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妙勤

达摩祖师说：“吾本离南印，来此东土，见赤县神州，有大乘气象，遂踰海越漠，为法求人。”大乘佛法从佛的妙明真心流出，超越了凡夫的心意识，众生能够遇到已经非常稀有，能够生信就更难，进而能够依教奉行，更是难中之难。而在中国，修学大乘佛法的传统两千年来绵延不绝，诚为大不可思议。回顾大乘佛法与中国的胜妙因缘，如同瞻仰一幅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

诸佛教化的神奇土地

据梁朝慧皎《高僧传》记载，东汉永平七年（64年），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飞空而至，落于殿前，第二天召集群臣，以占所梦。太史傅毅说：“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这里的“西域”就是指古印度。汉明帝表示认同，于是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人西行寻访佛法。使者们在大月氏（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及阿富汗一带），遇到了在此游化的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尊者，就邀请他们到汉地来。于是他们用一匹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到了洛阳，这就是著名的“白马驮经”的故事。这是以国家的名义迎请佛法，标志着佛法正式传入中国。

其实在此之前，佛法已经通过民间形式传播过来。据朱士行《经录》记载，秦王嬴政四年，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带着佛经来中国弘法。秦始皇不信佛法，就把他们囚禁起来。到了半夜的时候，有丈六高的金甲神人破开牢门，将室利房等人放了出来。秦始皇知道后大惊，稽首谢罪，并奉上厚礼，把他们礼送出境。

与秦始皇同时代的印度，处于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阿育王统治时期。阿育王是佛门的大护法，他曾派遣由很多高僧组成的使团，到各个国家去弘法。他还开启了其祖先阿阇世王所藏的八万四千佛舍利，役使鬼神建造成八万四千座宝塔，广泛散布于南赡部洲。这样的佛舍利塔，在中国就有十九处，可见中国大乘因缘的深厚。

唐朝的时候，道宣律师因戒行精严，感得天人来供养，后来他将与多位天人的问答，记录成为《律相感通传》。天人讲到，周穆王的时候，中土就已经有佛法了。道宣律师问，凉州西番和县的山裂开之处，露出来的佛像是什么朝代所造。天人回答，是迦叶佛时利宾菩萨为救度众生而造。此外，蜀地简州三学山寺、涪州相思寺，都是迦叶佛时所造。道宣律师问，益州成都的多宝石佛是什么时代从地踊出的。天人回答，蜀都的原址在青城山上，现在的成都以前是大海。迦叶佛时，有人于西耳河建造了多宝佛全身像。后来有人请了佛像渡海，船沉人亡。到了晋朝的时候，有人通过发掘，发现了埋在地下的沉船，船中有佛像和人骨。其中人骨肢体各部分都很粗大，超过当时人的数倍。迦叶佛是释迦佛之前的一尊佛，是贤劫的第三尊佛，在人寿两万岁时应化在世间救度众生。佛经里记载，在减劫中，人寿每一百年减一岁，人的身高每一百年减一寸。迦叶佛时人的身形，远远高于释迦佛时的人，在这里可以得到印证。

由这些记载可知，我们这一期人类文明的很多文化现象和遗迹，并不是这一期才开始有的，而是有着久远的历史传承和积淀。早在释迦牟尼佛出兴于世以前，古老的佛教文化基因早已埋藏在我们这片土地，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佛在《大涅槃经》里讲过，一个人在过去生中有供养过半恒河沙数诸佛的功德，在这一生中遇到大乘经典时，才能做到不生毁谤。我们今生能够信受大乘佛法，说明我们过去生中积聚了甚深的善根。因此可以说，佛教作为一种超时空的文化，在恒常地影响着我们。

求法与译经双轮齐转

在汉明帝正式迎请佛法以后，随即也拉开了历时千年的求法序幕。自后汉末叶以来，无数大德高僧、在家信士、王公贵族、文人学士，乃至能工巧匠等，源源不断地加入到这一光辉历程中。

佛法在中土的传播，是以佛经的求取和翻译为前提的。从曹魏甘露五年（260年）朱士行西行求法开始，到宋元时期，整个西行求法事业历时千年之久。数以万计的求法者，或组团，或独行；或跋涉沙漠，或翻越雪山，或乘舟渡海，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东晋法显大师《佛国记》云：“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在这样恶劣的境遇中，有的求法者满载而归，为世人传颂，但更多的人死在了路上。唐代义净三藏《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常慜法师发愿往生极乐，念佛不辍，并抄写《般若经》。他乘一条商船西行求法，船上的货物很重，出发不久，海上就起了风浪，船就沉了。在船快沉没的时候，商人们为了争着上小船，互相打斗起来。船主对佛法很有信心，就对常慜法师说：“师父到船上来吧！”常慜法师说：“船留着载他们吧，我不上去了。看淡生死，这是顺应菩提心的。舍己为人，这是合乎大士行的。”于是，他面向西方合掌，称念阿弥陀佛，随船一起沉没下去。常慜法师在求法路上丧生，留下了名字。但更多死在路上的求法者，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即使如此，也没有阻止求法者西行的脚步。就这样，在历代大德高僧前赴后继的求法历程中，梵文经论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法显大师在《佛国记》里说：“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义净三藏《题取经诗》云：“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这首诗传达出的，是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以及大师对后人珍视佛经的殷殷期待。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印刷术不甚发达的时代，古人为了抄一部佛经，可以跋涉百里千里。也不难理解，古人在得到佛经以后，为什么会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恭敬心来礼拜供养。

求得梵本佛经以后，紧接着就是翻译。从最早来到中土的摄摩腾、竺法兰开始，佛经翻译工作即已拉开序幕。从东汉到北宋，佛经翻译事业在中国兴盛了约一千年，被称为“千年译经运动”，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将释迦本师宣说的真实义趣准确传达出来，以契理契机的文字般若摄化众生，这是佛教弘化事业关键性的一步。长达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历程中，历代译经师翻译的经卷多达五六千卷，诸宗齐备，百花齐放，这是释迦本师为引导众生解脱而打开的无数扇大门。其中所蕴含的胜妙因缘，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

佛经的翻译，还衍生出大量新的汉语词汇，比如佛陀、菩萨、罗汉、菩提、禅定、涅槃、般若、智慧、忏悔、皈依、缘起、泡影、世界、习气、烦恼、舍利、三昧、境界等词语，以及五体投地、慈悲为怀、菩萨心肠、昙花一现、天花乱坠、作茧自缚、盲人摸象、拈花微笑、醍醐灌顶、惟我独尊、衣钵相传、四大皆空、六根清净、香象渡河，乃至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成语。这些新词汇的加入，大大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其中很多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用语。所以赵朴初先生说：“假如彻底摒弃佛教文化，我们可能连话都说不周全。”佛经的翻译和传播，对中国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哲学、文学、书法、绘画、音乐、舞蹈、雕塑、建筑等。弘一大师说：“我觉得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在于从学佛法中得来。要从佛法中研究出来，才能达到最上乘的地步。”佛法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与精神境界。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除了佛经中甚深微妙的开示以外，还得益于译经师们的非凡创造力。佛教史上的这些译经师，都是当时非常杰出的人物，比如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鸠摩罗什、昙无谶、真谛、玄奘、不空等诸位大师。尤其是鸠摩罗什大师，颖悟绝伦，悲心深重，座下弟子皆为俊逸之士，曾出现过三千门人弟子一起译经的宏大场面。《律相感通传》记载，鸠摩罗什大师位阶三贤，从毗婆尸佛以来即在翻译经典，是七佛译经师。大师的母亲临去天竺求法的时候曾对他说：“大乘经教会在震旦大兴，将它们传到东土，要依靠你的力量，但是到东土去会对你自己不利。”大师回答说：“大乘菩萨道就是要舍己为人，如果能使大法广为流通，利益众生，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事见《高僧传》）后世经常读诵的《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等，都以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最为普及。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像鸠摩罗什大师这样的乘愿再来之人，在历史上数不胜数。他们或隐或显，或出家或在家，皆以大菩提心宣扬妙音，匡扶正法，使解脱之灯代代相续。正是由于中国有着深厚的大乘因缘，才能感召无数佛菩萨来应化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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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摩罗什大师像

佛经是佛陀的法身舍利，是接引众生出离生死苦海的无上珍宝。有佛经在，佛的教法就不会消失，佛就一直与我们同在。为了使后世子孙能闻熏佛法，古人或抄写、印刷佛经，或描绘、塑造佛菩萨圣像，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北京房山石刻《大藏经》，都是历经一千余年，经过数十代人的努力而完成的。没有“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大慈悲心的支撑，这些是难以做到的。由此可知，我们今天能够闻到佛法，绝不是小因缘。一部佛经托在手上，应该感觉沉甸甸的，因为这里面凝聚着无数先贤的心血。

般若与净土两大系统

隋唐时期，大乘八宗（律宗、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真言宗、禅宗和莲宗）呈现繁盛局面。如果进一步归纳，中国大乘佛法主要有般若和净土两大系统。般若真空与净土妙有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使无数众生蒙受法水滋润，究竟解脱。

般若系经典的传入，在佛经中早有悬记。《大般若经》云：“舍利子，如是，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灭度已，后时后分，后五百岁，于东北方当广流布。”印度的东北方即是指中国。朱士行是汉地西行求法第一人，他所求的就是般若系经典，也是当时佛经传译的主流。释迦本师说法四十九年，讲般若系经典有二十二年。就是因为众生执着贪恋非常深重，所以需要反复讲。然而般若思想广博深奥，既难信，也难讲，一般人难以接受。尽管如此，般若系经典还是被不断地翻译，不断地传播。东晋时期，般若一门形成了“六家七宗”的繁盛局面。

般若系经典在汉译佛经中所占比重最大，有七百多卷。尤其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是所有经典当中分量最多的，有六百卷。唐朝显庆三年（658年）正月初一，玄奘大师在玉华寺开始翻译《大般若经》。由于这部经非常庞大，梵本共有二十万颂，弟子请求删略，玄奘大师同意了。起了这个念头以后，大师“于夜梦中，即有极怖畏事以相警诫，或见乘危履险，或见猛兽搏人，流汗战慄，方得免脱”（《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师醒来以后，即对弟子们说，不能删略，还是要广翻。到了夜里，就看到诸佛菩萨眉间放光，照触己身，心意怡适。

一部六百卷的《大般若经》能够圆满翻译出来，足证中国人与般若教法有着甚深的法缘。玄奘大师翻译的《心经》，即是《大般若经》的精要，古往今来书写读诵受持者更是不计其数。另外，像《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般若系经典的流通也经久不衰。般若是一切诸佛之母，是众生自在安乐的源泉。对于饱经忧患恐惧的众生来说，般若系经典是一剂对症良药。

般若系经典主要适应了文化精英阶层的志趣，而净土法门则以三根普被的特质，彻底彰显了诸佛普度一切众生的本怀。净土法门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唯佛与佛乃能究尽。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这些净土经典，在佛法初传时期就受到重视，都不止一个译本。其中，《无量寿经》在中国出现了十二个译本，是翻译次数最多的经典。早期最重要的两位译经师安世高和支娄迦谶，都曾翻译过《无量寿经》。佛在这部经中悬记，末法时代，经道灭尽，佛力加持这部经再住世一百年，给予众生最后的救度。

东晋时期，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结集一百二十三位净业行人，结白莲社，念佛求生西方，净土法门从此逐渐普及开来。千百年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佛教标志。多少人听到这句佛号，或欢喜踊跃，衣毛为起，或感恩戴德，痛哭流涕。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是为我而发，极乐世界是为我而建，信愿称名，即得往生。一句万德洪名，是连接娑婆与极乐的大悲慈航，运载着无量众生驶向彼岸。这样的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在中国竟一度出现过“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盛况，这样的大乘因缘不是我等众生所能思议的。《无量寿经》（宋译本）云：“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已曾供养诸如来，是故汝等闻斯义。”由此可以再度证明，我等众生能够闻信念佛一法，说明往昔已经供养过无量诸佛了！

细论大乘佛法与中国的胜妙因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里只能选择以上几个方面略作介绍。我们为生在这片具有深厚大乘因缘的土地而自豪，同时也不应该辜负这稀有难遭的因缘。饮水思源，至诚感恩为我们说法、求法、传法的无数先贤。唯有仰遵释迦弥陀两土世尊的教导，深信切愿，老实念佛，往生净土，才能报答这无尽的深恩。祈愿正法久住，一切众生皆得早日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