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上周六，应邀到某高校和一帮未来的记者聊采写实践。因无时间备课，本来，我只答应闲聊下，说到哪儿算哪儿。不料，开聊前的周五晚上，邀请人电我：童鞋们都说，采写技巧以前已听别的记者讲过，既然我们和“你老人家”都牺牲了伟大的休息时间，既然“你老人家”是搞深度报道的，还是就着深度这口馍喝汤吧，让还没学会走的童鞋，看看跑是咋回事。于是，临时翻出了这篇去年发于《新闻爱好者》的《深度报道选题预分析实战举例》，作为聊天的提纲。因杂志无法下载电子版，聊天后，应童鞋要求，找出原稿贴于此，供飞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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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选题预分析实战举例
                        (原载于2010年6月《新闻爱好者》)                          

                                 ■刘忠
   
    新闻选题分析会有意无意运用哲学、逻辑学、社会学的“方法论”,是基于正确的“世界观”，用综合、适当的“方法论”对新闻线索真实性、内涵和外延及其价值作出预评估，有的放矢，同时避免人、财、物、时的浪费。需要鉴别的是，选题分析有别于“主题先行”：选题分析是基于线索事实的客观存在，对采写思路进行各种可能性准备，是“以事说事”；而“主题先行”是先有主观臆断，“以理寻事”。
   
    ■从个案看现象

    我从不认为有“个案”。只有报道形式的“个案”，没有报道内容的“个案”。事实上，“个案”都是现象的一个细胞，这正是哲学“普遍联系”的观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中，联系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
    2005年，我接到线索，滑县一残疾儿童被拐骗去乞讨。我“联系”到街头常见的残儿情形，常识告诉我，其背后一定有更多有黑手操纵，也许这一个个案线索恰恰能揭开其拐骗手段、驱使残儿乞讨的内幕。初步调查，果然发现这一带有多名孩子被以“招工”手段拐骗，进一步调查，拐骗者均来自安徽的一个村。我及时调整了采写思路，分析安徽这个村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于是，便有了《关注“拐骗残疾儿童乞讨”》内幕、暗访系列报道，采访到的事实，印证了这一分析。
    《破解“古树进城”利益链》也得益于“普遍联系”。通讯员传来破获一个贩卖古树案的小稿，我联想到古树苑、联想到每个城市移栽的大树、古树，它们是从哪里来的？若没专业队伍操作，如此大规模的移栽是不可能的，其背后必有市场，必有利益链。事实果然如此！同样，洛阳的一纸行政罚单，引出了《工商处罚让建筑“行规”浮出水面》。
   
    ■从表面看背后
   
    哲学有云：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方法我常用于对工作性报道的分析。
    2006年，我在一税务网站上看到一则消息：新郑市国税局开发出一套“廉政软件”，要求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填写“廉政日记”，如实记录下班后的娱乐、社交、生活等情况，并于次日在国税局内部网络上公布，公开监督税务人员的八小时以外。
    表面看，这无疑是一般的“工作稿”。但这套软件涉及廉政，不由得让我多想了想：一个管人思想、行为的软件研发并运行，它有用没用，用处大小，都是新闻。另外，直到现在，我国公务员的隐私权和公民对公务员及其活动的知情权都没有界定，“廉政日记”势必引起“两权”之争。于是，便有了《 "廉政日记"监督官员八小时以外》。
    类似的还有《告别“垂帘断案”郸城破冰》的分析。线索是，郸城县法院尝试推行审判委员会“又判又审”的工作机制，逐步消除“垂帘断案”现象。表面看，这是法院内部工作形式的改革，看外延呢，它又涉及到案件当事人的利益。之前，虽说审委会从不在判决书上“露面”，但重大、疑难案件判决的背后，往往有它的影子，几十年无法回避判而不审、“垂帘断案”的诟病。此项改革，意义重大。
    我的体会是，对“工作性报道线索”不轻易舍弃，多想想为什么。有个一般性规律：某单位加大某个领域工作力度，往往意味着这个领域问题已相当严重。比如，《被执行人是区人大代表》采访前我接到线索，南阳某区人大短期内协调执结涉及区人大代表的案件7人8案，我认为，这一成就恰恰反衬出人大代表涉案的程度，而当时正值全国破解执行难，人大代表中的“老赖”已成为公愤。
   
    ■从矛盾看必然
   
    有的线索，由于由头的矛盾冲突激烈，能直接分析出其蕴含的必然新闻份量。
    2005年年初，我接连收到的两封内容“互相抵触”的信：一封是被称为“举报专家”的公民遭砍伤，“请求”我前往采访的；另一封是代他发信的妹妹为保家人不再被报复，又写信哀求不要去采访的。两封信的矛盾加剧了戏剧性，其背后，应该是举报人保护制度的缺位。经调查，完全符合分析，大河报以两个版推出了《凌晨，“举报专家”被砍5刀》，新华社迅速跟进，促使最高检出台了保护制度。
    有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就能发现新闻主角的自相矛盾之处。这种分析除了能直接判断新闻价值，还能指导采访方法。 2006年，我接到读者来信：周口一些县市个别部门领导在申报省劳模时，身份填的是工人、农民，“聪明”一点的，填的是职称，隐去了职务。我查阅了当年公布的劳模名单以及同年他们的任职情况，反映属实。《领导“弃官”当劳模》采访前，我设计了直面造假主角的采访问题：你认为你在局长的岗位上贡献大，还是在申报劳模的那个岗位贡献大？问题无论怎样回答，都抹不掉造假的事实。
    《“阴阳鉴定书”引出法官“阴阳新闻”》的分析也如出一辙。两法官发表了“法院委托一家鉴定所鉴定伤情，鉴定所造假被罚”新闻，经事先查询，我发现根本没有这个鉴定所：如果法官的报道属实，那么，法院为啥要委托国家没有认可的鉴定机构做司法鉴定呢？这岂不明显违法？如果报道不属实，那么，法官为何要杜撰新闻呢？法官法并未规定法官写新闻的职责，法官写新闻，应是职责的异化。
   
    ■从眼前看将来
   
    用前瞻性的眼光分析普通线索，会带来报道角度、方式的改观。2004年年底，又到农民工讨薪高峰期，我接到鹤壁一群农民工要跳楼讨薪的线索。按常态分析，这勉强算是新闻。犹豫中，他的一句话改变了我：你知道讨薪付出多少吗？
    根据惯常的思路，我分析，讨薪成本应该包括直接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这些成本甚至会使农民工因此返贫。找专家咨询，专家说，何止这些成本，还有社会成本、心理成本，甚至情感成本等等……于是，《农民工讨薪成本调查》被报社以两个版的篇幅重磅推出。事后经检索，这是以成本论观照农民工讨薪的国内首篇新闻调查，之后，有人以此为蓝本撰写了专著，并将简要提交中央决策参考。
    有的线索，从现有情况看新闻价值不大，但如果用前瞻性的眼光看这一线索，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
    以《救人身亡者家属呼吁“同命同彰”》为例，之前，我曾报道过这个家庭一成员救人身亡后，受益方不认可，追认烈士受阻的事实。但救人身亡者家属又多次反映：为啥同样是救人，身后的待遇却不同？我听后分析此题潜在的价值：不管是“壮烈”牺牲还是“默默”牺牲，对于同样宝贵的生命，表彰上还要分三六九等？既然有人倡议“同命同价”，为何不能“同命同彰”呢？此后，在全国首次发出了“同命同彰”的声音。（作者为大河报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