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性与现代性本身是一个西方美术史的概念，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拒绝和西方的对话，可以不理这些问题，不过可惜的是，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也在希望或者不得不靠拢的一个问题。现在不管如何批评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以西方的美术评价标准生套中国的艺术问题，这个潜在的标准仍然在继续生效，中国的艺术家仍然以参加外国的展览作为自己最大的贩卖资本。而另一方面，似乎没有国外艺术家以参加中国的展览作为自己的资本，大多还是被邀请的情况。

艺术的自律性是近代之所以作为近代的标志之一，也就是颠覆之前绘画作为一种文学的解释、象征的非自律的状态，让视觉本身独立是艺术家谋求自身独立价值的根本途径。如果按照西方美术史的体系验证中国的艺术发展，近代化的不发达是毋庸置疑的，“文以载道”是中国文艺思想里面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文以载道”影响的首先自然是文学，然后延伸到艺术领域。反之，曾经在80年代中国的文学界也热衷过“朦胧诗”这一类实际上是“文字语言自律”的问题，在西方的先驱者则是波德莱尔等人。在文学领域出现反叙事性与美术领域的造型自律性的谋求，在时间和理念上都是相辅相成的。艺术形式就是其本身，而不需要承载叙事以及教化的意义与作用。在西方的现代主义运动之后，艺术可以说获得了一种极限状态的自律性，对物质和形式本身的探索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这条线索引出了抽象艺术，极简主义，在日本则有“物派”的出现，“物质与知觉”是艺术家关心的问题。

在这样的极限之后，后现代的艺术似乎又回到了叙事性与象征性，甚至于社会批判的范畴中。中国在一开始就被说成是后现代的，的确，从时间上来说，现代主义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中国的艺术家从80年代以后就没有脱离过社会批判、国家象征等问题，从视觉形式上入手的艺术家为数不多。那么，中国的艺术是超越了现代主义而一步到位了吗？或者中国艺术自身的发展是不需要去套用西方的阶段论而自成一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事实上也要承认中国有一些艺术家也做出了一些有意思的作品。不过，进入后现代的艺术，至少，无论是西方的艺术家还是日本的艺术家，在视觉自身的表达上是经历过现代主义之后的洗练，各人在意义的表达上运用了具有说服力的视觉形式。而中国的现状是，在一个如果没有大段说明就视觉失当的作品面前，需要艺术家来做出大段的说明与意义解释。说的比做的精彩。艺术家不是搞视觉的，倒像是社会活动家，或者是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