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的理论系统及其系统思维

《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的元典，始终将人的生命置于天地自然系统中进行医学考察和论证，呈现出类似现代系统论的朴素思想和理论闪光。它不仅体现着中医思维的源头基础，展现出开放广阔的理论内涵和思维张力，而且彰显着中国古代对生命与健康规律的探索和体验，对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认知和思考。深入发掘其系统思维方法，对于用现代科技解读中医药学原理，推进中医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系统

现代系统论创立于20世纪40年代，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性质和规律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系统整体观，强调系统是普遍存在的，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共同特征，系统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构成有机联系、共生共变的统一整体。通过分析系统结构与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使其整体功能得以优化。系统论的创立突破了以往笛卡尔基于局部或要素分析方法的单项因果决定论，为解决现代复杂问题提供了有效思维方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中得以广泛应用。

从《黄帝内经》的理论架构来看，人与自然、社会乃至人体自身都是客观存在的复杂系统整体。按分析与综合相互融贯的辩证思维予以解读，其理论系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从人的生命存在与发展出发，构建了天地人系统。《黄帝内经》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天地人系统观，在此基础上，将人的形、气与阴阳五行联系起来，形成了气—阴阳—五行系统观，又将人体组织与人体的各种内外之象联系起来，形成了人体藏象经络系统观。这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的人体综合系统，各系统按照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有机联系在一起，共同对人体及疾病起着发现、调节、管理、控制的功能和作用。如对于各种人体之“象”及其传变规律的认识，对于藏象、阴阳、五行有机联系的认识，对于人体健康与疾病的调节、管控规律的认识，以及病因、诊断、治疗及预防的一系列学说等，都呈现出类似现代系统论的思想萌芽。

二是从理论论证的内在逻辑出发，构建了结构—功能—表征系统。所谓结构系统，是指以阴阳五行进行比类归纳，从五脏六腑内部及与外界环境的结构关系出发分析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从阴阳角度述说人身上下内外脏腑的结构关系。从五行看，以五脏为中心，形成了五脏与五官、五体等的对应和同位联系，以及五脏与时令、气候、方位等相生相胜的内在联系，并使这些因素在相互关联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结构系统。所谓功能系统，是指通过取象比类的逻辑推理方法，将人体五脏、六腑、奇恒之腑等各自的生理功能联结成一个整体，以此推导人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表达，从功能上揭示脏腑的本质，即“脏之不可不察”的要害，其实就是要求从整体上看待各个脏腑器官的功能作用。如以三焦观照五脏六腑的全部功能，充分反映出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功能系统。所谓表征系统，是指将人体脏腑隐藏于内的功能和表现于外的征象内外相参，推导出内外相参相应的变化规律，从而建立起由外揣内、以象测脏的理论认知体系。

三是从辨证论治的医道医理出发，构建了医学理论系统，具体包括“三理论”与“九学说”。“三理论”即气、阴阳、五行理论，这是《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基础。“九学说”即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论治、养生、五运六气等，构成了辨证论治的具体理论与方法体系。

系统思维方法与应用

系统思维不仅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体主干，也是《黄帝内经》认识天地自然系统、人体生理系统和疾病诊治的重要方法。如对天人系统、阴阳五行系统、藏象经络系统的认识和运用，即蕴含着整体与辩证联系的系统论思维特色，各系统既有层次上的区别，又相互包含与联结，需要从整体上进行把握，不可孤立与割裂。

天地人系统观

《黄帝内经》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认为人是天地之气交合的生成物，处于天地这个大系统中。人与自然在本质、数量、结构和关系上存在同一性。人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也是长期适应自然界环境变化的结果，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理，故能为万物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因此，人与自然是相互通应的，而且都受到阴阳五行法则的影响与制约，人的物质代谢与天地云雨、阴阳升降具有共同的规律，所谓“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人体脏腑功能系统各要素与天地阴阳、四时、方位等要素也是统一的。如以自然界五行推类确定人体五脏之气，说明五行衰旺生克关系与人体五脏生理关系的内在联系，所谓“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生死，以决成败，而定五脏之气”（《素问·脏气法时论》）；又如“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素问·玉机真藏论》），即把人体肝、心、脾、肺、肾五脏各要素与自然界具有生长化收藏功能的春、夏、长夏、秋、冬五时，东西南北中五方及五行阴阳属性的关系统一起来，体现了要素与整体的系统功能。同时，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能量、信息交换与传递，人不断从自然之中获得生存的空气、水和食物等养分，保持人体新陈代谢和物质循环，自然界各种变化也必然带来人体的相应变化，所谓“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素问·六节脏象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素问·脏气法时论》），“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素问·天元纪大论》）。由此，天地大系统和人体小系统密切联系起来，并达到了统一。

人体生理病理变化与自然界的变化也存在紧密联系，不仅说明自然界对人体的影响，而且使其思维深入到自然与人的系统层次结构层面。如将不同季节的气候特点与人的脏腑功能变化相比应，以自然界四时阴阳盛衰之别划分脏腑阴阳属性，阐明气候变化与人的生理变化规律的内在关联性。《素问·六节脏象论》云：“心者……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不同的地理环境与人的生理功能也存在着共变关系。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云“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故其民皆黑色疏理”“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不衣而褐荐”“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即是说，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其饮食习惯、生活偏好、体质特征、易发疾病及治疗方法各有不同，可见环境与人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特征也是相关联的，并依此提出了顺应四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适度锻炼和精神内守的自然养生观。

《黄帝内经》这一“天人相应”的系统整体观，强调人与自然处于一个统一系统中，同时又把自然界看作母系统，把人看作子系统，把客体对象放在所在系统中加以考察，符合万物相关的科学自然观，昭示出“天地人一体”系统观的科学本质和丰富内涵。

阴阳五行系统观

《黄帝内经》将人的形体、生理与自然界的气、阴阳、五行联系起来，认为天地自然是形与气的结合体，由阴阳构成的天地系统在物质形态上是可见的宏观形体与可感的微观气体的统一体，抑或说，天地系统的物质结构要素就是形与气；人也是形与气的结合体，形有盛衰，气分阴阳，形气相互依存和转化构成了生命存在的物质形态和变化规律。按照系统论的层次性原则，人的形气存在与转化应符合天地形气存在与转化的规律和法则。如“天为阳，地为阴”（《素问·六节脏象论》）、“阳化气，阴成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素问·五运行大论》）。

那么，构成天地形气的阴阳要素有多少、其相互关系和构成规律是怎样的、又该怎样确定呢？为此，《黄帝内经》提出以天地之象划分阴阳的理论分析与推理方法，并对阴阳的构成和变化规律进行了论述，建立起三阴三阳系统理论。首先，以天地形气的“六象”划分阴阳。“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素问·天元纪大论》），根据阴阳各方的数量差别，将阳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将阴分为太阴、少阴、厥阴。其次，以时间为对象划分三阴三阳，其中包含以旬为周期的三阴三阳和以年为周期的三阴三阳。旬周期三阴三阳以十天干表示时间，以三阴三阳表示经脉，以此说明经脉之气盛衰消长的节律变化与时间的关联性；年周期三阴三阳以十二地支代表十二个月，再与三阴三阳相配属，以表示人体阴阳之气的消长节律和年盛衰变化周期。再次，提出三阴三阳六气说。一是以三阴三阳配六气，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太阴湿土、阳明燥金、太阳寒水。六气有主客之分，分主一年气候变化而形成年周期，与五运相配又形成六年、十二年的周期变化。二是以经络为主要对象，将三阴三阳又分为十二经脉三阴三阳和六经传变三阴三阳。三是以五脏为主要对象的三阴三阳说。

从五行系统看，“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示自然界运动变化处于周期性循环之中。据此以空间的五方、时间的五季、植物的五化、食物的五味以及五音、五色、五畜等加以阐明，并与五行一一对接，建立了五行系统结构模型。在五行系统中又按其功能特性建立了木、火、土、金、水五个小系统，五行之间各要素通过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矛盾运动维持和调节着系统的自然循环和人体动态平衡。

由此，天地之象相合为五行，五行为天地形气的综合，统摄天地，阴阳系统离不开五行，五行中又各有阴阳，共同构成了阴阳五行共生共变的自然系统图式。

藏象经络系统观

《黄帝内经》从整体系统观出发，通过对人体各种表现于外的“象”的观察分析，认识和把握人体各种组织器官及组成这些组织器官的基本物质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等要素，并通过建立人体上下内外经络腧穴这一通道，将各个组织的“象”及其功能联结起来，建立了人体藏象经络系统。

由人体脏腑生理病理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出发建立五脏系统。以五脏为中心，将五脏运动与天地四时阴阳、人体各脏腑生理活动与变化联系起来，构建起“十二官相使”说，体现了局部与整体、“有诸内必形诸外”的整体辩证法则。五脏的共同特点是贮藏生命活动必需的各种精微物质，如气、血、津、液、精等，六腑的生理特点是主管饮食物的受纳、传化和排泄糟粕，如“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素问·灵兰秘典论》）。不得相失之谓蕴含着十二官处于一个系统中，生理上相互联系、病理上相互影响，颇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义。奇恒之腑同属一类相对密闭的组织器官，兼有贮藏精气的功能，“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腑”（《素问·五脏别论》），似脏而非脏，似腑又非腑，既阐明了其有恒不变的生理特点，又从功能上说明了与脏腑的区别与联系。

对五脏系统各组成物质要素的形态与功能进行了总结和描述。一是揭示了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华、五神等相互对应、交织的结构和层次的复杂图画。如“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其主脾也”（《素问·五脏生成论》）。“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素问·六节藏象论》）。二是揭示了五脏对应穴位和经行路线的关系，所谓“肺出于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鱼际，鱼际者，手鱼也，为荥；注于太渊，太渊者，鱼后一寸陷者中也，为输；行于经渠，经渠者，寸口中也，动而不居，为经；入于尺泽，尺泽，肘中之动脉也，为合，手太阴经也”（《灵枢·本输》）。三是揭示了五脏与五色、五时所应，所谓“五官者，五脏之阅也……脉出于气口，色见于明堂，五色更出，以应五时，各如其常，经气入脏，必当治理……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肾之官也……以候五脏”“黄帝曰：五色之见于明堂，以观五脏之气，左右高下，各有形乎？岐伯曰：腑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灵枢·五阅五使》）。四是提出了“窍”的概念，增加了五脏系统要素，如“肝生筋……在窍为目。心主血……在窍为舌。脾主肉……在窍为口。肺主皮毛……在窍为鼻。肾主骨髓……在窍为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探讨了精、气、津、液、血、脉的生成规律及功能特点，提出了六气的基本概念，说明精气血津液也是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还探讨了人的精、神、魂、魄、心、意、志、思、虑、智等精神活动均是人体机能活动的反映及其产生过程，阐明了形神关系及其系统性特征。

质言之，五脏系统构成了一个各要素上下左右交合连通的矩阵图。从形态结构看，对脏腑等实质性脏器的认识已接近现代解剖学对人体器官的认识，证明其认识建立在长期观察和临床实践上。从功能特征看，对五脏功能的认识不仅从生理病理功能来看待，还强调其系统综合功能，符合现代系统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理论本质。此外，将五脏系统与人体精、气、血、津、液等要素紧密联系起来，运用五行生克制化规律说明五脏各系统的内在联系和变化机制，构建起基于功能传变的五脏系统图式。

以经络为通道、腧穴为纽结，为脏腑等诸多要素的联结互通搭建了桥梁，构建了人体经络系统结构模式，使得人体成为了一个系统整体。《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脏与脏、脏与腑、腑与腑之间联系的纽带或通道是遍布全身的经络。即以五脏为中心，一脏一腑、一阴一阳为表里，由经络相互络属和联结在一起。通过经络相互传递各种信息，形成全身气血津液环周运动不息的协调统一系统，并根据经络的分布、循行及功能特点，与脏腑、气血联系起来，形成了认识疾病和以针刺治疗疾病的规律和方法的理论系统。如详细论述了十二经脉的循行部位、是动、所生病和十五络脉的循行路线以及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的概念及功能特征，将经络及其循行路线上的腧穴也作为人体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刻画出遍布人体之经络循行不息、联络交会的规律和错综复杂的运行画面。由此，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脉等人体组织器官联结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系统整体。

除此之外，《黄帝内经》还建立了关于病因、病机、诊法、治则、养生等理论系统，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结构的人体综合系统，在这个总系统中，各分系统或子系统按照纵向和横向结构有机联系在一起，共同发挥着人体生长化收藏及对疾病的发现、调节、管理和控制作用。如治则理论强调在临床调治时，应始终坚持“五脏一体观”，一脏受邪，当虑及他脏有受邪之机，及时调理。所谓“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素问·玉机真脏论》）；“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素问·五运行大论》）。据此，《金匮要略》提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治则。这种始终重视将人体自身与自然环境看作一个有机系统，在临床治疗时注重观照脏腑与器官之间、脏腑之间、各脏腑内部之间的系统联系以及自然界的气候、时间、地理方位等对疾病的影响而辨证论治的原则与方法，不仅丰富了临床诊疗手段，提高了临床疗效，而且彰显了中医理论的科学价值。

按照系统层级理论看，《黄帝内经》系统的第一层级是人体母系统；第二层级是五脏和经络子系统；第三层级是五脏、六腑、五体、五官等组织器官；第四层级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即精、气、血、津、液。各个系统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人体各要素通过经络系统联系起来；五脏各子系统通过生理病理的相关性联系起来，通过新陈代谢与精、气、血、津、液联系起来；五脏各子系统之间又通过信息传变和反馈机制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系统整体。（孙可兴  河南中医药大学）

挖掘中医病证的学术精华
——《中医临床病证大典》序言
摘自2025-7-10中国中医药报
国医大师 周仲瑛
《中医临床病证大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历代医书以传承为旨，记述中医精粹，启悟后人，可谓功德无量。
对病证之认识，是中医发展过程的一大升华，以病证为目标，则治病可以做到有的放矢。自《黄帝内经》始，可散见有病名或病证的记载，而到了唐代《备急千金要方》，已形成较为系统的五脏分科，对病证及病证系统的认识逐渐深入并丰富，此后更加日益发展。
古人著书立说，擅长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还有一部分熟悉前贤医著的医家，喜欢集解历代医学前贤对病证的认识与治病的思想与经验，并考源与阐释，使分散于众多医书中的内容精华集于同一本医著之中而流传下来。如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撰取历代医源与圣贤立法制方，足为天下准绳者；取诸名医家书与文集，其学本《内经》而方法醇正者。医道以脉为先，分类病证首论病源，病机祖述《内经》与《诸病源候论》”。这种记录中医药文献的范式成了传承中医精华的一种较好的模式，它不仅可以反映历代中医对临床病证的源流与沿革认识，而且较好地将历代对病证认识的精华记述并流传下来。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有的著作原书虽已散佚，却因为了这一类文献，将原书中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被保存下来，而今天可以从中辑佚原文，以恢复原貌，并且使后人能够十分便捷地查阅到众多古籍中自己所需要的知识。以这种形式所编纂的文献被称为“类书”，它较“丛书”的编纂工作难度要大得多。编纂者不仅需要有校勘古医书的能力，而且知识面要求更广，且要熟悉更多的中医药古籍，还需要将众多文献中的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编辑排序、归纳点评，使之成为一种全新的文献著作。
在类书的编纂上，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所与中医文献学科团队的《中药大辞典》《中医方剂大辞典》和《中华本草》做出了很好的榜样，这几本书倾注了一大批专家多年的心血和汗水，它们以记录古代方药认识源流为主，并夹有今人的认识与总结，做到了古今交融，均具有划时代的学术价值。今天这个团队的新一代中医药文献学者，鉴于目前对中医临床病证的系统整理工作尚属空缺，为此以陈仁寿教授为首精心策划、带领中青年老师共同编纂《中医临床病证大典》，将成为一部反映历代发展源流的中医病证类临床实用性文献。
与前面三部方药类著作相比，关于临床病证的论述在古代文献中更为繁杂，收集与整理起来更加困难。从我已经看到的部分书稿看，这部书前期准备工作十分仔细，编纂中作者们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据了解参考古籍文献超过1000部，稿件中将内容分为病名、病因、病机、病证以及用方、用药，还有医论医案，各项内容分门别类，层次清晰；归纳点评，层层递进。在每一项目中的引用文献，大多数按出处年代排列，这样既避免了重复，又能体现中医知识的发展进程。各个小标题与简要概述起到了点睛的作用，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古代文献的原意与内涵，省去中医临床工作查阅古籍的时间，随时可以收集到临床常见病证的文献资料，为诊疗提供思路。
从古代病证到现代疾病，其间经过了中医本身对疾病认识的不断演变，又到现代西方医学疾病的明确诊断，故古今“疾病观”存在明显的差异和区别。可以说，古今疾病名称既有相关性，又有明显的区别，如消渴与糖尿病、头痛与高血压，它们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如何利用中医传统理论与疾病认识观来辨治现代疾病常常会造成困惑。因此本书的价值还在于，通过对古代病证进行重新考证与辨别，能引起我们进行古今疾病比较，寻找他们之间的异同点。书中的内容大大超出了我们的现有视野，通过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对中医古代病证有更加深入和充分的认识，或许通过此，能让新一代中医人，充分利用好中医传统的“病证思维”来辨治现代疾病，真正做到古今融合，守正创新。
书中的每一种病证均具有研究的现实价值与意义，尽管中医临床类教材或参考书籍对一些常见病证都有总结，但从古代大量的文献来看，已有总结都不够全面和系统，如从病证的数量来说，内科疾病只有数十种，但是在古代文献中的病证数量远远超过这些。而且现在的内容一般都不全面，古籍中相关的病证内容要比现在一些教材中丰富得多。所以说《中医临床病证大典》为后人研究病证开辟了一道门径，这或许本就是该书的编纂目的所在。
我还希望通过这部对中医病证进行系统整理的著作，能够对重新构建中医病证体系，让今天的中医人能够真正从中医的角度认识病证，构建既符合古代中医传统病证理论，又能为现代医学思维所接受的“中医病证体系”有所启发。
总之，对历代中医病证的整理总结是一项十分艰巨又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中医临床病证大典》做了很好的尝试工作，希望陈仁寿教授团队在整理总结的基础上，今后能够进一步挖掘中医病证的学术精华，总结古人留下的中医临证学术思想与经验，充分发挥中医古籍中的丰富内涵在诊疗当代疑难病和重大疾病方面的指导作用，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故乐而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