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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飞 剩下的事明天再讲
(2016-08-15 17: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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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我第一次听《回西安》是在“北漂”的出租屋里，歌放到一半，同事说：“我靠，这是哪个流氓唱的，这么牛X！”
初见马飞，在曲江音乐厅，我和音乐人王建房在谈事，谈话快要结束时，王建房突然站起来说，马飞正在排练房排练，我很是惊讶，请王建房介绍认识，马飞神色匆匆的从排练房里走出来打招呼，他剪了短发，穿着白T恤、橘红色短裤，脚上蹬着一双老布鞋，给人的第一印象，不像是个做民谣的，倒是像个闲人（西安话混混的意思）。我心想：哦，这就是马飞，和舞台上的不太一样么。
马飞其实不但不是闲人，而且还是个搞艺术的娃。在陕西，从大人到小孩都能扯着嗓子，吼一句“长安县，乌木（那么）些年”，几乎到了“有陕西人的地方就有马飞的歌”的境地。《我能欻》《长安县》《回西安》《李导演》《两个科学家在吃面》……这些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都出自马飞之手，他幽默无奈地调侃着生活的无聊、找工作的压力、"北漂"的心酸，让人听完心里苦涩却又痛快。也是因此马飞身上背着“西安法宝级音乐人”的光环，张亚东更称他的音乐为“真正的中国风”。
知名乐评人科尔沁夫谈到马飞时说：“马飞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相比于其他民谣歌手，马飞的音乐素养显得更强一些。首先他的歌词特别有意思，幽默中带着讽刺，描绘普通人的生活，而陕西方言很新鲜又很亲切，他的歌虽然质朴但不市井，还带着底层知识分子的黑色幽默，非常酷，我觉得只要听过他的歌，都会喜欢上他的民谣。”
搞艺术的娃
1981年，马飞出生在陕北延安。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在家中，马飞的父亲完全没有任何的艺术爱好，反倒是母亲喜欢唱戏。据马飞的母亲后来回忆，童年的马飞，随便教一个戏曲唱段，两天就能唱会。因为文化课成绩差，马飞走上了学画的道路。1996年，他考上了省艺校来西安上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马飞开始学习吉他。
刚开始学吉他的时候，由于痴迷，马飞经常把口水滴到琴上。“当时也没有经验，刚学会的东西，弹的时候就容易投入，现在反而不容易投入，就是刚学会那会儿，似会非会那会儿，一下子就投入进去了，一投入进去，嘴就张开了，嘴一张开，口水就流下来了。”马飞说。
马飞大学就读于西安美院油画系，在美院的那几年，除了组乐队，延安人马飞还学会了一口土得掉渣的长安县方言，学会了蹲着吃一碗扯面。“没有怎么画过画，在学校的时候，经常有时间就玩吉他、喝酒、玩游戏，学的是油画，其实研究的是音乐。”马飞回忆道。
很多人都好奇马飞跟谁学了一口地道的长安话，他回应说是来西安后和大学同学学的。不过，这也跟他小时候经常听外公讲西安方言有关。“我外公是西安人，我小时候听他说话，就感觉和家里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我说不出来那儿不一样，后来到西安以后，我才知道他说的是西安方言，原来我外公是西安人，之前我一直不知道。”
2005年，马飞大学毕业，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去了北京跑剧组。现在，马飞依然记得刚到北京时的场景：“当时去北京的时候是我一个大学同学接的我，见到老同学还挺高兴的，我们坐上车大概坐了有3个小时才到地方，我一下车看到漫天的黄土，刚好是春天沙尘暴乍起，我感觉心里挺悲凉的。”
在剧组里，马飞的职务是副导演。“我主要负责群众演员、特约演员这一块儿，比如前一天晚上拿到拍摄计划以后，我就会根据拍摄计划组织群众演员，第二天早上演员来了以后，带着他们戴头套、换衣服，然后带进场，然后安排好位置和演出要领，戏就正式开演了。”
后来马飞跟人提到那段“北漂”的日子说，那是他离音乐最远的时候。刚到北京的马飞面临着两个严重的生存问题，一个是缺钱，一个是孤独。“最穷的时候，两个星期，只吃馒头，一个大学同学来看我，带来了一罐野山椒，然后就着野山椒吃馒头。”马飞说。
伴随着物质上匮乏的同时，由于拍片的间隙会有大段的空闲时间，马飞还感受到了“瘆到骨头里的孤独”。“北京太大了，你认识的人离你很远，平时也只能一个人待着，我还记得我孤独到什么程度，我住的小区一楼有一家盲人按摩，我每天观察那些盲人，他们下班了以后，他们走起路来第一个是个正常人，后边跟着的一个手搭在一个肩膀上，就像游戏里《贪吃蛇》一样，沿着路面带微笑整齐的走”。
2006年底，有一个朋友结束“北漂”要离开北京回老家，他把一把吉他送给了马飞。为了排解心中的孤独，马飞拾起吉他，开始写歌，他后来大部分传唱度很高的歌曲也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
时间推移到2009年，马飞在北京的日子也好过了起来，他也有钱了，住在北三环。但朋友只用了一碗泡馍就把远在北京的马飞召回了西安。“我就想着回西安吃顿泡馍然后再回去，但是一回来就感觉特别的自在，我就不想再回去了，我打电话给我大学同学，让他帮我把房子退了，东西先放在他家里，从此就再也没有再回去。”马飞说。
当初就不应该学吉他
在陕西，音乐人的音乐风格经常会受陕北民歌和秦腔戏曲的影响，再加上西安是摇滚重镇，很多人在音乐上都走上了摇滚的道路，但马飞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他唱的歌曲主要以民谣为主。但马飞并不认可民谣音乐人这个标签，“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风格根本就不重要，一定是先有音乐再有风格的，风格是人总结出来的，一旦陷入风格这个漩涡里，将会被这个东西吞噬掉。”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延安人，很多人质疑马飞为什么很少唱陕北民歌。马飞回应说。“陕北民歌当然好，但是这个东西太强大了，强大到它会改变你，我又是喜欢无拘无束的人，我怕我驾驭不了这个东西，反而把这个东西糟蹋了。”马飞认为，现在很多唱陕北民歌的歌手，上场就用特别高亢的方式表演，这种形式完全不能表达陕北民歌要传达的东西。
生活中，马飞喜欢观察遇到的小人物，观察他们的生活细节。在马飞看来，这些人很有智慧，虽然他们身上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小毛病，但是本质是善良的。而马飞的创作灵感素材也大多来自于那些微小的真实个体：北漂的导演，饭馆老板，长安县小伙，搞文艺的伙计，这些人都被他信手拈来写进歌里。
舞台上，马飞欢快且酣畅淋漓的唱着小人物生活中遇到的酸甜苦辣，最后叹一句“钱不好挣啊”，“自己的路还是要自己看”，“城市里面盖好的高楼连的是一片片，可是在那儿没有咱能买得起的一小间”，这些感叹大都是些正确的废话，但让人听完心里有些苦涩却又痛快。
现在，马飞每个月在全国各地的商业演出平均下来有四场之多，演出的收入足以保证他过着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他的生活状态也因此趋于平稳。但随着重复性演出的增多，音乐对马飞来说却变成了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这也让马飞对音乐产生了审美疲劳。
马飞坦陈他遇到了创作瓶颈，“一方面，因为之前写过一些东西，所以现在觉得不能写比以前品质更低的东西，这就变成了一个障碍，成了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了。另一方面，生活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简单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有了老婆孩子，家庭的负担也变成了无形的枷锁，写歌比以前更难了。”
马飞的妻子我刚好见过。顺直的长发，身材苗条，端庄又大方，身上有种陕北姑娘特有的质朴气质。她属于那种好学生类型的姑娘，上学时是英语课代表，毕业后，做了英语老师。
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马飞还没有开始做乐队，那时候他刚回西安，在酒吧里面弹吉他，一晚上80块钱。“我媳妇那时候就挺支持我的，我们当时还没有结婚，她没有因为我搞音乐，就高看我一眼，也没有低看一眼，就是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我觉得这一点很了不起。”说起妻子对待他从事音乐这一行的态度，马飞很是自豪。
虽然现在在音乐上遇到了瓶颈，但马飞并不焦虑。在他看来，能经常和乐队在一起就特别快乐，演出也罢，排练也罢，平时在一起吃吃喝喝就很高兴了，他也已经过了那个铆着劲儿把音乐当使命的阶段。“我也觉得这个状态蛮舒服的，放松不是说对观众不负责任，而是这种状态能让演出效果离理想中的状态更近一步，但是，我觉得乐队还是需要大量的排练，因为不排练新的东西就出不来，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把排练的量提一些。”马飞解释说。
我有个伙计他是个导演
除了歌手的身份，马飞另一个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导演。因为平时演出繁忙，他很少有时间去包装自己。其实，马飞也是曾获得过第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熊奖的作品《图雅的婚事》的副导演；还取得高票房，并获得第6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摄影）的作品《白鹿原》的副导演。
前不久，马飞和一家公司合作成立了一个电影工作室，这家公司为马飞注资5000万启动了一个电影基金，现阶段马飞的工作正处于剧本的甄选阶段。“我之前的工作一直是干副导演，现在有机会自己做片子，心里还挺愿意做这个事情的，因为干副导演其实是替别人工作，自己做导演，希望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付诸于实践”。
虽然，现在把注意力暂时放在了电影上，但马飞谈得最多的还是音乐。聊天间隙，他把手机打开，让我看他过年回家时拍的小视频：房顶上雪花融化了，水滴从房檐上落下来，打在码在房檐上装着柴火的编织袋上，有一种特别强的节奏感，像有人拍打手鼓的声音。对声音的敏感，让马飞在平常的环境中也能听出别人听不出的韵律感。
在被问及关于导演身份和歌手身份看重哪一个时，马飞的回答十分诚恳，“我好像是一阵一阵的，有一段时间，比如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音乐可能是最好搞得一份工作，但现在，反而觉得离那个事情越远了，其实写歌的时候挺有意思的，有无数种可能性，一旦定型演出，别人要求你重复很多遍之后，我就觉得音乐变得不是创造性的东西，现在慢慢觉得做电影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它不可能让你重复拍无数遍，拍电影对我现在来说最有兴趣。”
工作之余，马飞现在最大的爱好是喝酒、打游戏，身为陕北人的马飞，谈起喝酒，马上来了兴致。他绘声绘色的讲起刘伶醉酒的段子，抑扬顿挫的念出“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的对联。生活中，他和相声演员王声、音乐人王建房，组成了一个高大上的酒文化圈子，仨人隔三岔五的就一块儿聚会。
马飞解释他喝酒的爱好，“酒能让人放松下来，让人消除彼此之间的戒备心，在大都市里生活很难做到这些，每个人都很小心，不会失去礼节。你说在大城市生活好还是不好，大城市带给你体面生活，而对于我这种小城市长大的人就不太适应这种东西，但也有很多人特别享受人与人之间来回周旋的这种关系。”
虽说离开延安已经快二十年了，马飞直言他还是喜欢陕北汉子的直爽。“像延安这种三线城市的人和北京、西安比起来，给人感觉就是比较粗糙，但是这种粗糙让我觉得很亲切，不是说我鼓励粗糙，但是我觉得大城市里的人，有时候客气起来有点儿假，他们会礼貌地歧视别人，让人觉得很难受，但是延安那边人会比较直接，有矛盾会直接骂起来，这种直接会让我感觉很亲切。”马飞说。
如今马飞已经把西安当成了故乡，他用两种食物形容两座城市在他心中的感觉，“洋芋叉叉和羊肉泡馍比起来好像不够丰富、不够激烈，羊肉泡馍这种食物给人感觉会比较刺激，吃一次就会让人印象深刻，确实太香了。”
他向我分析把西安当故乡的复杂心理时说，“到北京以后，觉得故乡应该是西安而不是延安，我也不明白这是什么心理，有可能是我的青春期在这里度过的，所以对这边记忆比较深刻，所以会有这种感觉，西安好像有一种魔力，让出去的人都会怀念她。”
采访结束前，我们聊的话题又回到了他的音乐上。当我问到马飞，他做音乐想要传达怎样的音乐理念时，马飞狠狠吸了一口烟，“我觉得音乐啥也干不了，就是能给人带来一点安慰，让人高兴一下，让人从一种情绪中跳出来进入另一种情绪，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烟圈包裹着这句话散到空气里，马飞端起酒杯，我想起他的一句歌词：“你把酒杯端上，剩下的事咱明天再讲。”我俩香槟对撞，一饮而尽。
“风格不重要，说了实话才重要”——《时代人物》对话马飞
时代人物TIMES FIGURE=T
T：你当初是怎么走上音乐这条路的？请你聊聊你早期的历程。
M：我是上陕西省艺校的时候开始弹吉他的，谈了几年之后我和同学一起组了个乐队，那时候是1999年，我们校区的教学东区在西影厂里面，在这个校区主要是新招的影视班，美术班随后也跟了过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音乐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大学虽然学的是油画，其实研究的是音乐。
T：在你的音乐道路上，对你影响比较大的音乐人有哪些？
M：最早的时候有个歌手叫张恒，张恒演唱过一首歌曲叫《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他还有一首歌叫《距离》好像就是用方言演唱的，我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还在上艺校，听完了之后，我就觉得非常好听，当时也没想过去做着这些东西，上大学的时候，听了王建房的《活着》，就想着拿方言来写歌，之前也没有想过拿方言写歌，最早玩乐队也是拿普通话写歌的。
T：我记得你好像说过“北漂”的时候是你离音乐最远的时候，这段经历对你的音乐之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M：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就是外部环境的影响，其实在北京，我认识很多歌手，像马条、张玮玮、郭龙、苏阳，这些人其实对我帮助很大，尤其是张玮玮，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应该是2007年，我刚开始写歌，把写好的歌拿给他听，他觉得挺好的，他也挺喜欢的，但是他说的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他说，“一定要悠着点儿来，不要把音乐当回事”，我当时有点儿不理解，但是后来随着时间流逝我越来越觉得他说的话很重要，认真对待，而越认真就会越紧张，越紧张的话越做不出好东西，放松才有这种可能性，不放松的话一点儿可能性都没有。
T：咱们陕西音乐人常会受陕北民歌和秦腔戏曲的影响，再加上西安是摇滚重镇，很多人都走了摇滚的道路，你好像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你选择走民谣这条路，你的音乐风格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和转变？
M：在我看来，不要在乎风格，要在乎的是你自己，你是咋想的，你是不是说了实话，一旦说假话，别人能听出来，风格不重要，我原来说过一句话，形式是枪，心才是子弹，形式其实我一点也不在乎，至于我的音乐风格是民谣还是别的，都无所谓，而且我不会说是一直坚持民谣道路，如果将来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民谣不能抒发自己的情感了，我有可能就会换一种风格，绝对不会因为现在流行什么我就搞什么。
T：听你唱《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能感觉到陕北民歌里有种很悲凉的东西，听起来让人心里酸酸的，作为一个一个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你是怎么理解陕北民歌的？
M：我有一个习惯，我喜欢观察别人的生活细节，这个歌我最早是在延安我家楼下的一个工地听一个农民工唱的，他用筷子串着三个很大的馍，用搪瓷碗端了一碗菜，肩上搭着一条毛巾往工棚走，一边走一遍开始唱，我觉得太好听了，他那个感觉不是在表演，他好像是给自己唱的，解闷呢，其实也就是给自己唱的，后来我才明白陕北民歌的作用其实就是给自己解闷用的，你面对无人的土疙瘩梁的时候，抒发自己的情感用的。
T：你唱过的很多歌特别能体现西安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你受这种文化氛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M：我觉得是朴实，朴实对绘画、电影、音乐这些艺术形式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所以我也喜欢看这种类型的片子，愿意写这样的音乐。
T：听你的音乐里很少涉及风花雪月、缠绵悱恻的男女情爱，是自然而然还是刻意为之？
M：关注点不在那些上面，一方面是我个人比较腻烦那些东西，看那些东西太多了，另一方面，说实话，别人比我写的好，所以在创作的时候，我就会想要以什么样的面貌来面对听众，而我最熟悉的就是身边的伙计，在街上遇到的普通人，我喜欢观察这些人，所以我对他们的生活细节也比较了解，创作起来素材也会比较丰沛。
T：我们注意到你之前创作的作品中，都有非常多的陕西元素，有人认为西安方言是把双刃剑，西安话并不算生涩难懂，歌词里大量涉及本地元素，能唤起本地人的共鸣，但受地域局限很难真正在全国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对此你怎么看？
M：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不能为了取得大范围的影响而写歌，一方面这是违背良心的事情，另一方面，脱离了方言我也没办法把歌写好，我也只能写我自己熟悉的东西，如果说因为方言歌曲影响受到局限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同时我也觉得音乐作品之所以会受到地域局限，也是因为作品本身不够好，拿美国乡村音乐来说，这里面很多都是南部口音，也就是方言，里面也有很多俚语，但因为作品本身足够好，歌词和旋律的契合度高，演出的表现力强，也获得了听众的普遍认可。其实，方言音乐在中国也就最多二十年的历史，其实还是时间比较短，随着各地方言音乐人的出现，随着更多的有才华的音乐人的加入，随着方言音乐人基数的增大，总会有一天方言局限终将会被打破，听众不再会去因为演唱方式去判断好坏，而是关注到音乐本身，我相信这一天终将会来临的。
T：你的音乐本身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唱的是西安这方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但却在西安以外的广大地区引起了听众强烈的共鸣，你觉得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M：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猎奇心态图新鲜，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前一段时间高晓松说，现在的很多听众属于喂养式听众，你给他馍他吃馍，你给他面他吃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听什么音乐主要凭市场的炒作和宣传，过去我们那时候听音乐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品位去慎重选择的，因为要自己掏钱买磁带或者CD，所以会很慎重，听什么音乐你会考虑好了，才会买回自己听。
但现在不一样了，你想听什么网上随便可以听到，缺乏了我说的过程之后，听众就会什么音乐流行就听什么，现在很多听众都变成这样的了，这好像也变成了一个大趋势，作为音乐人来说，不是说要对这个趋势进行革命还是抗争，而是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音乐做好。
T：你现在在全国的演出非常密集，和一些优秀的音乐人也有很多的交集，我们注意到你和音乐人李志之间也有很多互动，你怎么看待李志这个人和他在这个行业取得的成绩？
M：我觉得李志是个非常聪明的音乐人，他的音乐也很有才华，我和他最大的不同是他很认真，对待音乐非常认真，他会去做很多具体的事情，比如经营团队，把他的音乐制作的各个项目都交给他的制作团队去做。
同时他也在花很大的精力在做音乐，在演出前他和乐队进行大量的排练，他对音乐的态度非常之认真，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音乐人，在团队方面更职业，在音乐上更苛刻，我觉得这种方式挺好的，也很厉害，据我所知崔健也是这样的，但是我自己好像不太适合这种方式。
T：有人说现在是民谣的天下，你对民谣这个行业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T：我们知道你到目前为止一共就发行了一张专辑《当初就不应该学吉他》，歌曲数量不多但是传唱度很高，在这背后你对音乐品质的要求是不是十分苛刻？
M：其实第一张专辑，我本身不是特别满意，但也前前后后录了一年，用了一年时间录了一张唱片，但是最后我还是不满意，但是，后来我把这个事情想明白了，一个阶段说一个阶段的话，任何人永远都不可能是一个完全成熟完美的人，你在某一个阶段体会感受到的，尽量把它做好就行了，即使你回过头来发现那个东西有点傻，那也是一个记录当时状态的一个东西。
T：等你的孩子长大了，你会不会让他也从事音乐这条道路呢？
M：我觉得年轻人要多尝试，你才知道那个你更喜欢，在没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之前，没必要铆着劲在一件不喜欢的事情上面，梦想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很虚幻的事情，人人都说我要坚持梦想，梦想是个啥？梦想是可以替代的，你换一个梦想，它还是梦想，我觉得一定要多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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