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遇之善，或遇之恶。我常常想，人之为人、行事为什么常有善恶之别呢？老来，想得多了，渐渐有了一些粗浅的思考。

        人的思想观念来自于“想象”，想象来自于各种“感觉”（如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等）过后的“幻象”。反过来说，人的感觉过后留下来的幻象形成人的想象。

       比如说，你接触了某人，通过各种“感觉”（听他说话是听觉、观察他的外表和举止是视觉、与他握手或拥抱是触觉）对他留下了印象。今后只要别人提起这个人或你想到这个人，浮现在你脑海中的就是你曾经关于他的那些感觉留给你的印象，在哲学中，这些印象叫“幻象”，这种幻象就是“想象”。又如你若曾经被一条蛇咬过，之后这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但一想到蛇，你就会想起那是一条长长的，弯曲的，爬行在地下的狰狞的冷血动物，而且你也永远忘不了那种被咬的痛觉。这也是想象。

      人把对大量的人和事形成的单一的想像一个又一个地紧密连接起来，甚至发生由此及彼的联想，这就形成了人的“思想”。人与动物的不同，就是人可以把“感觉”和想象升华为思想，而动物则不能。

       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特别是婴幼儿时期，当他的大脑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如果让他“感觉”到大量的善良的人和事，受到大量的关于善良的有形或无形的教育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就会在他的潜意识中留下大量的关于善良的“幻象”即善良的想象，那么一般来说，他一生的思想底色大抵就是善良的，这种善良已经植入于他的心髓了。这样的孩子成人后必是善良的人。我们以为他的善良是先天生就的，是天性使然，是所谓“性本善”，其实不是，如前所述，他的善良是后天植入的。反之则相反，有的人潜意识中则蕴藏着太多的“恶”，也是后天植入的，并非天性即恶。比如，一个幼儿，下意识的抢夺另一个幼儿的食物或玩具，抑或骂长辈，这时，一旁的大人便要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即时晓以是非，明以事理，哪怕孩子一时听不懂。如果此时大人不仅不加制止，反而觉得好笑，从旁喝彩鼓励，这其实就是在为幼儿加固“恶”的感觉，植入“恶念”。当幼儿有了大量的恶的“感觉”，成人后必定不会是一个“善良”的人。

       所以，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说，人的价值观其实是在幼年和少年时期就形成了的，那是由他的一个又一个善或恶的感觉的运动奠定了基础的，青年时期，人的价值观就基本定型了。这些感觉的作用就象平桌面上的水，用手指一引之后就向导引的方向流去。

       一个人在成长的幼年和少年时期若感觉到大量的“善”，他的“天性”大概率就是相对“善”的，若感觉到大量的“恶”，那他的“天性”大概率会充斥着许多的“恶”。这种人们常误人为是“天性”的人性，实际上都是后天形成，并非先天就有、与生俱来。这种“善”和“恶”的所谓“天性”将贯穿于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影响他一生中所有的言行举止、选择和决定。

      因此，人的幼年和少年时期的早期教育十分关键。这种教育当然包括身边的人和社会时时刻刻给他的影响。所以我国古代先人们已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就有了孟母三迁，择邻而居的典故。

       当然，当我说起善时，我说的所有的善都是伟大的，高贵的，哪怕是再小的善。而在中国，一个人最基本的善是感恩父母，尽孝长辈。辨别一个人的善与恶，首先就看他的“孝”。一个对父母不孝的人，无论如何标榜自己的善良和忠诚，都是不可信的。我说的恶，并非都是那些十恶不赦的恶。在道德和法律约束下，许多恶实则是“不善良”。有人把这种恶称为“平庸之恶”，比如没有同情心的恶，见死不救的恶，落井下石的恶，岀卖告密的恶，幸灾乐祸的恶，见利忘义的恶，等等，就都是这样一种“平庸之恶”。一个社会如果到处都是这样的平庸之恶，而且人们还司空见惯，那这个社会就岀大麻烦了！上海疫情中产生的大量社会不良现象便是最严重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