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280元，看了一部戏，而不谈论它，有点对不住自己。可要谈它，又无从谈起。

2012爱丁堡前沿剧展，杭州站演出西班牙经典默剧《安德鲁与多莉尼》。全剧80多分钟，没有一句台词。甚至没有表情。因为演员都戴了夸张的面具。面具只用于指示年龄，表情是固定的，卡通化的。整场演出，全凭演员的肢体语言，配上灯光、背景音乐和自然音响，如开门，关门，打字等。但就凭这些有限的手段，它演绎了一幕幕悲喜交集的人生，赢得了观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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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演出过程中不准拍照，录音或摄像，所以只能凭记忆，先用笨拙的语言叙述一下情节。说的是一对老夫妇。老头是个作家，一天到晚在家，用老式打字机写作。老太年轻时是个小有名气的大提琴手，退休后患了老年痴呆症。开始，老俩口还不时闹些小矛盾。后来，老太连生活也不能自理了。随着老妻病情的加重，老头慢慢地放弃了手头的工作，全力以赴服侍老妻、努力帮助她恢复记忆，还承担了洗衣服，打扫卫生间之类的家务杂事。在帮助老妻恢复记忆的过程中，他自己也慢慢回忆起了早年与她一起度过的浪漫时光。于是，这对老夫妻的一生就在过去与现在，回忆与幻想中不断闪回。老太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直至完全失忆，最后，去了另一个世界。只留下老头一个独居。之后，老头也去世了，留下一叠手稿，纪录了老妻患病后，两人相濡以沫，共同恢复记忆，重温旧情的过程。剧终时，他们的儿子和怀孕的媳妇搬进了父母住过的公寓，于是，新的轮回重新开始。

故事并不复杂，但演出可不简单。因为剧中情感的张力，都是通过一个个哑剧片断段呈现出来的。舌头和面孔完全退出交流领域，全靠肢体动作撑起全剧。比如开场第一个片段—— 

幕启。一个普通家庭的客厅，有两间门分别通向卧室和卫生间。正中是一张写字台。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正在用一台老式打字机打字。他打得很快，很熟练，空旷的舞台上，噼哩啪啦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他打完一张，得意地自我欣赏一番，把它夹入已经叠得厚厚的一堆稿纸中，接着取出一张白张，夹入打字机中，开始新一页的写作。

卧室门开。一个穿睡衣的老太出来。走到舞台前部的一把大提琴旁，坐下，演奏。刚刚拉出第一个音，老头就不耐烦地拍了下桌子，然后继续打他的字。老太犹豫了一下，右手拿起弓，左手手指无声地在琴弦上拨弄着。一不小心，又拉出了一个音，老头又拍下桌子，把正在打字的纸揉成一团，扔进身边的垃圾筐。老太再次默然。如此场景重复多次。然后，门铃声响起。老头没有理会，埋头打字。老太也没有理会，管自己无声地拉琴。门铃声越来越急。老头指指房门，示意老太去开，老太则扭头，暗示老头去开。僵持不下，最后还是老太让了步，站起来去开了门。然后是儿子进门，老头老太分别用手势指点对方，彼此数落对方的不是，同时争相吸引儿子的注意力。老头把儿子拉到写字台前，让他看自己的新作。老太从卧室拿出一件新毛衣，要给儿子试穿。双方争执不下，弄得儿子好不耐烦，挣脱父母，夺门而去——嘭！后台传来一声闷闷的关门声。灯暗……

没有能指，也没有所指。动作解构了语言。肢体解构了舌头。一切全靠语言背后的参照物，那三个木偶般的人物的肢体自己演绎，自己活动，慢慢走向各自的命运。脱离了符号的表演呈现出生活的本真。要是德里达还健在，看了此剧，肯定会叹“吾道不孤”，把它作为一个解构主义的典型文本。不过，它虽然解构了语言，却没有解构意义。只是这个意义更加纯粹，更加本真，因为它摆脱了传统戏剧对时代背景的描述、人物性格的刻画，表现的只是纯粹意义上的人，以及他所面对的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生、老、病、死、欲，以及相关的感觉、情绪和动作。就此而言，它与存在主义精神不谋而合。我想，萨特的在天之灵，看了该剧，肯定也会喜欢不已。至于我本人的观感，首先是无语，实在要说，只能戏仿一下莎翁《麦克白》中的一段台词，“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只是三个行走的影子，三个高明的演员。它登场片刻，便无声退场。没有喧哗和骚动，却充满了意义。”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谢幕时，三个影子演员卸掉了丑陋的卡通面具，哇！居然是三位年轻人。一位卡门般漂亮的西班牙美女，两位堂璜般英俊的西班牙青年。想起他们在台上扮演的那种活灵活现的老态龙钟、步履维艰、痴呆迟缓，怎能不让人拍手叫绝？别人感觉如何我不知道，反正我的手掌是拍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