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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哪个机构的代言人，我只是尘肺病农民的代言人，我只是想要服务一个人群。但是我会选择跟各种不同的机构合作，只要它们是在真的做这件事情。”袁立对着镜头说。

来到陕南，袁立发现很多农民都认识她，但是并不知道她叫袁立，而是喊她杜小姐、杜老师。除演员之外，袁立的另一身份——尘肺病农民的代言人。大家都对她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扮演的杜小月印象深刻，这个聪明漂亮的女侠客常常打抱不平、急人所难。

要不是有尘肺病农民跟她说，恰好有一集是杜小月探访黑煤窑、救矿工，袁立根本想不起来，她忽然觉得这一切似乎早就安排好了。对这些投诉无路、挣扎求存的尘肺病农民来说，杜小月好像真的从电视里走出来帮助他们了。

“做公益被骗”是作秀？

你印象中的明星做公益慈善是什么样子的呢？“很多时候演员都会去参加这个，类似于慈善拍卖会，然后穿着晚礼服，脱着长裙化着很漂亮的妆容，然后去举牌多少钱，最后这个拍卖会结束了。”袁立说，“你可能付了几十万、十几万，最后你压根就不知道，你帮助了什么样的人群；或者说你帮助的人群，是否收到了这些钱，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去问过，我也不知道问谁，可能我只会收到一张票说谢谢你，支持慈善。”上个月袁立做了一场演讲，开头便这样提到大家印象中的明星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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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袁立曾关注到一公益基金晒出的儿童骨折需要救治的公益项目，因为早先拍戏曾多处骨折的她深知其痛，便主动捐给“天使妈妈”公益组织。之后她主动捐款救助了这位儿童，并亲自送走其母子；过了一段时间她再次打开这个公益组织的页面，发现此前救治的这位小孩的照片依然在，网友捐款也在翻滚，于是她提出了质疑，反复查询未果。最后她发出了微博质疑这家公益组织，并开始与其负责人网络争论，一时间成为了当时的新闻热点。

一时间网上说她什么的都有，而最让袁立伤心的是这家公益组织说：“袁立很聪明，花了三万块为自己做了这么大一场秀！”从此以后，她决心以后做公益一定要亲自做！

开胸验肺

尘肺的规范名称是肺尘埃沉着病，该病是由于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灰尘），并在肺内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瘢痕）为主的全身性疾病。尘肺病是一个没有医疗终结的致残性职业病。尘肺患者胸闷、胸痛、咳嗽、咳痰、劳力性呼吸困难、易感冒，呼吸功能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而且每隔数年病情还要升级，合并感染，最后肺心病、呼吸衰竭而死亡，目前对此尚无特效药物治疗。

全国已累计报告尘肺病人五十八万多例，每年新增尘肺病例约一万例，现有尘肺病人四十四万多例。据互动百科锐词尘肺，全国每年报告的职业中毒和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人还有近三万例，报告中毒死亡数约一千五百例。有的地方职业病危害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出现尘肺村、中毒村。

2004年8月，河南新密人张海超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病，但由于这些医院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无用”。而要拿到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的工伤证明，首先要原单位开出证明。所以2009年6月，他无奈下只能以“开胸验肺”的方式为自己证明。

“开胸验肺”事件，一度引起社会对尘肺病农民的关注。但和很多轰动一时的事件一样，终究只是一时的事件。尘肺病农民的数字不断扩大，数字背后的他们每天都在为呼吸而挣扎。

2015年7月，袁立无意中从新闻上看到“开胸验肺”几个字，她开始好奇是什么样的一群人需要如此才能申请到救治款项呢？她又一次开始关注到公益，这次的人群是尘肺病农民。

“我只是想近距离观察下他们的活动方式，是不是真的在帮助尘肺病农民。如果是真的，那我就捐钱。”没想到王克勤很快就跟她说，过几天就正好要去陕南，问她愿不愿意一起去。

就这样，2015年7月，原本在杭州消夏的袁立随着“大爱清尘”一路辗转了湖北、陕西数个“尘肺村”。这让她原本只是想找个可信公益组织然后捐钱的初衷发生了偏离，转而成为了一个尘肺病公益事业的志愿者。

此后，从湖北红军乡、陕西向阳村到贵州老君山村，袁立已经数次随同“大爱清尘”、“艺发声”等公益组织去探访了“尘肺村”，并在各种场合呼吁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和支持。五一小长假期间袁立再次去往了贵州思南县几个“尘肺村”。

“你以为尘肺病离我们很远，其实不是的，它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不仅仅是在我们看不见的矿山里，我们身上的金银首饰、玉石，我们的城市建设的每一处，墓碑、大理石切割，都会导致尘肺病。那些农民、工人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措施，或者说没有人告诉他们要采取保护。”谈着谈着，演员袁立渐渐展现出志愿者的一面。

笑着给自己漆棺材

在湖北口乡的周文兵家里，袁立得知这个80后刚刚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他8岁的儿子和七旬的老母，还有29岁先天失明又得了乳腺癌的妻子。

“那天去到这家里面，工作人员要登记。老太太拿出儿子的身份证，然后缩在角落里，用手去摸上面的照片，很小声地说：我心好痛……”袁立哭了，她不明白“为什么苦难会像骨牌一样，一个追寻着另一个”。

袁立看着周文兵死前与老婆孩子在医院的合照，她觉得他是在托孤。袁立将孩子认作了干儿子。“我会资助他，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不是表达心意的问题。”

在爬了一段山路后，袁立就喘得厉害。他们来到蔡永福家里，要看X光胸片的时候，蔡永福拿不出——患有精神障碍的母亲把胸片扔掉了。

尘肺病人肺组织纤维化不可逆转，一期病人可以洗肺，在陕西一次至少一万。每天仅百元的药物只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很多药物还不在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范围之内。而严重的二三期病人，“肺叶就是两块水泥”，想要活下去只能换肺，但是高昂的费用和紧缺的肺源是他们难以企及的，只能靠制氧机维持。可是蔡永福连2000多元的制氧机也买不起，每一下呼吸都能听到如同拉锯的声音。贫和病交缠在一起，苦难的雪球也就越滚越大。“他们晚上要跪着睡觉才能呼吸，所以很多尘肺病农民因肺功能衰竭，是跪着死的。”

袁立来到陕西向阳村刘焕林家里时，他正在漆棺材。这口他为自己准备的棺材，算是他家唯一像样的“家具”。真正的家徒四壁，娶不起媳妇，老母也被传染得了肺结核。

刘焕林告诉袁立，趁着自己手脚还能动，得为自己预备好后事。他漆棺材的时候还有一丝微笑，可是此刻说着说着他眼泪就下来了，他觉得一个大男人抹眼泪不太好意思，“我太软弱，不够坚强。”袁立看着被漆得鲜艳的棺材，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坚强，说：“你已经很坚强了”。

一路上袁立看了不少这样的棺材。人都要死，再没有什么比为自己准备棺材更明晰可见的死亡了。何况这些尘肺病农民都还那么年轻，好多都是80后。

袁立一路上都在找ATM机。“我没有想到这次就要去给人家钱，但是你到了每一家后，你就觉得不给不行。所以我只能临时给你五百、一千。”

“但是这点钱又有什么用呢，什么用都没有。”

做公益并不快乐

五一去贵州思南县，袁立见到了不少老朋友。听说袁立和志愿者要来，孙凡军半个月前杀了家里一头牛。为此袁立他们又感激又抱歉，坚持把牛的钱给了孙凡军手里，但他说什么也不要。袁立觉得，自己吃的不是简单的牛肉，里面有尘肺病农民的希望。

孙凡军是在2013年被当地支援发现并展开救助的，后来他也成了一名志愿者，并带领当地的尘肺病农民养黄牛、种茶叶。

像以前一样，袁立也在微博上不断更新着这次探访的情况。同样和以前一样，这些照片和文字下面，除了积极声音外，也依然会出现诸如“反感明星高调做公益，恶心之极”的批评，甚至一些不堪的人身攻击。

在成为尘肺病农民志愿者之前，袁立曾参加不少赈灾义演、慈善募捐活动。“那个时候是大波哄，而且你不得不做，因为你是明星。但是并不是我由衷的，我不知道钱去哪里了。”

“如果说我的钱没有帮助应该帮助的人，我会很失望。”所以从尘肺病农民开始，她要亲自去做，亲自选择自己想帮助的人群。几个尘肺病村回来后，她还去慰问过很多抗战老兵，下到矿井、进入陶瓷加工厂观察可能致患尘肺的工作环境。

但是这种“高调”的公益方式，无疑让她感到更累。她在进入秦岭山区后就水土不服而浮肿，也要忍受旱厕的味道和苍蝇。而那些不断撞进眼里的苦难，更让她觉得自己快要得抑郁症了。

这还不算，那些质疑她作秀的声音从来没有停过。她曾在微博上，像个斗士一样跟质疑者对话，跟谩骂者对呛。但终也有扛不住的时候。“有时候，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干这个，我本可以旅旅游，做做饭，插插花，找找剧本..……实在有同情心，看一个靠谱的公益项目，捐些钱，也心安了。我为什么干这个，为什么找这么累，这么让人心跳的公益项目？我好累。” 2015年11月30日她在微博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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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没想这么深地走进去。但是我去了，看到了，和他们建立了联系，我愿意为他们做事。”她把头别过去缓缓地说，“真正做公益，其实并不快乐。”

公益何以进步

美国是1930年代尘肺病没有了，欧洲80年代没有了，中国尘肺病绝迹是走向文明的标志象征。尘肺病三个字你们看不见的，媒体上不报道的，现在慢慢开始可以报道可以救援了，作为民间公益组织这个力量太弱小。很多尘肺病病人住在山里，因为贫困没有文化要去打工。要走乡串户没有医院，帮助他们申请呼吸机帮助他们找医院。可以帮他们延长一些生命，我们需要很多志愿者，抗呼吸机也好，或有钱的志愿者捐赠呼吸机、入院费也好，“大爱清尘”做了四年我是新的志愿者。

提到名人做公益的现象时，袁立表示，真正的公益，是一个个普通人建立起来的。“很多明星在做公益，没错，但是我不认为是成功了才去做公益。”公益组织里面，大部分都是普通人在做公益，公益是由一个个的普通人组成的。明星只是一个标签，但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做公益。

“所以不要抱一个念头就是‘成功了才去做公益’，我的很多朋友也会和我说，‘你们明星当然可以做公益，做公益也会助长你们的名声’，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委屈了很多一个个默默做公益的普通人，很多大学生，很多在职的工人医生。”

“国内刚刚起步，特别是很多富裕的人可能还没有这个意识，当他们上了年纪，他们的孩子也不需要他们投入太多精力的时候，我更希望他们的钱，更多的精力，能投入到这个国家的那些弱势群体身上。”袁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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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公益组织发展已经很成气候，公益行为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行为，我国现在的公益事业，的确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学生们要去参加，许多社区里也有各种公益活动。我想公益进步靠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觉醒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