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道合一是说，气作为实在同时就是本质和规律，道作为本质和规律同时又是实在之气。换句话说，气体现本质和规律，而本质和规律显示为气。气和道的这种关系是气学宇宙观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是中国象科学的哲学根基。它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中国传统认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
　　气道合一论的表述
　　气道合一的思想至迟春秋时已经存在了，如范蠡论阴阳就包含着这样的思想。老子虽然没有点明道与气的关系，但他的道“其中有精”，“其中有信”（《老子》第21章），既是无形的实在，同时又是宇宙的本质和规律，实质上与气道合一论相一致。
　　庄子之道源于老子，他说：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
　　“道有情有信”，表明道代表一定不易之规。“无为无形”“自本自根”说明道是原始的无所不在的无形实在。其无形，故“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其无为，是说它按照无形之为的方式生出天地万物，故有着无限的创造能力。庄子之道同样既是实在，又是本质和规律。其道作为实在与气是什么关系？在《庄子》书中，气实际就是道。如《知北游》写道：“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一在这里指气，而在其他许多地方则指道，如《天地》：“万物虽多，其治一也。……故通于天者，道也；顺于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义也。”“通于一而万事毕。”从行文看，两个“一”皆指道。而“通于天者道”与上文“通天下一气”，又当是一个意思。但是，《知北游》又说：“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问题在“精神生于道”，精神可解为精气和神气。那么，这一句的意思就是，道生出精气和神气。当然，也可做这样的理解，即道为原始之气，而精神是道之妙用，故为道所生。不管怎么说，道（气）是无形的实在，同时又是理的体现。
　　《易传》是明确主张气道合一的。它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形而上者”指无形的实在；“一阴一阳”是说，这种无形的实在就是气，气分阴阳，阴阳二气总是一开一阖，一往一复，做有规律的推荡，就是道。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乾•象》解之：“阳在下也。”《文言》则释：“阳气潜藏。”可见《易传》所说“阴阳”，即指阴阳二气。这说明，道既是气这种“形而上者”的存在，又表现为“一阴一阳”的规律。
　　前面还说到，在《管子》“四篇”中，气和道这两个概念是通用的，时而曰气，时而曰道，气即道，道即气。战国和秦汉以降，诸家多以气释道，如汉代桓谭评述扬雄之《太玄经》曰：“扬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制法做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因而附属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伏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新论》）元者，元气也。桓谭、扬雄都把道和元气看作同一回事。东汉宋均注《春秋纬•说题辞》有曰：“言气在《易》为元，在《老》为道，义不殊也。”（《昭明文选》卷三十四）后来，在道教的一些文献中，更为明确地提出：“道，气也。保气则谓得道。”（《养生服气经》，见法琳《辨正论》卷八）“道本无形，但是元气。”（陶弘景《内传》，见法琳《辨正论》卷八）明人王廷相则说：“气即道，道即气，不得以离合论者。”（《雅述》上篇）直至清朝戴震也认为：“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气道合一可谓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主流概念。
　　既是实在，又是规律
　　气是实在，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么气何以又是本质和规律呢？从老、庄、易、管及别家相关之论可以看出，气或道之所以既是实在，同时又是本质和规律，是因为它乃是生化万物之本。事实上，气或道只能是在生化万物的过程中，才显示出它既是实在，又是本质和规律。它不会是它自己的本质和规律，而只能是有形存在的本质和规律。如果气永远停留在气的状态，气或道不转化为有形器物，那么气也就谈不到成为本质和规律。
《内经》写道：“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何谓也？本气位也。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于人气之变化者，人事也。”（《素问•气交变》）这段话表明，在《内经》看来，气对天地万物的推动、支配和决定作用，就是天地万物的本质和规律。所以，天文、地理、人事等所有人类的知识，归根到底是对气的了解。气作用于有形存在，才显示出本质和规律的效能。故《内经》又说：“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同上）神明之理即气之理。气的感应和运动决定着天地万物的化变，因此知晓了气，也就懂得了物。
　　在本质和规律问题上，中国气学与西方认识论传统存在明显不同。中国传统哲学虽然坚持“一个世界”的观点，但认为世界是由许多不同层次的独立的实在所组成。这些不同层次的实在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为有形，一为无形。无形生有形，且推动和规定有形。如味、形、精等属于不同层次的有形实在；精神、思维和本心等，则是比一般无形之气层次更高的无形实在。
　　西方哲学一般虽然主张有“两个世界”，一个为物质世界，一个为精神世界，二者对立，截然不同，但是，除二元论外，大多数哲学家认为，这两个世界一个是另一个的派生物，或属性。作为派生物或属性的一个，则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样，作为独立的存在，就只有一个层别，或物质，或精神。因此，对于西方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通过抽象而得到的本质和规律，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它们或从属于物质世界，或从属于精神世界。
　　然而，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有形器物的本质和规律却是通过气来体现，来显示作用，它完全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这在西方哲学的眼中，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气学看来，却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是，一个世界，多层存在；西方则大多主张，两个世界，一元存在。这种差别是由中西方哲学和认识所揭示的宇宙的侧面不一样造成的。
　　西方科学传统看世界，以空间为本位，坚持主客对立，着重以感官与世界沟通，因而清晰地看到的是有形的存在，并把能与感官直接或间接相通的存在视为唯一的实在。在这种情况下，本质和规律只能是、也确实是这唯一实在的属性。
　　中国传统看世界，以时间为本位，坚持主客相融，主张感官和心灵皆可与世界沟通，而以心灵沟通为主导。这使得中国传统有可能在把世界看作一个完全整体的同时，触及更多形态、更多层次的存在，并发现和认定无形之气是万物生化的本质和规律。
　　西方的特长是充分发挥感觉和抽象思维的本领，将有形的存在考察得十分真切、深透，确认本质和规律寓于这有形存在之中，为有形存在的属性。中国的优点是善于扬显心灵静念默观的功能，将感官所得和心灵默观整合到一起，确认这个单一世界是无形统摄有形，所以支配和决定天地万物的本质与规律在无形一边。可见，西方传统所说的本质和规律与中国气学所说的本质和规律（道、理），所指不是一回事，各有其存在的位置和价值。
　　西方认识论传统以空间为本位，它着重要说明的是，支撑各有形事物成为该有形事物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这就是事物的本质。因此，西方传统多把本质归为构成事物的“实体”。而实体的基本性质正是广袤等空间属性。事物的规律则是各有形存在之间的内在联系。总之，西方传统所揭示的本质和规律，是从有限的有形存在出发，说明其何以稳定，又何以和怎样变动。
　　中国认识论传统以时间为本位，它的出发点不可能是一个一个的有形存在，而是完全的宇宙整体，是无限的宇宙整体的流变。它首先要说明的，是无限宇宙整体流变、即大化流行的根源，是什么产生了、造成了并推动着大化流行。大化流行虽然是由大量有形存在相继生灭而成，但是，大化流行作为整体其产生和流行不可能用有限的有形存在来说明。从逻辑上推认，它只能用无限的无形存在来解释，用无形的道或气自身的生化来说明。事实也正是如此，无论以静念默观的亲身体验，还是以有形存在的某些特殊变化，都可证明道或气的真实存在。这就是说，有了气，才有生化；有了生化，才有大化流行。生化之道，以气为本，气也就是从时间流变所看宇宙整体的本质。支撑和造成宇宙整体流变的是气，也只能是气。
《管子》说：“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道以无形的方式，有规范有秩序地造就各不相同的事物，表明道即气的生化是有规律地进行的。故又曰：“气，道乃生。”道训通，同时还有规律的意思。就是说，气依一定规律通导，于是生出万物。
　　中国认识论传统从整体看局部，以无限引领有限，也以时间流变的眼光看有形存在。因此，它总是着眼于有形存在的“生、长、壮、老、已”或“成、住、坏、空”。它要揭示发生这些变化的最后的根源，而不满意于用有形存在的作用来解释有形存在的变化。尽管“万物以形相生”，有形存在一经形成，就有其独立的意义，我们可以用“实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有形存在的运动变化，但这样做是以空间为本位看变化，而不是以时间为本位看变化。就是说，这样的解释仅限于从空间有形的角度寻找变化的原因，而没有看到以无形时间为始发的那一个侧面。事实上，后者才是一切变化的深层原因和更为本质的根据。尤其是有机生命的延续、更新和演进，精神世界的存在、创造和发展，单纯用有形实体的相互作用，更难于得到说明。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中国气学认为，有形存在的变化根源于无形之气，是无形之气引发和支持着有形存在的演进。《内经》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远。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故曰：无形无患。（《素问•六微旨》）
　　气无不包容、无不通透，是有形存在发生变化的深层根据，故每一有形器物，都是一个不断进行气化作用的相对独立的场所。气在有形器物之内升降出入，支撑其存在，也促成其散解。有形器物在可见形态上所显示出来的变化过程和规律，正是无形之气升降出入的结果。有形器物的正常生化，依赖于气的正常升降出入。“四者之有，而贵常守”，是说气的升、降、出、入是有一定之规的，表现为“化有小大，期有近远”，以守常为要。否则，就会给有形器物带来伤害。气的升降出入及其一定之规，对有形器物的运动变化起支配和规定的作用，故为有形器物的本质和规律。
　　器有形，故有成毁。气无形，则无成毁。有成毁，则有患难，不稳定。无成毁，则无患难，超稳定。本质和规律必须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不变性，气无形无患，故最有资格成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气在人体内的升降出入及其规律，为无形的人体，是中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例如《管子•白心》说：何道之近而莫之能服也？弃近而就远何以费力也？故曰：欲爱吾身，先知吾情。周视六合，以考内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养生。左右前后，周而复所。执仪服象，敬迎来者。今夫来者，必道其道。无迁无衍，命乃长久。……责其往来，莫知其时。索之于天，与之为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
　　引文的第一个道，指气。象，指气沿周身运行所呈现之状（证），以及主体对气行的知觉。来者，指气。行情，指气行周身的情形和规律。这段话的意思是，生命之气（道）就在自己身体之内，何必费力远求？要爱护身体就须首先了解气在身体内运行的规律。为此，必须把自身与天地自然合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究。通过观察和内省，特别是导引行气的体验，可以得知气在体内运行的情况和规律，这样也就懂得了如何养生的方法。气在体内的运行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导引行气要求以清静专一的意念，恭恭敬敬地去引领气的行进，有如穿起礼服，撑起仪仗去恭迎贵宾那样。而生命之气在身体内的运行必定沿循一准的路线，不会改道。如果气的运行畅通有序，生命即可长久。气的运行还有时间规律，可根据天时与人体变化的对应关系稽查清楚。掌握了气运行的时间规律，导引行气会获得更好的健身效果。所谓“必道其道”，是说气运行必走一定的通道。这通道，主要就是经络。经络是气运行必经的路线，也是人之生命的重要规律。
　　本书“意象逻辑及象规律的特征”一章，谈到象规律的三种形式：感应式规律，境域式规律和常守式规律。感应式规律基于同气相求，同类相动，直接受气制约。境域式规律是指事物整体功能信息动态关系的活动域限，有一定的规范性。中国气学认为，功能信息关系的深层基础也是气。关于常守式规律，正如前引《素问•六微旨》所说，“四者之有，而贵常守”，表明事物显示出来的变中之常，根源于气之升降出入的一定之规。可见，事物在现象层面的规律，归根到底取决于气和气的生化运动。
　　相关的理论观念
　　•理——从无而生，随机而成，不可固执
　　气道合一是说本质和规律体现为气和气的运行，但这并不意谓气本身就携带着现成的规律。气同于道，本身是无，无为无形。无形是说，气不是任何一种有形器物，它细无内，大无外，是无形体的存在。无为则是说，虽然“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灵枢•脉度》），可以成就万物，但它没有任何预设和形迹，没有任何所执。故曰“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管子•心术上》）气是自我演化，或与万物融为一体演化，故“动不见其形”。气的作为没有事前设定，故“施不见其德”。那么气是不是胡乱作为呢？当然不是。气成就一切事物定要“缘理而动”，“而序其成”，重要的是，这“理”不是事前规定的，不是既成的，故曰“非所取也”“非所设也”。那么理由何出，序从何来？曰“感而后应”，即随机而成。
　　由于气是无，所以气道合一明示：不仅形物之器有一个从无入有的过程，同样，与之相应的“理”也是由无而生。理是器之理，器是理之器。有其理，必有其器。有其器，必有其理。但理不在器先，器也不在理先。理和器皆从气生，而化于无。从逻辑上可以推认，理和器早已蕴涵于气之中，但是，必须明确，这种蕴涵没有任何既成的形式，是绝对无形的潜蕴。正是因此，气或道才可能有无限的创造力，世界才可能有无穷的变化。
如果我们把眼光限定在有形的物质世界，或有具体性质、具体规定的实在世界（包括物理场），无论它们多么丰富，多么复杂，它们经过“相互作用”所产生出来的事物多么奇妙纷繁，由它们所形成的世界，在多样性上永远是一个有限的世界。因为有形、有具体规定就有限，从有限出发是永远达不到真正的无限的。而以空间为本位看世界，世界必定是一个构成的世界，必定把有形、有具体规定的“实体”或“理念”视为宇宙的本始，从这样的本始中，是导引不出无穷变化的。因此，说气或道为万物之“母”，则仅有象征的意义。在严格的意义上，不能说气或道是宇宙的“基因”或“种子”，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基因”或“种子”，是有形的存在和既成的规定。
　　中国认识传统以时间为本位，从而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现象的过程的整体，即大化流行。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一条长河，只在人的感受中、观念中和体验中存在，现实的大化流行，其整体形态上的表现，却是由无到有，然后又由有归无，往复无穷。即使观念中的时间长河，竭力追踪和想象其最为遥远的过去与未来，也只能归于无，因而最终仍然是有和无的交替。中国先哲的这种观察和概括，看起来是那样的质朴和易简，然而，恰恰是这有无往复的关系，能够准确地说明为什么现实世界会生生不息，会无穷变化。
　　那么，理如何“感而后应”，随机而成呢？《管子•心术上》写道：
　　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
　　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
　　义者，谓各处其宜也。
　　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
　　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理，理出乎义，义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戮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
　　“虚无无形”之道（气），是指道的本始状态。“化育万物”之德，是指道已由无入有。道“无为”，是说本始状态之道施“无”之“为”，即无形迹、无显现之作为，同时也是无先定、无预设之作为。德“舍之”，是说道已由无入有、化成万物，转化为有形、有规定。德源自于道，道变换为德，从根本上说，道与德为一体，“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
　　但是在表现形态上，道与德不同。道无形无规定，德有形有规定。那么，如何从前者过渡到后者？为什么从前者变为后者？不同的“形”和规定，必定有不同的过程和原因。这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关系，就是“理”。理是要回答道即气之“所以舍”的。
　　在《管子》看来，理出自于关系，关系又出自于“分”。“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气本是连通的整体，但它又不得不有所分。合则为一，分则有别。有别则形成关系，有关系则生出理和有形的器物。理就是要说明这些关系的由来和如何处理方为恰当，也就是为什么有分以及如何分得相宜。可见，有了分别才有关系，有了关系才有理，这些分别、关系和理又通过道即气来体现。这样的“理”，显然存在于事物的现象层面。
　　中医说：“治病必求于本，本于阴阳。”何谓本？本即至关重要而为始基的关系，那就是阴阳。王应震说：“行医不识气，治法从何据？”这里所谓“气”，即指在生命过程中由气创生并体现于气的关系。生命和诊疗之理就存在于这些关系之中，如藏象、辨证的阴阳之理，就存在于相关方面阴阳之气的关系之中。有云：“气失其和则为邪气，气得其和则为正气。”失其和与得其和，是指关系的当与不当。正邪之理也就在这关系的当与不当之中。《内经》说：“审察病机，无失气宜。……令其调达，而致和平。”（《素问•至真要》）机者，指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重要关系或关系的集合。病机，指失去常态而引发病变的关系所在，也就是产生病变的原理。《内经》称之为气的失宜，亦即某种关系的失常，而这关系又通过气表达出来。
　　对于道或气，分即散。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老子》第28章）“朴散”，指道之分。分则成器，同时也才生器之理。圣人用之，不仅指器，更重要的是运用器之理。《内经》说：“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致一也。”（《素问•五常政》）气的每一生化过程，显示为始、散、布、终四个段落。始为生化萌动，散为器物成形，布为器物繁衍，终为神机化灭，转为他物。始散布终，本同一气，故曰“其致一也”。
　　其中“气散而有形”，最值得玩味。这句话当脱胎于“朴散则为器”，说明“气”本是一个整体，否则就谈不到“散”。散的意思是说，有一部分气从气的整体中分化出来，建立起有形的关系，而成为器。庄子则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又说：“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庄子•至乐》）气无论是散，是聚，还是变，都是指气能创生关系，从而生出理和有形之物。
　　依据气道合一论，一切理和物都经历了由无入有的生的过程，这是一个无形迹、无预设的自由创造的过程。这种对宇宙本体和万物生成的理解，直接决定了中国传统认识论的走向，决定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人生态度及审美情趣。
　　在认识论上，老子最具有代表性。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25章、48章）就是决不执着既成的理和物，而要循顺事物的自然变化，在事物的自然变化中找出事物之理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理生于气所形成的关系中，并随着气之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以时间为本位的现象层面之理的特点。所以理不可执，须在自然的流动中去把握它们，运用它们。《内经》写道：
　　余闻先师，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愿闻而藏之，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曰：远乎哉问也。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唯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曰：顺之奈何？曰：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灵枢•师传》）
这段问答所讨论的内容属于“有所心藏，弗著于方”。“顺”是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普遍原则，不是某种具体做法的成方。事实上，任何成方、理论也都不可固化，而必须顺其便变通而用之。顺其便即顺随事物时空转移而做相应改变，这是对待一切既有知识、处理一切自然性事物所应采取的基本态度。事物随时而变，是不可逆转的，人们的认识和做法也必须“与时偕行”“无所住而生其心”。要做到这，就要立于无而无为。
　　既然一切理和物皆生于无，又回归于无，那么人生的价值当然也就不应盯死在那些有形的理和物上。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所以对一切“有形”的执皆属荒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应当在于与时偕行，同于大通。《管子》说：“执一不失，能君万物。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得一之理。”（《内业》）一即道或气，执一即把握无和无为的理论与方法。做到无和无为就能认识和管理万物，同时也能正确处理与物和理的关系，就是人要支配物和理，而不要被物和理所支配，不要拜倒在物和理的光环之下。认识和管理万物以及正确对待物和理，都出自于道，出自于气道合一之论。
总之，关系决定存在，关系也决定理的生成和理的作用的发生，而关系源自于无，分而后生，随时而变。这是气道合一给出的一个结论。正是因此，气学的世界是彻底开放的具有无限创造力的世界，依照气学而行的人，也会成为彻底开放的具有无限创造力的人。由此不难看出，宋代程朱理学将既成不变之理奉为形上之本，视气和宇宙万物为理所生，如此建构的世界必定是一个极端僵化的没有生命活力的世界，如此建构的理论必定是一套捆绑人心的僵化理论。程朱理学受到走向保守、衰落的后期君主专制统治者的宠爱，直至堕落到“以理杀人”，是十分合乎逻辑的。
　　•缘理与法物相一致
　　中国哲学向来主张积极地把握和遵循宇宙之道，但是很少有人主张依循道去与外物对抗。因为那道或气，与外物方向一致，浑然一体。
　　我们知道，先贤普遍信奉的是：“彼是莫得其偶。”（《庄子•齐物论》）“与道与物无对。”（程颢《二程遗书》卷二上）在处理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关系时，中国哲学大多提倡“法地”“法天”“法自然”（老子）；“安时而处顺”（《庄子•养生主》）；“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乾卦•文言》）；“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卦•彖》）；“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吕氏春秋•贵因》）。中国哲学所说的“合”“顺”“因”，绝不是听天由命，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内经》说得好：“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顺应自然的目的是为了从自然那里得到人类所需要的一切，但是这种获得不是强取，而是使自然像父母慈爱子女一样赋予人类。其结果是人和万物各得其所，协调发展。
　　中国这种使天地为父母的做法，与西方向自然强行索取的传统很是不同。为什么中国的诸子百家普遍地采取了顺应自然的态度呢？即使倡导“制天命而用之”的荀子，其实也是极力主张“以时顺修”、天人合和的。他说：“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善群，也就是因顺天时，以求万物共荣。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共识，除了其他原因之外，气道合一的思想是一个重要依据。《管子•心术上》有一段话可作说明：“恬愉无为，去智与故”，言虚素也。“其应非所设也，其动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过在自用，罪在变化”。自用则不虚，不虚则仵于物矣。变化则为（伪）生，为生则乱矣。故道贵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
　　通观此段引文，《心术上》作者将“缘理而动”与“以物为法”视为等同。而这种做法在中国哲学史上是带有普遍性的。老子即把法天地与法道连在一起，《易传》认为顺天应人就是遵循大理。法物与缘理在许多哲人的心目中是不分的。因此，按照规律办事，也就被理解成顺万物之运变，赞天地之化育。而人的需要则寓于其中。显然，缘理与法物的一致，建基于道与气的合一。因为气的运动既体现着物的规律，也代表了物的演变，故缘理是顺气，法物也是顺气。而气的运动造成了万物的自然生化。因此，所谓法物是指尊重、循顺物的自然运变，而不允许破坏物的天然整体性。所谓缘理之理，即中国传统所推崇的规律，是指物的天然整体规律，是物在自然运变过程中显示的规律。
　　西方传统与中国传统的不同在于，他们将理与物在概念上加以区分，认为缘理不一定非要法物，二者不相等同，因而将缘理与改造世界看作是有联系的两回事。缘理是要主观符合客观，改造世界是要让客观符合主观。只要灵活地利用规律，使实践成功并能满足主观的需要，一般说来，就算达到了目的。所以西方传统所追寻的规律，也并不以维护物的天然整体状态为前提。中国传统则坚持改造世界与顺天法物相统一，因而对改造世界提出两个目标：一是满足人的需要，一是万物各得其宜。这种主张既是泛爱众物、天人一体的伦理学的要求，同时又以气道合一为理论基础。（刘长林）
（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国象科学观》，增订本，学苑出版社2016年版。
《中国气学视野下的宇宙图景》将于9月1日刊发，敬请关注）（摘自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