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探索无禁区，技术运用有限界

这几天，一条“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的新闻在中国和全世界的科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科学网博客上，有关这件事的讨论也占了压倒性的优势，生物医学界的朋友基本上都对此表示谴责，认为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违背医学伦理”。也有一些人对于这种谴责表示保留的态度，认为应当允许科学探索。

我对生物医学是外行，不过，经过这几天对关于此事各种看法文章的学习，也有一些体会。我总的看法是“科学探索无禁区，技术运用有限界”。

科学探索是对各种自然现象（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自己）的探索，只要是自然界的未知领域，都可以说科学探索的对象。我们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经过前人的探索而得到的，我们现在的科学探索、科学研究也正是在不断积累着人们对一切自然现象（包括我们自身）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探索无禁区，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探索和研究的。

那么，有人会问，既然科学探索无禁区，为什么说“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这个研究是错误和非法的，要受到科学界以及全社会的谴责呢？原因很简单，这项工作并不属于单纯的科学探索，而是一个技术的应用。科学探索没有禁区，技术的运用却是一定要受到某些限制的。

如果说，科学探索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要认识世界，那么技术的应用就是被拿来所谓“改造世界”。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混淆，也就是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人们常常说科学技术是“双刃剑”，这实际上是把科学和技术搅到一起去了。科学没有什么副作用，不是什么双刃剑，可能产生副作用的是技术的应用。技术如果不能得到正确的应用，就可能对社会、对人类及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不好的作用。所谓改造，可以朝着好的方面。也可以朝着坏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技术这才是一把真正的双刃剑。人们常常把一些不适当的发明家称为“科学狂人”，这也是混淆了科学和技术的界限。

也正因为技术有双面的影响，所以，对于技术的运用，需要设置一些必要的界限。拿人类胚胎细胞的基因编辑来说，我们国家在《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中，曾明确规定了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同时任何人也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这就是给该领域的技术应用划定了一个限界，这就是在该领域确定的一个学术规范。任何无视这个学术规范、超越这个限界的行为都是错误的，都应当被整个学术共同体所谴责，都应当得到必要的惩处。这一次贺建奎等人的“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就直接严重违反了生命科学界的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必须得到必要的惩处。不然，这些学术规范、这些规定的条例就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了。

近几十年来，科学与技术的交叉越来越厉害。科学探索中往往要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而最新的科学发现也往往立刻被用于技术的革新。所以，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仅仅是纯粹的探索世界，在探索的往往同时伴随着对于研究对象的改变(对于微观体系，这是必然事件，观察对象的同时必然改变观察对象的状态)。这样，对于技术的运用就更加需要有一个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

这些学术规范的依据是根据当前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来估计技术的运用对全人类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是有利还是风险太大。当然这种利益或风险的估计还是有科学共同体做出并由各国的科学管理当局加以规范化。一旦这种技术运用的界限已经制定，所有被管辖下的科学工作者都必须自觉遵守。

也只有科学工作者都自觉遵守这些学术规范，才能够保证科学研究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也才能够做到对全人类以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有有利的而不是有害的影响。 

当然，对于技术应用的限界并不是绝对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即人类对于世界和这种技术的认识加以重新评估，但是，在一个时期内，这种限界必须要相对稳定。在人们的认识没有得到大的改变之前，人们不能私自突破这种限界。

实际上，对于技术运用的限界不光在生物医学领域存在和需要，在物理、化学、地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都有各自的限界，每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都应当注意这个大问题，也就是说，在进行科技活动时，必须考虑到对于人类及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这应当成为所有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