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年前，20世纪最后一个龙年的伊始，本报头版头条刊登的是本人写的一篇记者述评；

二十四年后，又一个龙年的伊始，本报已不复存在、本人重新检点这沧海桑田的历史……

当年，本人由此主持了差不多将近一年的“‘球籍’问题讨论”，过程中我对改革归纳了这样一个悖论：“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体制有毛病、需要改，但怎么改却是由有毛病体制来决策的。我们无法选择这种‘要在不合理的体制里尽可能做出稍微合理一点的决策，使改革往前走’的既定现实条件。我们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超越历史的选择。”

其实，这种“要让有毛病的体制来决策如何改革体制本身的毛病”的理论概括，用一句大白话来说，我们这几十年经历的其实是一场“由计划经济的政府领导的市场经济改革”！

这是改革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到上一世纪80年代末只不过显得更加明显而已。改革到那时已经象戴着脚镣的舞蹈，舞步日渐沉重、舞乐日渐嘈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