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路历程》与《西游记》同以宗教取材，同样塑造了一个作者理想化的主人公，在艰苦卓绝的天路上排除万难，奋勇向前，直到走到理想中的天国为止，表现了不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一往无前、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的精神。《天路历程》被西方人誉为“最完美的寓言作品（Allegorical Novel）”，《西游记》是“中国中世纪的神话”，它们都截取出世的题材，却又针砭时弊，体现出深刻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呈现出入世的思想。况且，《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在中国又被译为《圣游记》，而《西游记》，据英国人海伦·海斯（Helen Hayes）的翻译，又定名为《the Buddhist Pilgrim’s Progress: the Record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ern Paradise》,这两部小说书名中英文翻译的细节类似说明了中西方的学者早就看到了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并将他们对照考虑了。尽管如此，两部作品在主人公出行动因、作者对待新兴阶级的态度和作者的创作动机等方面存在天壤之别。揭开隐藏于表面相似之处深层次的相异之处，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两部经典著作的认识。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该小说塑造的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物形象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白丁鸿儒均可对其讲出个子丑寅卯来，他所描写的 “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等故事情节也都家喻户晓。西游记的故事原型取自公元七世纪玄奘法师不畏艰险、为求真经奋力西行的真实题材，他经过历代文人雅士的创作改编，最终在明嘉靖（公元1522—1567年）年间由一民间人士定型。

《天路历程》是十七世纪英国文艺复兴后期著名作家约翰·班扬的经典之作，被誉为“具有永恒意义的百科全书”，是英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作品为英语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和口语化以及英语语言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国外，它几乎是人人必读之作品，并被认为是最好的少年启蒙读物。因它的性质、题材的限制，该书很少出现在中国学者所撰之西方文学史专著上。《天路历程》分为两部。第一部描写一个居住在“毁灭城”的基督徒为了“逃避将来的天罚”而听从宣道师的教诲，向锡安山（耶路撒冷）前行，排除万难，坚忍不屈，终于走到天堂之门的故事。第二部讲的是几年后基督徒的妻子带着四个孩子跟随丈夫的足迹再走天路的故事。该书作者是英国近代小说家，清教徒约翰·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8)。在西方班扬与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并称为“清教徒作家中的双子星”。《天路历程》在西方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被译为122种语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人。对它最有名的评价是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的“我读一章《天路历程》，可以比高谈阔论什么意志、理智、简单或复杂的思想，得到更好的享受和更多的知识”。 1853年（咸丰三年），英国传教士宾威廉将《天路历程》翻译成中文，这是中译外国文学的滥觞。

一、主人公出行原因不同

《西游记》和《天路历程》都是以宗教的题材表现现实的思想，但两者对于宗教的态度、理解却是天差地别，这从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出行的原因即可见一斑。

《西游记》取材于佛教题材，所描写的也是佛教中的人物，但它却不是一部为佛教伸张的作品。按鲁迅的说法，“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1]。也就是说，《西游记》是一部颠覆之作。它对于中国古代封建思想文化、对于森严的儒道释思想都是一种酣畅淋漓的讽喻。所谓的“唐僧取经”的佛家故事以及故事中使用的一系列佛道语素，不过是作者表现自我情感与思想内涵的平台而已。

《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内中含有“尖刻的现世主义”，在“游戏之中暗传密谛”^[2]。体现在《西游记》中的是作者用游戏的笔调写出的对现实封建社会的不满。明朝中后期，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朝政黑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在这种情势下，“拯救”与“忠君爱国”的思想，便是作者极力提倡的。唐僧的西天取经，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辱，而是为“拯救芸芸众生”和“法轮回转皇图永固” 。拯救什么？就是拯救他们濒临灭亡的丑恶灵魂，拯救这个日渐衰朽的没落时代，拯救日益失落的道德思想和文明。唐朝所在的“南赡部洲”，是一个“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称，害命杀牲，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致有地狱之灾”的地方^[3]。很明显，这和那个煌煌大唐的局面完全不符，由此可见作者只是借唐代这一载体，表现的却是明朝中后期世风日下恶欲横流的局面。作者如果是生在民国时代，定会学那叶挺，“把那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但时代造就了人，时代也限制了人，作者毕竟不是革命者，企望着毁灭旧时代，再造新时代。他想的方法是“改良”，即利用好的思想，好的道德修行来改变这一危势，拯救人们的心灵。因为这个原因，唐僧出发了，去求那真经。那些个真经，在作者的眼中，已是救国救世的良方了。尽管在实际历史中，那几卷经书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不仅仅是那些经书，唐僧西行的这一路上，就是在不断地拯救中度过的。好好回味一下唐僧与孙悟空对于几个昏君的劝导与批评，这些话也就代表了作者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拯救：只有听从他们的教诲，才能保证你们“海宴河清千代胜，风调雨顺万方安”^[3]，作者的本意并不是想让皇帝下台，而是企望皇帝能自我救赎灵魂，从而达到巩固统治兴盛国家的目的。

至于“忠君爱国”思想，作者不象“拯救众生”那样遮遮掩掩，而是直截了当：唐太宗刚问完谁愿去，唐僧便转身而出，说：“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3]”后来又说：“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3]” 就彻底改变了唐僧在历史上求取真经的真正目的。玄奘法师西行，是为了弘我佛法，普渡众生；唐僧西行，却是为了保佑我皇。他已几成唐皇“天竺国雷音寺朝圣”的替身了，整个蜕变成为儒家的入世精神。由于唐太宗的知遇之恩，使得每每唐僧遇难时，心中的支柱除了“西见我佛，求取真经”之外，便是“不负我皇大德大恩”。这就体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作者将现实生活写得丑恶不堪，却不要人们来毁灭它，因为皇帝是无辜的，皇帝是被蒙蔽的，所以人们还是应该忠于皇帝，要做的就是像孙悟空那样，把遮掩在皇帝眼前的浓雾化去。看得真切的封建统治者，就会像唐太宗那样，成为有道 明君，人们也可安居乐业。人们可以说这是作者的局限性，但在当时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没有这种局限倒反而是咄咄怪事。而作者在重重的枷锁之下，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4]，在森严腐朽的明末社会狠狠地威风了一把，更显出作者的不凡胆识和横溢才华。

《天路历程》写的是《圣经》题材，班扬想的不是像《西游记》作者那样，去颠覆它，而是借此去发扬它，光大它。班扬的时代，英国皇帝仍是罗马天主教的信徒，而当时基督教会腐化严重，穷征暴敛，大肆搜刮，荒淫无度，完全没有《圣经》中所教诲的那般诚信持礼、俭朴爱人的思想。班扬的工作，便是用他的笔，把这种颠倒的世事纠正过来。作者不需用什么大道理，因为作者以为世事之所以堕落，是因为他们把老祖宗的教诲给忘了，用的办法便是强调和重申《圣经》的思想。基督徒的天路旅行是出于什么原因？是因为他“被身上背负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担心所居住的地方将会被琉璜火毁灭，所以大声地哭泣：“我怎么才能得救呢？”^[5]。基督徒知道自己的罪行，却因为“怕这个在我背上的重负会把我压得沉到比坟墓更深的地方去，坠到地狱里去。^[5]”（而不愿死，祈望“逃避将来的天罚”）^[5]。可见，基督徒明晓自己身上所犯的罪行，有着自我救赎的原罪思想。为此，宣道师赐予了他一本《圣经》，告诉了他通往灵魂天门的路。他去天门干什么呢？是去要“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 ^[5]，是想得到“荣耀的冠冕”、“发亮的衣服” ^[5]等等。基督徒不是为了众人的救赎而去的，纯粹是为了自我的幸福，自我的解脱。而且，为了表示他的救赎的决心和坚贞，他主动地迫不及待地与过去一刀两断。一路上他几乎没有提及自己的家乡，没有想念家中的弱妻和幼儿。他的理由是“我羡慕的乃是一个更美的家乡，那就是在天上的。^[5]”即使是进了天堂，“和许多神仙在一起”时，也没有一丝一毫衣锦还乡的意思。然而又不能说基督徒是个无情无欲的人，他对于行的“忠信”和“盼望”的关心，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支持他的想法，并甘于和他并肩而行。可见，班扬心目中的基督徒形象，是非常纯粹的。他一定要有自我救赎的心理，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罪过，并且敢于为了悔过而听从上帝（《圣经》）的教诲，接受上帝的历练；他的思想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和他思想相通的，便是自己的弟兄，与他思想相左的，即使是妻儿挚友，也尽可一一抛弃。班扬是借基督徒的出行，表明了他坚持《圣经》思想的决心以及对于反叛《圣经》的罗马教会的不满和批判：你们和我没有相通的思想，所以你们不是我的兄弟，不是耶稣的圣徒。班扬在此含蓄地对罗马教会和其爪牙英国教会进行了口诛笔伐，同时又暗示说，只要你们明白身负的罪孽，一样可以回到耶稣门徒的行列中。这又给罗马教会留了条后路。

一部是借宗教的题材写反叛的思想，一部是借宗教的题材发扬宗教思想。态度虽然不同，主旨却是很相似的，便是借一个理想人物的拯救和自我拯救的过程，含蓄地对世事进行了批判，同时希望统治者能够认清身上的罪过，改弦更张，再造盛世。至于救赎的方式不同，那是中外思想上的不同所致，实质则是殊途同归。《西游记》寄望于外力的拯救，《天路历程》祈望于个人自我的救赎。只要人人得到了自我救赎，不就达到了群体的拯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