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符三年六月渡海将近半年，苏轼一路不是乘船就是骑马，历酷暑经秋凉，一出韶州，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体终于吃不消了，他病了，患的是大伤元气的痢疾（后来苏轼就是死在痢疾上），走不动了，只好在南雄调养，等待痊愈。这一年的岁尾，苏轼是在路途中度过的，“人生长如寄”，苏轼在诗中反复吟诵的这句话竟成了自己一生奔波的谶语。转过年来，新皇帝启用了新年号“建中靖国”，欲以大公至正消弭党争，纠正偏颇。这一年正月初四苏轼再度上路，匆匆向北。曾敏行《独醒杂志》有这样一段记载“东坡还至庾岭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问从者曰：‘官为谁？’曰：‘苏尚书。’翁曰：‘是苏子瞻欤?’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也。’东坡笑而谢之，因题一诗于壁间云：‘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夹道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一路北上，诗情豪迈，岭南七年，苏轼在困厄中顽强生存，再次踏上大庾岭，正是早春时节，南国春早梅子已然结子，诗人不免兴动，作《赠岭上梅》：“梅花开尽百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以品格高洁的梅花自喻，既不和“杂花”一齐开，也不和“行人”一齐来，冷静沉着，识时审势；不在梅子未成熟时就急急忙忙去尝青梅煮酒，而是“要看细雨熟黄梅”。这首诗可以看作苏轼遇赦北归后的内心世界的写照。

 新帝践祚，时局一变，元祐旧人纷纷起复，获得重用，苏轼兄弟声望崇隆，很多人预估苏轼不会长久闲废，再度置身高位只是时间问题，《侯鲭录》记载：“山谷建中靖国间例复官职，有诗十首。一曰：‘阳城论事盖当世，陆贽草诏倾诸公。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鬓翁。’谓东坡也。”这是当时政坛呼声、士林公论。在英州与郑侠相会，郑赠诗就期许苏轼能像淋雨滋润苍生，苏轼写有《次韵郑介夫二首》内有：“孤云倦鸟空来往，自要闲飞不作霖。”“一生忧患萃残年，心似惊蚕未易眠。”之句， “一生忧患萃残年，心似惊蚕未易眠。”恐慌之情溢于言表，“自要闲飞不作霖”便不是自谦之词了。苏轼的内心对于政治已经心灰意冷，而且，时局的变化也的确不让他乐观，朝廷中已经有人因为屡次疏请招用苏轼而被贬官，在新皇帝心里面，苏轼依旧是元祐党争的罪魁。而苏轼自己这一次是真的不想回到朝中趟浑水了。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初五，苏轼重游大庾岭龙泉寺，七年前过岭题诗犹在，一晃七年过去，政坛冷暖变幻苏轼岂能不知，旧地重过，诗人写下了：“秋风卷黄落，朝雨洗绿净。人贪归路好，节近中原正。下岭独徐行，艰险未敢忘。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的诗句，在诗前诗人记述了写作的背景“予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诗中，用了一个典故，汉朝初创，叔孙通奉命制朝仪，尽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有二人不肯应召被目为不通时变的鄙儒，此刻在苏轼眼里，那两位未曾奉召的儒生恰恰是自己追慕的对象，政坛如泥潭，东坡老矣，不堪挣扎了。

苏轼一生的沉浮总与几个女人有关，这几个女人就是被誉为贤后的高太后和向太后。先是哲宗时代高太后执政他荣升朝里身居高位，高太后去世了，他就倒霉了。这一次是向太后说了算，他才能从悬居孤岛，而得北返中原，没想到路程走了还不到一半，建中靖国元年正月里，向太后也死了。太后一死，皇帝就没有顾忌了，太后启用旧臣的用人之策随之生变。“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个经历过风浪的老人对于这样的变局比别人敏感得多，太后去世的时间是正月十四，苏轼写下中这样的诗句：“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次韵江晦叔二首》）。”走到虔州，苏轼遇到了一位和自己一样被贬官天涯的刘安世，苏、刘二人政治上不同道，私谊更是称不上朋友，元祐同朝二人多有龃龉，略显刻薄的苏轼甚至讥讽刘安世为“把上（乡巴佬）”，没成想，两个性格迥异的政坛对手在北归路上成了很好的旅伴。刘安世爱静处喜谈禅，苏轼好动爱美食，寒食节那天二人同游虔州南塔寺，此时山里春笋正好，苏轼动了饕餮之念，因怕安世不肯同去，就谎称邀其同参玉版和尚，安世欣然前往，到了山中一处名为“帘泉”的地方就坐下烧笋共食，安世也觉得鲜笋味美，就问到：“此何名？”苏轼答曰：“名玉版。此老僧善说法，要令人得禅悦之味。”安世不免失笑，心想东坡虽老，仍不失机趣。这份幽默与机趣伴随苏轼一生，这也是他能从困厄中走出来的力量之一，人生本就困苦，如果不能幽默待之，那就苦透了，东坡被目为千古第一达人，恐怕主要就是得益于这份幽默与机趣。从江西一路往北，有刘安世作伴倒也不寂寞，二人对彼此也有了全新的认识，苏轼由衷敬佩安世历经磨难矢心如一，称之为“铁人”；安世也觉得东坡“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矣。”

北归路上，一路走到了江苏境内，苏轼先到金陵去崇因禅院向观世音像还愿，南迁之初，苏轼曾来此许愿：“吾如北归，必将再过此地，当为大士作颂。”这次到来，苏轼如愿写了《观世音颂》。在金山寺，苏轼如约见到老友程之远和钱世雄，一起登妙高台，在这里，苏轼看到李公麟所画的自己的画像，百感交集，自题一诗于其上：“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意出言表，这是毕生的总结，自嘲中隐含着力量。

【归处】

路途上，苏轼开始寻找归宿之地了，苏辙邀其与己同住许昌好彼此照应，但苏轼内心深处却不想去那里，一来弟弟一家家口庞大，并不富裕，二来许昌距离帝都太近，他心怀忧惧。在致苏辙的信中，他是这样说的：“兄近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坐。颇闻北 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 北行渐近，决不静尔。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数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然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一生豁达的苏轼，到老对政局的动荡避之唯恐不及，而此时朝中也的确是暗流涌动渐成汹涌之势。从神宗到哲宗再到徽宗，党争阴影持续不散，此时跻身时局，无疑飞蛾赴火，他自己还好说，怕的是连累亲人朋友，在致李廌（方叔）的一封书信里他惴惴不安地写道：“某自恨不以一身塞罪，坐累朋友。如方叔飘然一布衣，亦几不免。纯甫（范祖禹）、少游（秦观），又安所获罪于天，遂断弃生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议而已。忧患虽已过，更宜慎口以安晚节也。不讶！不讶！”这份恐惧绝不是为一己之身的安危，他是文坛领袖，政坛元老，他的一身安危关系着太多人的命运。苏轼内心深处有一份大悲悯，他不能，也不会只顾自己荣宠隆誉而牺牲那些无辜的粉丝们。

许昌不会去了，朋友们推荐的安徽舒城也非理想之地，他想到了常州，并委托钱世雄代为购房，作久居之计。苏轼一面安排未来的住处，一面兼程前行，已经到了江南的酷暑时节，船到仪真，苏轼再次染疾。这次的疾病是冲着老人的生命来的，无论多少才情多么豁达终究战胜不了死亡。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苏轼依旧活的比别人精彩。他在最后的日子里见得最多的人是米芾，东坡老人在致米芾的书信中流露出的情感真堪做中国文人真诚交往的经典标本，“ 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者。”这是苏轼给米芾的书信之一，写这封书信时，苏轼已经病魔折磨有日，从信中谁能读得出这是出自一位行将离世老人的手笔？在其后数日之间，身在病中的苏式还有多封书信给米芾，二人惺惺相惜，这段交往应该是苏轼晚年最值得称道与纪念的。六月十一日，病体少愈，此时米芾也将进京，告别之时，苏轼坚持起床，抱病扶杖相送于闸屋之下，送别米芾，苏轼继续他最后的北归之路。

【归结】

生命留给苏轼的时间越来越珍贵，六月十二日，从仪真出发渡江过镇江，往祭堂妹。恰在此时，归隐京口的前相苏颂去世的讣告传来，苏轼命子苏过代己前往吊唁。此时，朝野上下关于苏轼行将入相的传言也是甚嚣尘上，害的苏轼不得不修书辟谣。说来凑巧，苏轼北归之时正是他青年的好友晚年政敌章惇被贬之日，去到的地方又是苏轼刚刚离开的雷州，苏轼入相的消息让章惇一家陷于恐慌，可以说，苏轼的海南之贬，大半出自章惇的主意，章惇的儿子章援作为苏轼的弟子尽管因两家势不两立久废师礼，此时救父心切不得不写了一封长信致苏轼，这封信写得言辞哀婉，分寸火候俱佳，赵彦卫《云麓漫钞》详细记述了这段公案：“先生得书大喜，顾谓其子叔党曰：‘斯文，司马子长之流也。’命从者伸楮和墨，书以答之：‘某顿首致平学士：某自仪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书乃渐醒悟。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某在海外，曾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愿写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叠检获，当录呈也。……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某顿首再拜致平学士阁下。六月十四日。’”这是苏轼最后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写得很长，是写给曾经疯狂迫害甚至欲置自己于死地的政敌的儿子，心中没有一丝仇恨和怨气，没有幸灾乐祸的揶揄，苏轼真的是超越了。林语堂先生在其《苏东坡传》中这样评价：“圣法兰济，也是生在那同一世纪的伟大人道主义者，他若是看了这封信，一定会频频点头赞叹。”基督徒林语堂大概从这封信里读出了别人读不出来的滋味，他把这封信看作是“人道精神的文献。”千年之后有此知音，苏轼大幸！

六月十四日，苏轼给章惇之子章援写的信在章家珍藏很多年，见之者评价“此纸乃一挥，笔势翩翩。”字如其人，书乃心声，行将离世的苏轼心里不存一丝污垢。六月十五日，病体稍安的苏轼继续上路，坐船循运河去往常州，那是他准备归隐的地方，没想到他的生命就是在自己心仪处结束。苏轼坐在船舱里头戴小冠，身穿背心，运河两岸站满了百姓，大家渴望一睹名士风采，苏轼回头对同行的客人说道：“莫看杀轼否！”这样的场景在魏晋名士风流的时代曾经有过，东坡之后在就难以得见了。尘世留给苏轼的时间不多了，关于苏轼最后的日子《春渚纪闻》有详细的记载：“建中靖国元年，先生（苏轼）以玉局还自岭海，四月自当涂寄十一诗，且约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决议为毗陵（常州）之居。六月自仪真避疾渡江，再见于奔牛埭。先生独卧榻上，徐起谓某（钱世雄）曰：‘万里生还，乃以后事相托也。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决，此痛难堪。’余无言者。久之复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日往造见，见必移时，慨然追论往事，且及人间出岭海诗文相示，时发一笑，觉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七月十八日，苏轼对守在床边的三个儿子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亦云：“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他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充满了自信与达观，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几天之后，他似乎有点起色，让两个小儿子扶他由床上坐起，扶着走了几步。但是觉得不能久坐。

　　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此时苏东坡已经不能坐起来，他让维琳方丈在他屋里，以便说话。《纪年录》中这样记载：“径山老惟琳来，说偈，答曰：‘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乃能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摩什，神咒真浪出。’琳问神咒事，索笔书：‘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并出一贴云：‘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尤，非命也耶！’盖绝笔于此。” 面对死亡，苏轼相信：“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衰弱下去，据《东坡纪年》记载东坡去世之际是“闻根先离”，即失去了听觉，当时维琳和尚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道：“端明宜勿忘。”和尚提醒苏轼不要忘了西方极乐世界，苏轼回答：“西方不无，但个里著力不得。”在一旁的钱世雄跟着喊：“至此更须著力。”苏轼答曰：“著力即差。”这是苏轼最后的话。

苏轼至死都是清醒着的，他知道既然像鸠摩罗什那样的高僧在生命结束之际诵经求生都是徒劳，苏轼愿意乘风归去，无牵无挂。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北归中原，一走就是一年。这是东坡老人生命中最后的一年，走在回程的路上，也是走向生命峰巅。这一年苏轼完成了从庙堂到乡野从繁华到质朴的终极追求，走出了是非、恩怨和执着。苏轼死在建中靖国元年是他的福分，他去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徽宗崇宁元年党祸再起，崇宁三年他的名字被刻上元祐奸党石碑。他去世26年后，北宋覆灭。他历经磨难，但毕竟不是王国灭天下的倾天之难，他死了，中国文化史上再就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