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的元典，始终将人的生命置于天地自然系统中进行医学考察和论证，呈现出类似现代系统论的朴素思想和理论闪光。它不仅体现着中医思维的源头基础，展现出开放广阔的理论内涵和思维张力，而且彰显着中国古代对生命与健康规律的探索和体验，对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认知和思考。深入发掘其系统思维方法，对于用现代科技解读中医药学原理，推进中医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系统
现代系统论创立于20世纪40年代，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性质和规律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系统整体观，强调系统是普遍存在的，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共同特征，系统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构成有机联系、共生共变的统一整体。通过分析系统结构与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使其整体功能得以优化。系统论的创立突破了以往笛卡尔基于局部或要素分析方法的单项因果决定论，为解决现代复杂问题提供了有效思维方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中得以广泛应用。
从《黄帝内经》的理论架构来看，人与自然、社会乃至人体自身都是客观存在的复杂系统整体。按分析与综合相互融贯的辩证思维予以解读，其理论系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从人的生命存在与发展出发，构建了天地人系统。《黄帝内经》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天地人系统观，在此基础上，将人的形、气与阴阳五行联系起来，形成了气—阴阳—五行系统观，又将人体组织与人体的各种内外之象联系起来，形成了人体藏象经络系统观。这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的人体综合系统，各系统按照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有机联系在一起，共同对人体及疾病起着发现、调节、管理、控制的功能和作用。如对于各种人体之“象”及其传变规律的认识，对于藏象、阴阳、五行有机联系的认识，对于人体健康与疾病的调节、管控规律的认识，以及病因、诊断、治疗及预防的一系列学说等，都呈现出类似现代系统论的思想萌芽。
二是从理论论证的内在逻辑出发，构建了结构—功能—表征系统。所谓结构系统，是指以阴阳五行进行比类归纳，从五脏六腑内部及与外界环境的结构关系出发分析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从阴阳角度述说人身上下内外脏腑的结构关系。从五行看，以五脏为中心，形成了五脏与五官、五体等的对应和同位联系，以及五脏与时令、气候、方位等相生相胜的内在联系，并使这些因素在相互关联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结构系统。所谓功能系统，是指通过取象比类的逻辑推理方法，将人体五脏、六腑、奇恒之腑等各自的生理功能联结成一个整体，以此推导人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表达，从功能上揭示脏腑的本质，即“脏之不可不察”的要害，其实就是要求从整体上看待各个脏腑器官的功能作用。如以三焦观照五脏六腑的全部功能，充分反映出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功能系统。所谓表征系统，是指将人体脏腑隐藏于内的功能和表现于外的征象内外相参，推导出内外相参相应的变化规律，从而建立起由外揣内、以象测脏的理论认知体系。
三是从辨证论治的医道医理出发，构建了医学理论系统，具体包括“三理论”与“九学说”。“三理论”即气、阴阳、五行理论，这是《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基础。“九学说”即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论治、养生、五运六气等，构成了辨证论治的具体理论与方法体系。
系统思维方法与应用
系统思维不仅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体主干，也是《黄帝内经》认识天地自然系统、人体生理系统和疾病诊治的重要方法。如对天人系统、阴阳五行系统、藏象经络系统的认识和运用，即蕴含着整体与辩证联系的系统论思维特色，各系统既有层次上的区别，又相互包含与联结，需要从整体上进行把握，不可孤立与割裂。
天地人系统观
《黄帝内经》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认为人是天地之气交合的生成物，处于天地这个大系统中。人与自然在本质、数量、结构和关系上存在同一性。人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也是长期适应自然界环境变化的结果，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理，故能为万物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因此，人与自然是相互通应的，而且都受到阴阳五行法则的影响与制约，人的物质代谢与天地云雨、阴阳升降具有共同的规律，所谓“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人体脏腑功能系统各要素与天地阴阳、四时、方位等要素也是统一的。如以自然界五行推类确定人体五脏之气，说明五行衰旺生克关系与人体五脏生理关系的内在联系，所谓“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生死，以决成败，而定五脏之气”（《素问·脏气法时论》）；又如“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素问·玉机真藏论》），即把人体肝、心、脾、肺、肾五脏各要素与自然界具有生长化收藏功能的春、夏、长夏、秋、冬五时，东西南北中五方及五行阴阳属性的关系统一起来，体现了要素与整体的系统功能。同时，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能量、信息交换与传递，人不断从自然之中获得生存的空气、水和食物等养分，保持人体新陈代谢和物质循环，自然界各种变化也必然带来人体的相应变化，所谓“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素问·六节脏象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素问·脏气法时论》），“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素问·天元纪大论》）。由此，天地大系统和人体小系统密切联系起来，并达到了统一。
人体生理病理变化与自然界的变化也存在紧密联系，不仅说明自然界对人体的影响，而且使其思维深入到自然与人的系统层次结构层面。如将不同季节的气候特点与人的脏腑功能变化相比应，以自然界四时阴阳盛衰之别划分脏腑阴阳属性，阐明气候变化与人的生理变化规律的内在关联性。《素问·六节脏象论》云：“心者……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肺者……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肾者……为阴中之少阴，通于冬气。肝者……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不同的地理环境与人的生理功能也存在着共变关系。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云“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故其民皆黑色疏理”“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不衣而褐荐”“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即是说，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其饮食习惯、生活偏好、体质特征、易发疾病及治疗方法各有不同，可见环境与人的生理功能和病理特征也是相关联的，并依此提出了顺应四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适度锻炼和精神内守的自然养生观。
《黄帝内经》这一“天人相应”的系统整体观，强调人与自然处于一个统一系统中，同时又把自然界看作母系统，把人看作子系统，把客体对象放在所在系统中加以考察，符合万物相关的科学自然观，昭示出“天地人一体”系统观的科学本质和丰富内涵。
阴阳五行系统观
《黄帝内经》将人的形体、生理与自然界的气、阴阳、五行联系起来，认为天地自然是形与气的结合体，由阴阳构成的天地系统在物质形态上是可见的宏观形体与可感的微观气体的统一体，抑或说，天地系统的物质结构要素就是形与气；人也是形与气的结合体，形有盛衰，气分阴阳，形气相互依存和转化构成了生命存在的物质形态和变化规律。按照系统论的层次性原则，人的形气存在与转化应符合天地形气存在与转化的规律和法则。如“天为阳，地为阴”（《素问·六节脏象论》）、“阳化气，阴成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素问·五运行大论》）。
那么，构成天地形气的阴阳要素有多少、其相互关系和构成规律是怎样的、又该怎样确定呢？为此，《黄帝内经》提出以天地之象划分阴阳的理论分析与推理方法，并对阴阳的构成和变化规律进行了论述，建立起三阴三阳系统理论。首先，以天地形气的“六象”划分阴阳。“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素问·天元纪大论》），根据阴阳各方的数量差别，将阳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将阴分为太阴、少阴、厥阴。其次，以时间为对象划分三阴三阳，其中包含以旬为周期的三阴三阳和以年为周期的三阴三阳。旬周期三阴三阳以十天干表示时间，以三阴三阳表示经脉，以此说明经脉之气盛衰消长的节律变化与时间的关联性；年周期三阴三阳以十二地支代表十二个月，再与三阴三阳相配属，以表示人体阴阳之气的消长节律和年盛衰变化周期。再次，提出三阴三阳六气说。一是以三阴三阳配六气，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太阴湿土、阳明燥金、太阳寒水。六气有主客之分，分主一年气候变化而形成年周期，与五运相配又形成六年、十二年的周期变化。二是以经络为主要对象，将三阴三阳又分为十二经脉三阴三阳和六经传变三阴三阳。三是以五脏为主要对象的三阴三阳说。
从五行系统看，“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示自然界运动变化处于周期性循环之中。据此以空间的五方、时间的五季、植物的五化、食物的五味以及五音、五色、五畜等加以阐明，并与五行一一对接，建立了五行系统结构模型。在五行系统中又按其功能特性建立了木、火、土、金、水五个小系统，五行之间各要素通过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矛盾运动维持和调节着系统的自然循环和人体动态平衡。
由此，天地之象相合为五行，五行为天地形气的综合，统摄天地，阴阳系统离不开五行，五行中又各有阴阳，共同构成了阴阳五行共生共变的自然系统图式。
藏象经络系统观
《黄帝内经》从整体系统观出发，通过对人体各种表现于外的“象”的观察分析，认识和把握人体各种组织器官及组成这些组织器官的基本物质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等要素，并通过建立人体上下内外经络腧穴这一通道，将各个组织的“象”及其功能联结起来，建立了人体藏象经络系统。
由人体脏腑生理病理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出发建立五脏系统。以五脏为中心，将五脏运动与天地四时阴阳、人体各脏腑生理活动与变化联系起来，构建起“十二官相使”说，体现了局部与整体、“有诸内必形诸外”的整体辩证法则。五脏的共同特点是贮藏生命活动必需的各种精微物质，如气、血、津、液、精等，六腑的生理特点是主管饮食物的受纳、传化和排泄糟粕，如“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素问·灵兰秘典论》）。不得相失之谓蕴含着十二官处于一个系统中，生理上相互联系、病理上相互影响，颇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义。奇恒之腑同属一类相对密闭的组织器官，兼有贮藏精气的功能，“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腑”（《素问·五脏别论》），似脏而非脏，似腑又非腑，既阐明了其有恒不变的生理特点，又从功能上说明了与脏腑的区别与联系。
对五脏系统各组成物质要素的形态与功能进行了总结和描述。一是揭示了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华、五神等相互对应、交织的结构和层次的复杂图画。如“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其主脾也”（《素问·五脏生成论》）。“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素问·六节藏象论》）。二是揭示了五脏对应穴位和经行路线的关系，所谓“肺出于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鱼际，鱼际者，手鱼也，为荥；注于太渊，太渊者，鱼后一寸陷者中也，为输；行于经渠，经渠者，寸口中也，动而不居，为经；入于尺泽，尺泽，肘中之动脉也，为合，手太阴经也”（《灵枢·本输》）。三是揭示了五脏与五色、五时所应，所谓“五官者，五脏之阅也……脉出于气口，色见于明堂，五色更出，以应五时，各如其常，经气入脏，必当治理……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肾之官也……以候五脏”“黄帝曰：五色之见于明堂，以观五脏之气，左右高下，各有形乎？岐伯曰：腑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灵枢·五阅五使》）。四是提出了“窍”的概念，增加了五脏系统要素，如“肝生筋……在窍为目。心主血……在窍为舌。脾主肉……在窍为口。肺主皮毛……在窍为鼻。肾主骨髓……在窍为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探讨了精、气、津、液、血、脉的生成规律及功能特点，提出了六气的基本概念，说明精气血津液也是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还探讨了人的精、神、魂、魄、心、意、志、思、虑、智等精神活动均是人体机能活动的反映及其产生过程，阐明了形神关系及其系统性特征。
质言之，五脏系统构成了一个各要素上下左右交合连通的矩阵图。从形态结构看，对脏腑等实质性脏器的认识已接近现代解剖学对人体器官的认识，证明其认识建立在长期观察和临床实践上。从功能特征看，对五脏功能的认识不仅从生理病理功能来看待，还强调其系统综合功能，符合现代系统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理论本质。此外，将五脏系统与人体精、气、血、津、液等要素紧密联系起来，运用五行生克制化规律说明五脏各系统的内在联系和变化机制，构建起基于功能传变的五脏系统图式。
以经络为通道、腧穴为纽结，为脏腑等诸多要素的联结互通搭建了桥梁，构建了人体经络系统结构模式，使得人体成为了一个系统整体。《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脏与脏、脏与腑、腑与腑之间联系的纽带或通道是遍布全身的经络。即以五脏为中心，一脏一腑、一阴一阳为表里，由经络相互络属和联结在一起。通过经络相互传递各种信息，形成全身气血津液环周运动不息的协调统一系统，并根据经络的分布、循行及功能特点，与脏腑、气血联系起来，形成了认识疾病和以针刺治疗疾病的规律和方法的理论系统。如详细论述了十二经脉的循行部位、是动、所生病和十五络脉的循行路线以及十二经别、十二经筋、十二皮部的概念及功能特征，将经络及其循行路线上的腧穴也作为人体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刻画出遍布人体之经络循行不息、联络交会的规律和错综复杂的运行画面。由此，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脉等人体组织器官联结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系统整体。
除此之外，《黄帝内经》还建立了关于病因、病机、诊法、治则、养生等理论系统，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结构的人体综合系统，在这个总系统中，各分系统或子系统按照纵向和横向结构有机联系在一起，共同发挥着人体生长化收藏及对疾病的发现、调节、管理和控制作用。如治则理论强调在临床调治时，应始终坚持“五脏一体观”，一脏受邪，当虑及他脏有受邪之机，及时调理。所谓“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素问·玉机真脏论》）；“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素问·五运行大论》）。据此，《金匮要略》提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治则。这种始终重视将人体自身与自然环境看作一个有机系统，在临床治疗时注重观照脏腑与器官之间、脏腑之间、各脏腑内部之间的系统联系以及自然界的气候、时间、地理方位等对疾病的影响而辨证论治的原则与方法，不仅丰富了临床诊疗手段，提高了临床疗效，而且彰显了中医理论的科学价值。
按照系统层级理论看，《黄帝内经》系统的第一层级是人体母系统；第二层级是五脏和经络子系统；第三层级是五脏、六腑、五体、五官等组织器官；第四层级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即精、气、血、津、液。各个系统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人体各要素通过经络系统联系起来；五脏各子系统通过生理病理的相关性联系起来，通过新陈代谢与精、气、血、津、液联系起来；五脏各子系统之间又通过信息传变和反馈机制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系统整体。（孙可兴
河南中医药大学）
挖掘中医病证的学术精华
——《中医临床病证大典》序言
摘自2025-7-10中国中医药报
国医大师 周仲瑛
《中医临床病证大典》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历代医书以传承为旨，记述中医精粹，启悟后人，可谓功德无量。
对病证之认识，是中医发展过程的一大升华，以病证为目标，则治病可以做到有的放矢。自《黄帝内经》始，可散见有病名或病证的记载，而到了唐代《备急千金要方》，已形成较为系统的五脏分科，对病证及病证系统的认识逐渐深入并丰富，此后更加日益发展。
古人著书立说，擅长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还有一部分熟悉前贤医著的医家，喜欢集解历代医学前贤对病证的认识与治病的思想与经验，并考源与阐释，使分散于众多医书中的内容精华集于同一本医著之中而流传下来。如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撰取历代医源与圣贤立法制方，足为天下准绳者；取诸名医家书与文集，其学本《内经》而方法醇正者。医道以脉为先，分类病证首论病源，病机祖述《内经》与《诸病源候论》”。这种记录中医药文献的范式成了传承中医精华的一种较好的模式，它不仅可以反映历代中医对临床病证的源流与沿革认识，而且较好地将历代对病证认识的精华记述并流传下来。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有的著作原书虽已散佚，却因为了这一类文献，将原书中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被保存下来，而今天可以从中辑佚原文，以恢复原貌，并且使后人能够十分便捷地查阅到众多古籍中自己所需要的知识。以这种形式所编纂的文献被称为“类书”，它较“丛书”的编纂工作难度要大得多。编纂者不仅需要有校勘古医书的能力，而且知识面要求更广，且要熟悉更多的中医药古籍，还需要将众多文献中的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编辑排序、归纳点评，使之成为一种全新的文献著作。
在类书的编纂上，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所与中医文献学科团队的《中药大辞典》《中医方剂大辞典》和《中华本草》做出了很好的榜样，这几本书倾注了一大批专家多年的心血和汗水，它们以记录古代方药认识源流为主，并夹有今人的认识与总结，做到了古今交融，均具有划时代的学术价值。今天这个团队的新一代中医药文献学者，鉴于目前对中医临床病证的系统整理工作尚属空缺，为此以陈仁寿教授为首精心策划、带领中青年老师共同编纂《中医临床病证大典》，将成为一部反映历代发展源流的中医病证类临床实用性文献。
与前面三部方药类著作相比，关于临床病证的论述在古代文献中更为繁杂，收集与整理起来更加困难。从我已经看到的部分书稿看，这部书前期准备工作十分仔细，编纂中作者们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据了解参考古籍文献超过1000部，稿件中将内容分为病名、病因、病机、病证以及用方、用药，还有医论医案，各项内容分门别类，层次清晰；归纳点评，层层递进。在每一项目中的引用文献，大多数按出处年代排列，这样既避免了重复，又能体现中医知识的发展进程。各个小标题与简要概述起到了点睛的作用，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古代文献的原意与内涵，省去中医临床工作查阅古籍的时间，随时可以收集到临床常见病证的文献资料，为诊疗提供思路。
从古代病证到现代疾病，其间经过了中医本身对疾病认识的不断演变，又到现代西方医学疾病的明确诊断，故古今“疾病观”存在明显的差异和区别。可以说，古今疾病名称既有相关性，又有明显的区别，如消渴与糖尿病、头痛与高血压，它们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如何利用中医传统理论与疾病认识观来辨治现代疾病常常会造成困惑。因此本书的价值还在于，通过对古代病证进行重新考证与辨别，能引起我们进行古今疾病比较，寻找他们之间的异同点。书中的内容大大超出了我们的现有视野，通过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对中医古代病证有更加深入和充分的认识，或许通过此，能让新一代中医人，充分利用好中医传统的“病证思维”来辨治现代疾病，真正做到古今融合，守正创新。
书中的每一种病证均具有研究的现实价值与意义，尽管中医临床类教材或参考书籍对一些常见病证都有总结，但从古代大量的文献来看，已有总结都不够全面和系统，如从病证的数量来说，内科疾病只有数十种，但是在古代文献中的病证数量远远超过这些。而且现在的内容一般都不全面，古籍中相关的病证内容要比现在一些教材中丰富得多。所以说《中医临床病证大典》为后人研究病证开辟了一道门径，这或许本就是该书的编纂目的所在。
我还希望通过这部对中医病证进行系统整理的著作，能够对重新构建中医病证体系，让今天的中医人能够真正从中医的角度认识病证，构建既符合古代中医传统病证理论，又能为现代医学思维所接受的“中医病证体系”有所启发。
总之，对历代中医病证的整理总结是一项十分艰巨又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中医临床病证大典》做了很好的尝试工作，希望陈仁寿教授团队在整理总结的基础上，今后能够进一步挖掘中医病证的学术精华，总结古人留下的中医临证学术思想与经验，充分发挥中医古籍中的丰富内涵在诊疗当代疑难病和重大疾病方面的指导作用，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故乐而为序！
中华文明视域下的阴阳五行学说与中医文化
摘自2026-1-9中国中医药报
陈高潮
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 刘迎迎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战国时期邹衍作为阴阳五行学说的集大成者，首次将阴阳与五行熔铸为有机整体，建立起天人相应的整体宇宙观，经《黄帝内经》等经典医籍的创造性转化，最终融入中医理论与实践的方方面面，塑造了中医文化区别于其他医学体系的独特品格，成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核心精神在生命健康领域的生动体现。
阴阳五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宇宙观与生命观。邹衍在前人对阴阳、五行朴素认知的基础上，突破原始观念的分立状态，将两者熔铸为有机整体，提出阴阳消长、五行生克的辩证关系，构建起涵盖天地自然、社会人事、生命运行的统一认知框架。凝练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核心精神，将人体视作“小宇宙”，与天地“大宇宙”在本质属性、运行节律上同频共振，万物同源、互联共生的理念。
中医文化对阴阳五行学说的医学化阐释，建立起“自然—人体—情志”的多维对应关联体系。区别于西方“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形成了中医“整体观念”看待生命与健康从不孤立聚焦局部病灶，而是着眼于人体与自然、脏腑与情志的整体关联，通过调和阴阳、平衡五行实
从《金匮要略》的用药思路到《难经》的防治理念，从金元四大家的学术争鸣到明清温病学派的理论创新，虽各有侧重但均以阴阳五行理论为立论根基。刘完素的“脾胃论”、朱丹溪的“滋阴论”、张从正的“攻邪论”，均是基于阴阳五行辨证关系对医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共同构建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范式。这些理论与实践不仅丰富了中医文化的内涵，更塑造了中医文化区别于其他医学体系的独特品格。
三因制宜：阴阳五行思想的文化表达与实践智慧
“多元一体”承认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独特性，同时坚信万物存在内在的统一性与关联性。这种认知不仅是中华文明处理地域差异、民族关系的核心原则，更成为中医“三因制宜”
治则。
“因地制宜”《素问?异法方宜论》系统阐述了五方地域特征对人群体质与诊疗方法的影响，这一思想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理念在地域维度的延伸。不同地域的医家基于当地自然环境与人群体质特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诊疗风格与医学流派。
“因时制宜”体现中医“顺时应律”的生命智慧。邹衍“时空一体”
的认知，
便是对时序节律的尊崇与践行，这种对时间秩序的敬畏逐渐升华为一种文化基因。中医将这种思想转化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理论，提出春季肝木当令、夏季心火旺盛、长夏脾土主事、秋季肺金当令、冬季肾水藏纳的时序规律，构建了“脏腑与时序”的对应关系。在诊疗与养生实践中，中医强调根据季节变化调整方法，从《伤寒论》中“春夏宜汗，秋冬宜下”的治则，到《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的四季养生原则，再到二十四节气的饮食习俗，无不体现“顺时应律”的智慧彰显了中华文明“与天地同频”的生命智慧。
“因人制宜”凸显中医“以人为本”的文明内核。邹衍强调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其深层逻辑是对“人”与“环境”辩证关系的重视。人并非孤立存在的个体，主动适应环境、调节自身状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而“因人制宜”。《黄帝内经》“五方之人”的体质分类，形成了丰富的个性化调理体系，兼顾年龄、性别、生活习惯等个体差异，打破了“千人一方”的机械治疗模式。“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
生克调和：中医“治未病”的文明追求与当代价值
邹衍五行学说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相生”“相克”关系维持系统的动态平衡，这种“生生不息”“调和致平”的思想，是中华文明应对复杂系统的核心智慧，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周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将“生”视作天地的根本德性，《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阐述了万物生生不息的演化过程，《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通过“中和”实现万物的平衡与发展。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和”的哲学内核，经中医文化转化，形成了“治未病”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华文明“追求生命长久、身心和谐”
价值追求的重要载体。
五行相生规律催生了中医“以母养子”的治疗思路，体现“生生不息”的生命观。“培土生金”“滋水涵木”等治法，核心是通过补益“母脏”功能，实现脏腑间的协同滋养，这种思路不追求局部对症，而是注重脏腑间的能量传递与生机激活，体现了“治病求本”“标本兼顾”
的中医智慧。这种强调“滋养”“培育”的健康理念，与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生命追求高度一致，彰显了中华文明对生命本源的守护与尊重，也反映了中华文明“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
五行相克规律则转化为中医“动态平衡”的调节方法，体现了中华文明“调和致平”的方法论。其本质并非“对抗压制”，而是“适度制约”，通过相应治法纠正脏腑间的过度亢盛或衰弱，重建系统平衡。更重要的是，基于五行传变规律，中医形成了“先安未受邪之地”的截断病传策略，将“防患未然”的风险意识转化为具体医学操作，体现了中医“已病防变”的前瞻思维。这与中华文明“未雨绸缪”“思患预防”的风险智慧高度契合。
中医“治未病”，“未病先防”，“已病防变”依据五行传变规律预判趋势，阻断病情蔓延；“瘥后防复”则在病愈后调理脏腑功能，巩固康复成果。
中医强调的“整体调理”“顺时养生”等理念，契合了当代人对主动健康、可持续健康的追求。同时，中医文化中“顺应自然”“调和平衡”的理念，对缓解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在心理层面，它强调身心调和、情志舒畅，为应对现代社会的心理压力提供了独特思路，彰显了中华文明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的深刻洞察与智慧回应。
文明互鉴：中医文化的世界价值与传播担当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阴阳五行学说滋养的中医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更是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医文化正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成效，跨越地域与文化的界限，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为人类健康事业与文明进步贡献着中国力量，也推动着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包容。
中医在与西医的碰撞交流中，既坚守自身核心理论与思维优势，又积极吸收西医的先进技术与诊疗理念，形成了“中西医结合”
的独特模式，为疾病治疗提供了更全面的方案。同时，“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治未病”等理念，也为现代医学提供了新的思维视角，推动了全球医学模式从“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的转变，为人类健康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医文化强调“顺应自然”“调和阴阳”，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医文化“治未病”的理念与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促进了全球健康治理体系的完善。
时间：2020-12-02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4版
作者：朱光
•《黄帝内经》继承了古代哲学把“象”作为思维方法的思想，并引入原属于哲学概念的阴阳、五行，通过取象比类来说明人体本身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藏象系统就是通过生命活动之象的变化和取象比类的方法，说明脏腑之间及与整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规律。
•药象，包括四气象、味象、升降象、色象、部位象、形状象、质地象、习性象、时象、地象等。此为古人认识药物自然属性的重要思维方式，对把握药物的功效与应用有重要指导意义，因而业内一直有“用药法象”的观点。
象，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本思维单元与形式，即主要通过以“象”类物、缘“象”比附来认识世界。受此影响，中医学广泛地运用了“象”的概念与方法，从“现象”“形象”“意象”“象征”等方面来认识人体，其有关认识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以至于成为中医药学标志性思维之一——象思维，有学者甚而称中医学为“唯象医学”或“象数医学”。现将“象”在中医药学中的应用情况作一梳理。
自然之象
作为古人的一种分类和分析事物的方法，以象喻理是《周易》的一大特色。象其实就是指现象，即“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周易·系辞传》）。《周易》以取象为基础，以卦象来表示，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事物其中的规律，如《易传》有言：“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圣人立象以尽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黄帝内经》继承了古代哲学把“象”作为思维方法的思想，并引入原属于哲学概念的阴阳、五行，通过取象比类来说明人体本身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阴阳、五行都是源于自然界的物象。如阴阳应象为日月或水火，《黄帝内经》记载：“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还认为“阴阳者，有名而无形”，且无限可分，因而提出“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五行则是把自然界中的木、火、土、金、水作为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且分别应象为“曲直”“炎上”“稼穑”“从革”“润下”，用于说明事物的属性与联系。
古代哲学认为，阴阳为“天地之道”，万物皆由阴阳二气合成，如《黄帝内经》观察天地变化时认为：“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认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与天地如一”“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在描述天人相应的具体方式时，指出“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至其月廓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由此表达了人天同源、人天同构，进而人天同象、人天同道的观点。
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发展变化，都是五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其运动秩序都要受五行生克制化法则的统一支配。中医学以五行特性为纲，进而推演出脏腑与自然界五方、五季、五味、五化、五音等的通应之象，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如此构建了人体内外环境相互联系的五行系统，确立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整体观念。
人体之象
中医学是通过观察外在的征象，推测内在的脏腑变化来认识人体的，《黄帝内经》记载为：“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即“司外揣内”。《丹溪心法》对此总结说：“欲知其内者，当以观乎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形诸外。”
《黄帝内经》中述及的“藏象”实指脏腑之象，如王冰言：“象，谓见于外，可阅者也”；张介宾亦言：“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素问·六节藏象论》中所言：“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其中即包含了气象（其华在面）、形象（其充在血脉）、法象（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因此，《黄帝内经》所言的藏象系统，就是通过生命活动之象的变化和取象比类的方法，说明脏腑之间及与整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规律。
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统称为“神”。中医学通过望、闻、问、切的形式，对神加以感知和区分，并通过藏象学说中的系统、整体关联性判断脏腑的常与变。如“得神”之象为：神志清楚，语言清晰，面色荣润含蓄，表情丰富自然；目光明亮，精彩内含；反应灵敏，动作灵活，体态自如；呼吸平稳，肌肉不削，另有舌象淡红荣润，运动自如；脉象不浮不沉、不快不慢、从容和缓、节律一致，往来柔和，沉取有力（即具备“胃、神、根”）。异于此者则属于“失神”之象，如两目晦暗，目无光彩，面色无华，精神萎靡，意识模糊，反应迟钝，手撒尿遗，骨枯肉脱，形体羸瘦等，而病脉中的十怪脉（釜沸脉、解索脉、雀啄脉、麻促脉、鱼翔脉、虾游脉、屋漏脉、弹石脉、转豆脉、偃刀脉）的记述，更是非常生动、形象。
此外，《内经》还对一种特殊的意象——梦象进行了分析解读，认为梦的产生都有相应的内在基础，如《灵枢·淫邪发梦》记载：“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大火而燔焫，阴阳俱盛则梦相杀。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饥则梦取，甚饱则梦予。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
药物之象
中药大都源于天然。其生于天地之间，禀受天地之气，依自然环境，循生长规律，成为独具特性、有别于它的万物之一。这些有形或无形的特质，即称为药象，包括四气象、味象、升降象、色象、部位象、形状象、质地象、习性象、时象、地象等。此为古人认识药物自然属性的重要思维方式，对把握药物的功效与应用有重要指导意义，因而业内一直有“用药法象”的观点。
《侣山堂类辨》对药象有很详尽的认识，谓：“五气分走五脏，五味逆治五行，皮以治皮，节以治骨，核以治丸，子能明目，藤蔓者治筋脉，肉者补血肉，各从其类也。如水草、石草，其性主升；梢杪子实，其性主降；甘香之品，能横达于四旁；寒热之气，性浮沉于上下，在土之根
，本乎上者亲上，本乎下者亲下；在外之枝干，在根者治本，在枝者行于四肢。此物性之自然也。”《本草备要》也有类似观点：“药之为枝者，达四肢；为皮者，达皮肤；为心为干者，内行脏腑；质之轻者，上入心肺；重者，下入肝肾；中空者，发表；内实者，攻里；枯燥者，入气分；润泽者，入血分。此上下内外，各以其类相从也。”《本草从新》言之更为简明：“凡药各有形、性、味、质。其入诸经，有因形相类者，如连翘似心而入心……有因性相从者，如润者走血分，燥者入气分，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之类；有因气相求者，如气香入脾，气焦入心之类；有因质相同者，如头入头，干入身，枝入肢，皮行皮，又如红花苏木汁似血而入血之类。自然之理可以意得也。”此外，民间有谚云“中空草木可治风，叶枝相对治见红，叶边有刺皆消肿，叶中有浆拔毒功。”
综上所述，在以“象”为基本思维方式的古人眼中，大千世界无不是象。古代哲学倡气一元论，即天地万物即是一气所生，因而由物象而意象，即可把天、地、人同而视之。但应该看到，这种取象比类、格物致知的方法，是受限于认知条件下的一种类比推理，是对事物较浅层次的认识，与归纳推理一样，都夹杂着一定程度的想当然的唯心成分，因而存在着逻辑性不强、严谨性不足的缺陷。尽管它对于我们认识事物可以提供线索与思路，但对反映现象与本质之间关系的结论则难免时有牵强附会之嫌。（朱光
河南中医药大学）
时间：2020-11-18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4版
作者：朱光
病性，即病证的性质。辨识病性，即是通过对患者的各种症状、体征进行综合归纳、分析，进而作出病证属性的判断。作为病证判别的三个要素（病因、病位、病性）之一，病性还直接决定着治疗原则的确立，因而是辨证过程中至为关键、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兹就病性的辨识浅谈管见。
病性辨识内容
关于病性的内容，业内认识并不统一。如朱文锋通过对古今医家提出的约120项具体证素概念进行析别，筛选出了33项病性证素，即（外）风、寒、暑、湿、（外）燥、火（热）、毒（疫疠）、痰、饮、水停、食积、虫积、脓、气滞、气脱、气闭、气虚、气陷、气不固、血瘀、血热、血寒，血虚、阴虚、亡阴、阳虚、亡阳、阳亢、阳浮、津（液）伤、精（髓）亏、动（内）风、动血；现行《中医诊断学》规划教材把病性辨证分为六淫、阴阳虚损、气血、津液辨证四类；成肇智等在《中医病机论》中将病性概括为寒、热、虚、实、阻滞、滑泄六个方面，等。
不难看出，这些表述本意是欲使病性具体、精细化，但其罗列内容不少有待商榷，如与病因辨证有明显混淆，把病因的致病之性当作了病性；再如对同一性质的病变，按程度或轻重加以区分，使定性失之泛化，不易提纲挈领。
病性辨识六纲
笔者认为，对于病证的定性，宜采用六纲（八纲辨证中表里除外）——阴阳、虚实、寒热加以表述，这样不仅能突出病性的概括性与简练性，而且也能体现出中医学理、法、方、药一体化的严谨性。
阴阳
受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医学视阴阳为宇宙万物的规律，为“天地之道”（《素问·生气通天论》），认为人体是一个由阴阳二气组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有机整体，即“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素问·宝命全形论》），“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生气通天论》）。而健康与疾病，都取决于阴阳的平衡与否，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生气通天论》）。因此，诊治疾病，尤为强调辨明其阴阳属性，即“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灵枢·病传》）。张景岳说得更为具体：“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景岳全书》）；又说“人之疾病……必有所本，或本于阴，或本于阳，病变虽多，其本则一”（《类经》）。
一般说来，阴证每由阴邪所致，常因体内阴气偏盛或阳气虚衰而成，外呈寒象，以身畏寒、不发热、肢冷、精神萎靡、脉沉无力或迟等为主要表现；阳证每由阳邪所致，常因体内阳气偏盛而成，外见热象，以身发热、恶热、烦躁口渴、便干溲黄、脉数有力为主要表现。《伤寒论》更是以寒热作为阴阳属性的判定标准，谓“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
阴阳是对病性从整体上作出的最基本概括，是辨证分类的最基本纲领，但或因其是高度概括而失之抽象，在具体病证中的运用频率并不高，如只是在内科中的黄疸、水肿、痫病、中风闭证等及外科疮疡中强调辨别阴阳。
虚实
中医学发病学说即正邪发病观，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而正气不足是发病的内在根据，邪气是发病的重要条件，疾病的发生是正邪相争、正不胜邪的结果。
邪正盛衰的状态一般用虚实来表达。虚实的判断标准是“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素问·通评虚实论》）。
“精气夺”即正气的丢失或损耗。虚证就是在正气的减少或衰弱时形成的，多见于禀赋不足、年老体衰或久病者。人体正气包括阳气与阴气两类物质，习惯上把气、血、阴、阳作为人体正气的内容或成分，因而临床上的虚证多表现为气虚、血虚、阴虚、阳虚。一般说来，气虚与阳虚关系密切，有“气虚乃阳虚之渐，阳虚为气虚之甚”之说。而血虚仅为阴虚的一种情况，阴虚更多的是指津伤或液耗的状态。
“邪气盛”即邪气有余或强盛。实证就是在邪气侵犯，正气尚能抵抗时形成的，多见于素体强壮、新病者。邪气有内外之分，外邪指六淫、疫疠之气，内邪则指病变过程中的病理产物，如瘀血、气滞、痰、饮、水、湿、火、食滞等。
此外，《难经》还提出了“入者为实、出者为虚”，“急者为实、缓者为虚”的观点。张景岳对此说得更为简明：“虚实者，有余不足也……凡外入之病多有余，内出之病多不足。”
寒热
人体阴阳失衡，出现偏盛或偏衰时，具体可表现出寒热的异常或内在环境改变，《内经》对此有非常详尽的记述，如“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素问·调经论》），“其寒者，阳气少，阴气多……其热者，阳气多，阴气少……”（《素问·金匮真言论》）。张景岳进一步总结道：“寒热乃阴阳之化也”（《景岳全书》），“水火失其和，则为寒为热”（《类经》）。
寒证可由感受寒邪而致，或由自身的阳虚或阴盛而致，可见恶寒喜暖、面色白、肢冷蜷卧、口淡不渴、痰涎清稀、小便清长、大便稀溏、舌淡苔白润滑、脉迟或紧等。热证可由感受热邪而致，或由自身阴虚或阳亢而致，可见恶热喜冷、口渴喜冷饮、面红目赤、烦躁不宁、痰黄稠、小便短赤、大便干结、舌红苔黄而干、脉数等。
病性辨识须知
阴阳、虚实、寒热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病变的性质，其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由此入手，对一个病证基本可以作出较为明晰的判断。但临床应用还要注意以下4点：
1.一般而言，病性的单一维度判定并不困难，但大多病变的性质则需采用组合定性方式加以表达，如虚寒证、虚热证、阳热实证等。
2.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疾病发生也多非单一因素，加之个体存在差异，病性不少时候并不是呈现非此即彼，而是常出现错杂、转化、真假等情况，这反映了病性的复杂性，也增加了病性辨识的难度。
错杂指病变过程中出现虚实或寒热并见的状态，如虚实夹杂中的实证夹虚、虚证夹实或虚实并重等，寒热错杂中的上热下寒、上寒下热、表寒里热、表热里寒等。
转化指病变过程中虚实之间、寒热之间出现转化，如因虚致实、因实致虚，或由寒化热、由热转寒等。
真假指病变过程中出现真实假虚或真虚假实的现象，即“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医宗必读》），或出现真寒假热、真热假寒的现象，即阴盛格阳之寒极似热，阳盛格阴之热极似寒（热深厥亦深）。
3.个体差异会造成相同病因所呈现的病性不同，如“虚邪之中人也……阳盛则为热，阴盛则为寒”（《灵枢·刺节真邪》），“其寒者，阳气少，阴气多，与病相益，故寒也；其热者，阳气多，阴气少，病气胜，阳遭阴，故为痹热”（（《素问·金匮真言论》）。其它如“年四十而阴气自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妇女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灵枢·五音五味》），“产前多实，产后多虚”，小儿的“三有余四不足”等，这些因素都可作为背景而对病性产生影响。
4.脏腑、经络特性影响着病性趋向。脏腑各司其职，各有其性，病变过程中的病性也会呈现一定规律，如脏病多虚，腑病多实；“实则阳明，虚则太阴”，“肝无虚证，肾无实证”等。
依据病性，中医学确立了相应的治疗原则，总体要求是“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具体原则是“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素问·三部九候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素问·至真要大论》）等。这种逆其性纠其偏的方法，体现了中医学的基本治疗思想及理法相应的基本要求。尽管这种病证定性显得笼统、模糊，但临床实践证实，通过调控病性确能有效改善病变的量化指标。（朱光
河南中医药大学）
时间：2020-09-11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4版
作者：朱光
厥，是一个形声字，《说文解字》释为“发石也”，本意是指“采石于崖，憋气发力”。在中医学中其词意被进一步引申、扩大，得到广泛应用。有学者统计，“厥”在《黄帝内经》中即出现318次，涉及篇章87篇，并有《素问·厥论》《灵枢·厥病》的专篇论述，但其间词意纷繁，所指或为症状、或为病机、或为病证等，明显影响着理解与应用。兹对中医学中“厥”的应用情况加以梳理。
症状之厥
作为症状，厥的临床表现在《内经》中可谓杂乱，所指大致有四点。
昏仆、人事不省
如“暴厥者，不知与人言”（《素问·大奇论》）；“薄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素问·生气通天论》）；“邪客于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尸厥”（《素问·缪刺论》）。
肢体和手足冷 如“寒厥之为寒也，必从五指而上于膝……故阴气胜，则从五趾至膝上寒”（《素问·厥论》）。
头重、晕眩 如“巨阳之厥，则肿首头重，足不能行，发为眴仆”（《素问·厥论》）。
疼痛
如“膀胱足太阳之脉……是动则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结，腨如裂，是为踝厥”（《灵枢·经脉》）。
其他如“少阳之厥，则暴聋颊肿而热，胁痛，不可以运”“太阴之厥，则腹满胀，后不利，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厥阴之厥，则少腹肿痛，腹痛，泾溲不利，好卧，屈膝、阴缩肿，内热”（《素问·厥论》）等，可见六经之厥的表现非常复杂。
《伤寒论》中厥的表现得以明确，有厥、厥逆、厥寒、四逆、逆冷、手足寒等名称，而所指则均为手足冷，即“厥者，手足逆冷是也”（335条）。朱丹溪认为厥证系神昏与手足冷并见，但以手足冷为主。张景岳则据《内经》之意指出：“厥者，逆也，气逆则乱，故忽为眩仆脱绝，是名为厥……轻则渐苏，重则即死，最为急候”（《类经·厥逆》）；张志聪也说：“厥……发为眩仆，卒不知人，此名为厥，与中风不同。有寒热者，有阴有阳也”（《素问集注》）。
病证之厥
作为病证，以“厥”直名者见于《素问·奇病论》：“有癃者，一日数十溲，此不足也；身热如炭，颈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气逆，此有余也……病名曰厥，死不治”，所指为癃之危重者。另有名厥逆者，《素问·腹中论》谓其“病膺肿颈痛，腹满腹胀。”《灵枢·癫狂》则谓其“足暴清，胸若将裂，肠若将以刀切之，烦而不能食，脉大小皆涩……”。可见两篇所指非一。厥的命名方式有以下8种。
主症命名 如尸厥、痛厥、瞀厥、躁厥等。
病因命名
如气厥、血厥、痰厥、风厥、酒厥、食厥、蛔厥等。其中风厥有二：一是“二阳一阴发病，主惊骇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风厥”（《素问·阴阳别论》），大抵指肝气犯胃，胃失和降之证；二是“有病身热，汗出烦满，烦满不为汗解，此为何病？汗出而身热者风也，汗出而烦满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风厥”（《素问·评热病论》），大抵指风邪侵犯太阳，邪热内传少阴所致的肾气厥逆证。
病性命名 如阳厥、阴厥、寒厥、热厥等。
部位命名 如脏厥、臂厥、骭厥、踝厥、骨厥、四厥等。
经络命名 如太阳厥、阳明厥、少阳厥、太阴厥、少阴厥、厥阴厥。
病机命名 如煎厥、薄厥等。
病势命名 如大厥、暴厥、卒厥等。
病变类型命名 如厥头痛、厥心痛、厥疝、痿厥、痹厥、痫厥等。
病机之厥
作为病机，厥在《内经》中所指杂乱，但总体认为“是以气多少，逆皆为厥”（《素问·方盛衰论》）。具体所及的病机变化大致包括以下5方面。
阴阳逆乱
如“阳气者，烦劳者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夏季阳气亢盛，若过度烦劳，则阳热灼阴，阴精虚竭，气血逆乱，发为晕厥，还可见目盲耳闭、汗出不止等。再如“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暴怒伤肝，血随肝气上逆，上壅清窍而发晕厥。又如“寒气客于五脏，厥逆上泄，阴气竭，阳气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气复反则生矣”（《素问·举痛论》），指出由于寒邪内侵，逼五脏阳气上越，进而阴气独盛，寒凝气滞而致发剧痛晕厥等。
气闭阳郁
如“卯酉之年……民病厥逆而哕，热生于内，气痹于外，足胫酸疼，反生心悸，懊热，暴烦而复厥”（《素问·本病论》，指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内热因气闭而不得泄越，进而暴烦而厥。又如“有病怒狂者……生于阳也。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病名曰阳厥”（《素问·病能》），指卒遇情志刺激，阳气郁而上逆出现善怒发狂。
阳衰阴竭
如“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气因于中，阳气衰，不能渗营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素问·厥论》），指出因肾阳渐损，无力温煦而致手足寒。又如“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夫酒气盛而慓悍，肾气有衰，阳气独胜，故手足为之热也”（《素问·厥论》），指出由于饮酒过度，或饱后入房，既伤脾胃又伤肾阴，进而阴精衰于下，热盛于内则见手足热。
脏腑逆乱
如“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素问·举痛论》），指出由寒气侵犯肠胃，胃气不降反而上逆所致之胃脘冷痛、干呕或呕吐清水、腹泻等。又如“咳嗽上气，厥在胸中”（《素问·五脏生成篇》），指出肺气上逆可致咳嗽、气喘等。
经络逆乱
《素问·厥论》详述了手足六经之厥逆，其症状均为经气厥逆的表现，涉及该经及其脏腑的多种病症。如太阳经气厥逆，临床多见头肿而痛、足不能行、眩晕仆倒、咳喘气急、呕血等，厥阴经气厥逆，临床多见少腹肿痛、阴囊收缩、足胫内热、小便不利等。《灵枢·经脉》《素问·经脉别论》等篇对此亦有论述。
至于厥之成因，《内经》记述其外因者与外感寒湿、风邪、火热等有关，如“厥逆者，寒湿之起也”（《灵枢·五色》），“岁水太过，寒气流行，邪害心火，民病身热烦心躁悸，阴厥上下中寒……”（《素问·气交变大论》等；其内因者则与情志失常、脏腑亏虚、饮食劳倦等有关，如“大怒则形气厥……使人薄厥”（《素问·生气通天论》），“内夺而厥，则为喑俳，此肾虚也，少阴不至者厥也”（《素问·脉解》），“肾气虚则厥”（《灵枢·本神》）等。
其后医家言厥，则多从阴阳运行、气机升降等方面立论。如张仲景抓住《内经》中厥之“逆、极、乱”的特点，断言“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伤寒论》）。其他如“夫厥者，气动逆也”（《黄帝内经太素》），“厥，犹逆也。经脉之血，皮毛之气，不相顺接而厥逆也”（《素问直解》），“厥，本为气逆之名，故凡气逆诸证，皆得名厥”（《素问考注》）等。《诸病源候论》认为尸厥是由于“阴阳离居，营卫不通，真气厥乱，客邪乘之”而成。
综上所述，厥在《内经》中的记述虽较为芜杂，但仍有规律蕴含其中，此如姚止庵注解《素问·厥论》时所云：“厥凡三义：一谓逆也，下气逆而上也，诸凡言厥逆是也；二谓极至也，本篇之热厥寒厥，盖言寒热之极也；三谓昏迷不省人事也，本篇之言阴盛阳乱也。”经过历代沿革，厥现今被确定为一个以猝然昏仆，不省人事，或伴有四肢逆冷为主要表现的急证。厥的病因包括体虚劳倦、饮食不节、亡血失津、情志刺激等，临证有气厥、血厥、痰厥等类型，其基本病机为气机卒然逆乱，升降乖戾，气血阴阳不相顺接。
总之，由于厥的概念经历了较大的词意变迁，因而在查阅文献时，一定要注意其时代背景与语境，不然就很难做到准确理解与恰当应用。（朱光
河南中医药大学）
时间：2021-03-17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4版
作者：陈国权 卢业鹏 张勇 陈丽霄
“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素问·至真要大论》的这个著名论断几乎无人不知。吴昆《吴注素问·第二十二卷·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曰：“风之类不同，故曰诸风。掉，摇也。眩，昏乱眩运而目前玄也，乃风木动摇蔽翳之象。肝为木，故属焉。”但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临床实践观察，若撇开风而论，眩症并非皆属于肝。也就是说，五脏六腑皆令人眩，非独肝也。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论眩、晕或运、冒者，不乏其例。现按肝（胆）心（小肠）脾（胃）肺（大肠）肾（膀胱）及多脏腑讨论如下。
胆
《伤寒论》147条：“太阳与少阳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鞕者，当剌大椎第一间、肺俞、肝俞……”太阳病未罢而并及少阳，故见头项强痛的太阳症、眩冒的少阳症。邪气内结，经气不舒，故时如结胸、心下痞鞕。肝胆相照，其中剌肝俞，正是和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气，从脏腑辨证的角度审视，即腑（胆）病治脏（肝）。《伤寒论》176条“太阳少阳并病，心下鞕，颈项强而眩者，当剌大椎、肺俞、肝俞……”之眩与此同理。《伤寒论》264条：“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半表半里之胆火上炎，内入于肝，挟肝气上冲，致目眩。此乃胆病至眩的典型代表。
《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脉证并治》所论产后三大证之一的产后郁冒证，其临床表现为但头汗出、呕不能食、大便坚等，其病因病机为，产后血虚津伤，卫外不固，外寒趁虚而入，郁闭于内，不得外散，随阴血亏虚导致的浮越之阳上犯而昏冒。故治用能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的小柴胡汤，使胆经疏泄正常而冒解。胆与肝相表里，从这个角度审视，以上之眩也间接关乎肝。
心
《伤寒论》84条：“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太阳病汗不及时或汗不如法，则易致心阴虚及阳，以至火不制水，水上凌而为心悸、头眩。
脾
《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饮生于脾，趁胸中、胁下之气虚而上泛、反侮，不仅导致胸胁支撑胀满，而且因脾气不升而目眩。此外，同篇“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癫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妊娠有水气，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恶寒，起即头眩，葵子茯苓散主之”之眩，无一例外地皆责之脾。
胃
《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金匮要略》所论
“心下”大多指胃，胃中有支饮停聚，脾之清气难升，致邪气冒犯清阳而眩。同篇“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之眩的机理与此大同。
《伤寒论》203条：“阳明病，但头眩，不恶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咽必痛……”阳病病关乎胃，阳明中风，外邪入里化热，火性炎上，从脏腑辨证的角度看，属胃热及肺，故不仅肺失肃降而咳，且清气不升而眩。故胃之寒（饮）热上犯，皆令眩生。
肺
《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并治》：“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咳，必遗尿，小便数，所以然者，以上虚不能制下故也。此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干姜汤以温之。”肺阳虚而寒即仲景所谓“肺中冷”，正因肺中冷，子病累母（脾）、母病及子（肾），致中焦乃至下焦之阳俱虚而难以升上，阴寒之气反充塞于上，故眩。
《金匮要略·五臓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肺中风者，口燥而喘，身运而重，冒而肿胀。”风邪袭肺，一身之气失主，除作为阳邪化燥伤津致口燥、肺失清肃而喘气外，因治节无权，浊气壅滞，正邪交争，致全身动摇而沉重。水之上源被遏，其气不降，反冲犯于上，故冒眩而肿胀。
肾
《伤寒论》297条：“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少阴病，下利不药而自止，此乃阳回之佳兆。但如又见头眩者，乃阴竭于下，孤阳冲犯于上所致也。
肝肾
《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在论及“虚、冷、结气”这三大病因导致在下（肝肾）的妇人杂病时谈到“在下未多……奄忽眩冒，状如厥癫……”，意即虚、冷、结气在下焦肝肾所导致的妇人杂病可见奄忽眩冒一症，即头部突然眩晕，气机冲犯于上，其状犹如昏厥癫狂一般。肝肾俱病所致也。
心胃大肠
《伤寒论》165条：“伤寒吐下后，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鞕，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伤寒误吐伤胃阴，误下伤大肠之阴，误汗伤心阴，脉甚微说明阴伤及阳，证属阴阳两虚。心下痞鞕病在胃，胁下痛乃胃病侮肝，进而气机上冲而眩冒。
脾胃
《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谷疸之为病，寒热不食，食即头眩，心胸不安，久久发黄为谷疸，茵陈蒿汤主之。”不节（洁）之饮食所化生之湿热蕴积于中焦脾胃，则营卫郁阻而恶寒发热，故不欲食，勉强进食则脾胃湿热更剧，其气上冲则头眩。同篇寒湿谷疸之“饱则发烦头眩”是脾胃之寒湿与不节/洁之饮食所化之寒湿相搏上冲使然。
脾肾
《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篇所附宋代朱肱《类证活人书》
之《近效方》术附汤“治风虚头重眩，苦极，不知食味，煖肌补中，益精气”，从所用白术、炙甘草、附子及姜、栆看，此眩系脾肾阳虚，水湿不化，清阳不升，头目失于温煦，兼挟风寒所致。《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篇“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极虚芤迟，为清谷、亡血、失精”，有学者认为当用其后的天雄散，因目眩等虽乃肾水亏虚，不涵肝木所致，但其治，不仅要滋肾，尚需补脾。首先病在肾，补脾之治，体现了肾病实脾，即治“克我”之脏。
关于眩的病因，朱丹溪认为“无痰则不能作眩”，但明代钱国宾《女科百病问答补遗》则认为“凡眩运一时暴发者，必因风暑寒热郁于肌表，触发内之痰气”而发病，即眩晕急症多系外邪诱发内之痰气而发病。张仲景所论虽有涉及外邪者，但内因多非痰湿（饮）作祟。
后世认为，眩多因风、痰、火、虚，尚渉及气与血，虚多实少，可分为痰眩、气运、风眩、虚运四类，治法有清上、温散、消饮、疏气、养血、补虚、吐痰之不同。（陈国权
卢业鹏 湖北中医药大学 张勇 陈丽霄 湖北武昌陈国权中医诊所）
仝小林：用好“象思维”促进中医药传承发展
(2023-07-15
03:54:37)[编辑][删除]
摘自2023-7-14中国中医药报
本报记者 徐婧
6月7日，在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主办的“文明的烛火——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探源系列论坛”主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主任仝小林介绍了中医“象思维”，指出其在中医药传承和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和在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应用的可能。
在论坛上，仝小林从中医创新的源泉、中医传承、中医原始创新路径和运用现代科技揭示创新成果原理等方面，讲述了象思维在中医传承创新中的地位作用、实践应用和理论支撑。
象思维是中医的精华所在
象思维也叫取象思维，它是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认识事物的基本思维。
象思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思维方式。“象”通常指客观事物表现于外在的现象、形象。一切可以看到的、闻到的、听到的、能触及的、可感知的，都是“象”。天地之间，万物以“象”的形式表现出来。
通过类比、象征等方法，根据两类事物在某种属性上的相似而推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同或相似，这样的逻辑推理就是“象思维”。
中医象思维的培养路径可以分为观象、比象、意象和抽象四个阶段。其中观象是对于自然现象和临床现象的观察。比象是用自然之理，解释所观察的人体现象。意象是将所观人体之象及可能产生的原理进行推导、演绎，进行合乎道理的解释，然后制定治则治法，做临床验证、试错。抽象是在诸多同类同质现象中，抽提出规律，上升到理论。
仝小林认为，象思维，是中国文化的主导思维形式，也是传统中医药产生和发展的主导思维形式。象思维的形成过程，是由观象、比象，到意象、抽象，从形而下的发现，到形而上抽提，再回到形而下去验证，往复循环，不断试错、纠错，逐步完善，形成相对真理。
象思维来源于何处？仝小林认为，象思维来源于认识自然之理，化自然之理为中医之理是中医理论之根本，也是中医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虽然象思维是人类共有的思维方式，比如取类比象等方法。但是能够把它形成理论、指导临床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并不断丰富完善的，典型代表就是中医药。因此，中医是一个仍然活在当代的中国古代科学，是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的中华文明载体。研究中医的象思维，能为世界打开中华文明宝库提供一把钥匙。
“望闻问切就是运用象思维为病人疾病画像的过程，四诊水平高低直接决定疗效高低。”仝小林通过阳光的作用与中医运用温阳药物相类比治疗抑郁、“苦酸制甜”食物和药物治疗糖尿病等例子，仝小林展示了中医“象思维”在实际运用中取得的有效成果和治疗意义。
中医药传承发展需要坚守象思维
中医药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坚守象思维，仝小林表示，中医药传承发展需要人才，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需要遵循中医自身发展规律，而象思维是中医思维的根本，应该把象思维作为中医教育的第一课、必修课。同时需要注意，中医药学生教育不能一上来就抛出阴阳五行等抽象较难理解的理论，根据象思维的发展阶段，逐步的由观象、比象、意象过渡到中医抽象理论的讲授，会更容易让学生接受，也能迅速打开中医药学生大脑的另一扇窗。
“从观象、比象、意象到抽象也有跑偏的时候，中医不断修正，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反复循环，指导临床实践，反过来观察验证。中医很多治法从自然现象抽提，进而上升到哲学高度。因为既然是自然现象、有效，就一定有科学的内涵，只要找到恰当的研究方法、手段，就有可能揭示其致病原理，既为现代科学所认同，又走出与现代科学不同的道路。”仝小林说。
对于象思维在现代的发展，仝小林认为，过去中医对于疾病演变的动态判断并不显著，尤其慢性疾病没有办法观察。但结合当下科学技术，将通过以象思维抽提出来的中医理论，进行进一步科学验证，把经验变为能够用实验验证的东西。
仝小林根据临证经验提出“苦酸治甜”治疗糖尿病的理论，通过临床实际验证了理论的有效性，并应用该理论指导实验研究，开展苦味药降糖机制研究。仝小林表示，象思维具有原创优势,是中医自主创新的先导，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倘能将观象、比象、抽象系统整合，必将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目前，中医正迎来非常好的历史发展机遇。仝小林表示，当下中医发展的趋势是态靶辨证，其能够搭建起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桥梁。利用现代医学判断疗效的标准，搭建宏观和微观结合的桥梁，既能够调态，又能够打靶，给中医诊疗增加“武器”，将大大有利于提升中医治疗的效果。通过将中医象思维与世界先进医疗方法结合，不仅达到了实现中医科学价值的目的，更是提升中华文化自信和加强文化输出的重要手段。
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契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
(2023-07-19
04:26:02)[编辑][删除]
摘自2023-7-17中国中医药报
贾海忠 慈方中医馆
重点词释义
“真人”，在《黄帝内经》中是指永恒不变的人，也就是“真人”是不会死的。“真人”到底是否存在，我们没法去证实，因为在没有文字之前，很多都是传说，即使有了文字之后仍然不乏传说，但是这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在《素问•六微旨大论》中有关于“真人”的论述，“帝曰：善。有不生不化乎？岐伯曰：悉乎哉问也？与道合同，惟真人也”，黄帝问有没有不生不化的东西？岐伯回答说，你问得太全面了，与道完全一致的，只有真人才能做到。只有“真人”才能与道完全一致，换而言之，“真人”能代表道，相当于道的一个化身，如果我们这样理解，那“真人”就像宗教信仰中的“神”一般了。
“提契”，是主动利用，就是主动地做。
“精气”，是由精所转化而成的东西，包括汗、营（水谷之精气）、卫和氧气。“呼吸精气”是主动通过呼吸调节水谷之精气（水液和营卫之气）以及氧气的出入。人体内来源于消化道的营养物质都要通过肺，随着我们呼吸吸收进来的人体所需的后天之精在体内的转化和消耗也都离不开肺的呼吸，所以《黄帝内经》中用“呼吸精气”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气功，其实古代没有气功一词，气功是60年代以后才有的，在古代都称为“吐纳导引”，所有的气功都要求调整呼吸，通过呼吸的调整来使人体健康，所以“真人”是要“呼吸精气”的。
“守神”，是指关注全身各部位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练气功时就是这么个状态，一个人站在那，并且去关注全身各个部位之间的关系。
“一”，代表整体。
“敝”，是少于、衰损。因为天地是永恒的，但是“真人”不能和天地一样，要少于天地，所以用“寿敝天地”来表示。
“无有终时”，是看不到生命结束的时间。
“道生”，是（主动）遵循大道而永生，首先要遵循达到，然后才能够生存时间长。
译文
黄帝说：我听说上古时期有永恒不变的真人，主动利用天地间的一切因素，主动掌握形气转化的阴阳动力，主动通过呼吸调节水谷之精气（水液、营卫）以及氧气的出入，独自站立并关注全身各部位之间的关系，全身肌肉运动协调一致，因此寿数接近于永恒的天地，看不到生命结束的时间，这就是真人主动遵循大道得到的永生。
加载中…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