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作家冯骥才被借调到人民出版社修改小说，就住在后楼。当时，后楼住了好几位从全国各地借调来的作家，部队作家朱春雨就是其中的一位。

很多年过去了，在几次搬家过程中，好多物品都被冯骥才处理掉了，但有一张写着“大冯的早餐”的旧稿纸他却一直保存着，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就在那次借调期间，朱春雨有幸参加了一次晚宴，晚宴上的猪排很好吃，朱春雨就留了一块用纸包好，带回住处准备给冯骥才吃。可等他回去的时候，发现冯骥才已经睡着了，他就把猪排放到了桌子上，并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了“大冯的早餐”一行字。第二天早上，冯骥才起床，看到了猪排和那张稿纸，心中十分感动。

朱春雨已于2004年去世了，但冯骥才却一直对他念念不忘：“那块猪排给我吃进肚子里了，这写着朋友情意的带着油迹的纸给我夹在本子里。看来人的情意有时比生命更长久。”

还有一个温暖的细节，同样被冯骥才一直记在心中。那是1979年冬天，冯骥才得了一场大病，一个年轻人便到他家探望他：“一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爬上我的阁楼，肩上扛一个西瓜，脑袋冒着汗。他说：‘我是《北京文学》的编辑，我们领导听说你病了，派我来看你，我想总得给你带点什么来呀，就在车站给你买个瓜。’”

这个送瓜的年轻编辑，后来成了大作家，就是刘恒。这件事冯骥才一直没有忘怀，多年以后他还在书中这样写道：“这个感动我的细节大概刘恒早忘了，我还记着。”

感动的细节，当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因为饱含着情意的温馨，所以才会穿越漫长的岁月之河，在记忆中熠熠闪光。这样的小事之所以能被当事人记了这么多年，是因为情意比岁月更长久。

资料来源：冯骥才《凌汛：朝内大街1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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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尚的人格操守

唐宝民

王梓坤是当代著名数学家和教育学家，上个世纪50年代曾留学苏联，学成后回国到南开大学任教

刚回国时，学校房产科将他安排在教工宿舍楼一个只有九平方米的房间居住，房间里见不到阳光，白天也要开灯。家具只有一张单人床、一把椅子。送他来的工作人员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说“以后再给你调吧！”。王梓坤却不在乎，说“什么房子都可以。”他在这里一直住了十九年！

楼里各家各户都生炉子做饭，王梓坤嫌做饭浪费时间，就天天去吃食堂。人们去食堂吃饭一般喜欢早点排队，因为可以买到可口的饭菜。但王梓坤舍不得浪费排队的时间，所以他总是最后才到食堂、有什么就吃什么。

那几年，邻居们经常看到王梓坤骑着一辆锈迹斑驳的破自行车，车上挂着两个竹篦壳子的旧热水瓶去水房打开水。邻居跟他开玩笑说：“你这辆车不用评比，肯定是南开第一破车。”王梓坤笑着回应说：“这破车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你知道吗？没人敢偷！”

“文革”开始，宿舍停止了供暖，王梓坤的房间的窗户嵌的是单层玻璃，冬天北风肆虐，室内便非常冷。洗脸的毛巾冻成了硬块；茶杯里的水结成了冰块；王梓坤的手指、手背上长满了冻疮……但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仍然在小屋里不停地写作，写成了后来的科普畅销书《科学发现纵横谈》。

1977年10月的一天，王梓坤从北京返回天津，刚走进宿舍，好友就过来告诉他：“你要升教授了！” 11月间，天津市政府在天津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宣布王梓坤等人被评为教授。多年的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

王梓坤的名声越来越大，但他十分平易近人，一点也不摆教授的架子。调离南开后，王梓坤将自己的房子交回学校。他的学生陈典发在整理他的书籍信件时，看到了一封用铅笔写来的信，原来是一个小学生写来的，这个小学生希望王爷爷帮他制定一个学习计划。日理万机的王梓坤认真给这个小学生回了信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不在乎居住条件的艰苦、不肯浪费任何时间，只要能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吃多大的苦也不在乎。成了名教授以后，也能对他人平等相待。王梓坤身上的这些闪光之处，让我们看到了他高尚的人格操守，而这种操守，正是当下知识分子所稀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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