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中最易读、也是阅读最广泛的部分——“决策者摘要”在可读性方面评分较差。10月在线发表于《自然-气候变化》的这项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法国塔朗斯马赛波尔多商学院教授巴克迈耶使用弗莱士易读度指数，对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决策者英文摘要进行了评分，并将结果与报纸媒体及以《科学》《自然》为代表的科技出版物的可读性进行比较。他认为，随着时间推移，IPCC决策者摘要可读性变差，从1990年首次发表以来一直稳步下跌。与之相反的是，IPCC报告的科技期刊解读与新闻报道的可读性有所改善。

中国气象报记者 孙楠

　　█公众认为有必要让报告更通俗

　　决策者摘要作为IPCC评估报告的提炼，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从科学报告到面向政府，再到面向公众，IPCC在报告出炉后端，仍有改进空间。

　　IPCC评估报告阐述了气候变化的方方面面。从气候变化的物理基础，到影响和脆弱性问题，再到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其主报告之厚，专业性之强，是一般公众难以在短时间内消化的。

　　IPCC将几千页的主报告提炼成几十页的决策者摘要（三个工作组的决策者摘要及综合报告摘要）。这些摘要自然成为评估报告中阅读最广泛的部分。

　　新任IPCC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翟盘茂认为，决策者摘要主要面向决策者，更加强调了严谨性、科学性和决策服务的有用性。“相关决策者长期从事气候变化应对工作，其中一部分也参与了报告评审，理解起来相对更为容易。”

　　从充满科学术语的主报告到面向政府的决策者摘要，IPCC还在尝试将报告以更通俗的方式传递给公众。据IPCC传播和媒体关系负责人乔纳森·琳恩介绍，他们制作了报告相关的科学视频，并设计网页对主报告进行展示。这也解释了在巴克迈耶的研究中，虽然决策者摘要可读性变差，但媒体相关报道的可读性反而更强。

　　“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面对政府还是公众，我们都需要让IPCC报告更具可读性、更易理解。”琳恩说，可以使用数字技术传播信息，或让作者和图表设计者共同绘图。

　　值得一提的是，巴克迈耶使用的弗莱士易读度法，主要以英语句子平均长度和每个单词的平均音节数为考核指标。从这点出发，只要缩短句子，使用短音节的单词就可以增加可读性。但琳恩认为，增加可读性的巨大挑战在于，不能破坏严谨科学的报告结论，同时不能忽视需要传达的重要细节。

　　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如从科学性上加以分析，必须加上可信度概念，其背后有海量数据的支撑。对于一份科学报告来说，不能只突出可读性，而让科学性出现偏差。

　　█以科学性立足气候变化舞台

　　科学性和可读性不是悖论，但可读性变差比科学性变强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目光。IPCC用严格的流程保障了评估报告的科学性，在向来纷争的气候变化舞台上扎稳步子。

　　如果巴克迈耶没在《自然-气候变化》 上发表这项研究，仅凭公众本身，很难发现决策者摘要可读性的变化趋势。

　　公众对IPCC 决策者摘要的认识，大多来自媒体。

　　但少数机构和媒体对IPCC的关注，除了科学结论之外，还有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门事件”，甚至抓住十几年前一些微小数据的失误不放，引导公众把目光聚焦在IPCC是否权威、可信上。

　　实际上，IPCC有着极为严格的程序。先要批准评估报告大纲，随后组织推荐专家，接着遴选作者，再到作者编写主报告初稿，通过广泛严格的评审后，作者们编写第二稿，并编写决策者摘要，再经政府和专家审核，形成最终稿。主报告和决策者摘要终稿还会分发给各国政府，进行最后一轮书面评论。而决策者摘要还要在由所有成员国及观察员组织参与的IPCC全体会议上通过评审、批准，才能发布、出版。

　　每个环节的确立或调整都要由IPCC全体会议通过，不得随意更改；每个引用都必须是同行评审、正式发表的论文；报告编写的结果都要面向全球同仁公开。

　　如在第五次评估报告中，第一工作组共有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259位科学家作为主要作者参与，使用200万GB的数据，引用超过9200篇专业论文。在初稿编写后，公开收到了来自全世界同行的54677条修改建议和意见。

　　“如果不接受评审意见，必须写明不接受的理由并公开。”翟盘茂说，这意味着每个科学结论都会让全球同行把第一道关，公开性、透明度很高，大大增加了工作量，但也保证了科学性和可靠性。

　　█可读性之争的背后

　　气候变化不仅是科学问题，也是政治问题。IPCC作为政府间机构，回避不了来自各国政府的压力，可读性问题也反映了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复杂性。而科学家尽最大努力，保证了科学客观。

　　如果说将决策者摘要和媒体报道相提并论不客观，那么巴克迈耶对比了5次评估报告的决策者摘要，其自身可读性下滑也是不争的事实。

　　巴克迈耶对比不同工作组不同阶段的报告发现，当通过报告的全会政治氛围紧张、意见不合、讨论不顺畅时，报告可读性差；当会议组织高效、交流直接有建设性、合作良好时，报告可读性就强。

　　决策者摘要最终评审通过，奉行“协调一致”原则。这意味着，只要有一个IPCC成员国不同意，就没法通过。

　　不能改变科学本身，评审只能在动词和副词上做文章，还乐于强调气候变化情景分析。

　　强调情景是科学性的体现，但情景往往涉及在各种情况下的温室气体排放数量和路径，关乎各个国家和地区减排责任和义务分担，自然也成为争论的关键点。

　　所有参会者都抬头看着大屏幕，一行一行讨论。一个参会者提议“这个从句应该删除”，另一个参会者可能会要求保留。要取得平衡，就必须对这句话进行推敲、拿捏和修改。

　　“Can和Could（都对应中文‘能’，Could语气更为缓和）都可能成为争执的议题。”参加过IPCC全会的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说。非母语国家政府代表更多关心的是句意表达，母语国家在句意表达无误的情况下，更乐意琢磨每个词。企图通过字句润色为各国政府自行采取措施提供较大的解释空间。会议往往因为激烈争论而延长，参会者甚至只能在会场打地铺休息。

　　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在巴克迈耶的研究中，负责评估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科学问题的第一工作组决策者摘要评分最高，而负责评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方案的第三工作组决策者摘要评分最低——任何有关气候变化减缓适应的决策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自然争执的关键点更多、时间更长，报告可读性也被弱化。

　　幸好，最终的妥协并不会改变科学结论的本身。“与政策密切相关的IPCC报告并不对政策提出任何指令或规定。科学家从气候变化科学本身出发，永远和政策保持中立关系。”翟盘茂说。

IPCC新舵手的考验

　　近期，将领导IPCC进行第六次气候变化现状、影响和解决方案评估的IPCC新主席，韩国经济学家、首尔大学教授李会晟，向媒体表达了他对IPCC评估报告的计划与期望。

　　是否考虑改变IPCC 的结构和程序，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快速专题报告上？

　　我们期待改进三个工作组之间的协调工作，提高综合报告的写作效率，使它更有意义。程序应更加自下向上，且有包容性。这也有利于简化和升级行政手段，减少工作人员负担。

　　我们需要改善传播方式，让报告更易理解。我支持成立科学作者和图表设计者工作组这一想法，还可以增加诸如面向商界和金融界的推广活动。他们有足够的资源、信息、知识，这些都将使IPCC受益。

　　自2010年以来，我们已经发表了十多篇长度和深度不一的报道。是否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关注快速专题报告，受制于资金和人力资源，还需要多加考虑。

　　如何减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怎样让发展中国家科学家更多地参与进来？

　　我出生在一个战后贫困国家，在恢复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也因此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差异和相似之处有了一定的理解。这种经历在我与世界各地代表共事时会非常有用。

　　我们需要确定相关地区气候科学领域最优秀的科学家并与之沟通，包括研究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相关学科领域的优秀科学家。同时，要培养发展中国家有前途的青年学者。

　　能否允许社会学家来研究IPCC，以提高其程序的透明度？

　　IPCC已经提高了透明度。有超过100个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观察组织和联合国团体参加我们的全体会议。IPCC还极大增加了传播项目，并将继续沿着这条线路改进，让人们更容易得到易于理解的信息。同时，社会学家也已开始研究IPCC组织，这也是增加IPCC透明度和加深其理解的关键一步。

　　希望IPCC的知识和技术，不仅用来应对气候变化，还可帮助建立更繁荣公正的社会。（来源：《自然》官网 编译：张玮鸥）

　　（来源：《中国气象报》2015年10月28日四版 责任编辑：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