位小学时最要好的同学住在那里。我们也几十年不通消息了，前两年，我从百度上查到，他大学毕业后在苏州做了一位相当级别的干部，我估计他不可能再租住在那里了。那里的一些房子好像改为转运垃圾的什么站，一些工人在出出进进。继续退到近景德路口，我问一位正在门口弯腰干活的年轻女子，这里还有没有老的住户。那位女子显然听不懂我的苏州话，茫然地摇了摇头，说了一句“不懂，问里边”。我走进去，还是问有没有老住户，出来一位六十来岁的男人，问道，姓什么的？我说，姓郭，“合发”里的。我知道，这里是原来“老合发”纸店的房子，隔着马路与我家门对门。他指着里面，满面堆笑，有的、有的。从里面院子里出来一位女人，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你是对过F家里的（家，入声）。”我面对一张熟悉的面孔，倒有些茫然，看着她，问道：“你是？”“我是阿福。”我也想起来了，连称阿姐。她说她老了，七十六岁了，家里的房子也都重新翻造过了，现在租出去，得些租金。其实，她一点也不显老，略有些肥胖的脸部，没有多少皱纹。她提起了后面的花园，我说记得，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去他们家的园子里玩，在我的心目中，它与鲁迅先生所说的他的百草园相似。在城市中心，有这样一个园子真是不易。与我家相反，他们家的女孩子多，有几个比我大十几岁，都把我当做她们的小弟弟。阿福姐姐把我领到前面的一间屋子里，说让“小老虎”看看，还能够认出我不。“小老虎”是她弟弟，也七十五岁了，体格壮健而显得年轻。我到前面，称呼了一声“老虎阿哥”，他也认出了我来。大家叙了叙旧，说了说现在的情况。他说，他与我哥哥同岁，都属老虎，过去这附近有八九只老虎，我家隔壁何家的家寿、彭家的金娣，铅皮店里、藤榻店里、牙科医生家里，以及西边的刘家，都有老虎。他一下子说出了40、50年代生活在这里的老乡邻家里同岁的八个伙伴，真是好记性。像阿福姐和小老虎哥那样，在一个地方生活了七八十年，他们是那里的活字典。对于那些邻居的称呼也是很有意思的，有的称行当，如玉器作、银匠店、藤榻店等，有的称店号，如周万春、叶受和、刘万兴等，有的则称姓氏，如何家里（家，入声）、彭家里等等。每一家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固定的称呼，熟悉的人不会搞错。一旦说不对，别人就弄不清楚。例如，上面老虎哥哥说到西面的刘家时，就没有用我们习惯的称呼，搞得阿福姐姐和我都弄不清楚是哪个刘家，那家习惯上是应当称呼他家的店号的，但是我们三个人都忘了，因此需要用好几句话来描述，才能够使我们三个人都明白。等我离开他们时，我才突然想起来，那个邻居家的店号是“冠生”。可见，我们都还是老了，有时候思维会突然卡壳。

告别郭家姐弟，我沿着景德路南侧的街道又向西走了一小段，都是一家接着一家的店铺。什么店铺？不知道，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看见挤得满满的小店铺，红红绿绿的店面，一家接着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