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学与中医用药如用兵（上）

孙子兵学和中医学有与道家相同的天人一体的哲学理念和价值观，都重视“无”的妙用和“关系”在事物运变中的决定作用。它们都着重研究事物现象层面的规律，而且都是为了挽救生命，所以有相通之处。清代医家徐大椿说“用药如用兵”（《医学源流论》），十分精辟。此命题不可狭义解为仅指择药“处方”，而应理解为辨证论治的根本学理和全过程皆“如用兵”。

战事的两个层面

实力和兵形

任何事物作为一个系统，都有实体支撑和整体关系两个层面。如房屋、电脑、企业、足球赛等，无不如是，战事亦不例外。战事的实体支撑即兵员和武器装备，一般称军事实力。战事的整体关系即敌我双方根据各自的相关条件，经军事调动和部署所形成的对抗态势——孙子称“兵势”或“兵形”。

光有军事实力还不是战争，唯当它们发生一定的协作（内部）和对抗（外部）关系并实行交战，才转化为战争。在中国兵学中，“势”和“形”是两个重要概念。广义的“形”与“势”相通。

孙子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孙子·计篇》）作为一名军事家，重要的不是获得禄位，而是其战策被采纳并被任命去实施。而军事指挥的主要之事，就是造“势”。“势”是“计”的具体执行，集中体现预定的战略决策，须依据实际变动着的利害关系而变化。造势的目的，是要通过军事实力的部署和调动，力争形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关系状态。其中包括我方各部队之间、部队与天时地利之间所组就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我方与敌方各部队之间构成的对峙关系。这些关系的整体状态即为“势”。造势是为了在所形成的整体关系状态中，能够充分张扬和激发我军的战斗能力，尽量遏制和消解敌方的战斗能力，以求以最大的优势和最高的效率取胜于敌。

因此，一国的军事力量应当包括两部分：一是军事实力和后备资源；二是军事指挥官在实际战场上的造势能力。军队和武器是战斗力，战场上形成的有利兵势，同样是战斗力，而且很多时候能够起决定作用。

战事两个层面的基本特点和关系

在特定的具体的战场上，作战双方的军队和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对确定、不变或变化不大，而且永远有限。但是这些有形的作战力量如何使用调配，却是不确定的、变化无穷的。

军事的部署和调配随战局的变化而变化，故兵势最具变易性和复杂性。要了解战争，掌握战事如何进展，除了必须知晓双方投入战场的军事实力外，更重要的是及时知晓双方的兵力部署、动向和气势。军事实力是相对静止的、稳定的，容易了解到，而兵势瞬时变化，极不稳定，难于捉摸。

兵势是战事的整体关系运作状态，属自然整体层面。军事实力是战事的物质基础，属局部实体构成层面。战争是敌对双方众多系统在互动中进行的集合性整体行为。因此，军事实力是战争过程的物质支撑，军事部署（即兵势）则保障军事实力的发挥，起主导作用。

战事过程的两个方面和两个阶段

在实战中，军事实力和兵势（实体构成和整体关系）两个层面的存在，决定了交战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了造成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兵势，双方在作战整体关系上相互调动、相互制约。二是通过交火，打击对方的军事实力。

实力和兵势两个层面的出现，决定了战事大体会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战争的形式表现为设法破坏对方的整体关系，建立我方的兵势优势，或诱导对方的部署纳入我方的圈套，而为我所用。往往当一方的兵势被另一方破坏或被另一方控制而失去整体效能以后，则进入第二阶段——实力交火。此时失势一方的军事力量因整体关系被破坏而成为孤立的存在，得势一方则依仗自身整体效能而占据强大优势。所以第二阶段，一般就成为失势一方的军事实力被对方击败或制服的过程。

第一阶段为第二阶段创造条件、开辟道路，第二阶段为第一阶段收取成果，使胜利成为现实。两者相较，前者偏重斗智，后者偏重斗勇；前者主要表现为整体关系的调动，后者主要表现为实力的碰撞。

现在，从兵学转向医学。显然，人的生命也有实体支撑和整体关系两个层面。同样，病邪在人体中的存在和施展也有实体支撑和整体关系两个层面。一般情况下，病原体和病灶是病邪的实体支撑，可看作病邪的“军事实力”。证候，即病邪所造成的生命整体机能反应，是病邪在人体内发挥作用的整体关系表现，可看作是病邪在人体内的“军事部署”和所造成的“兵势”。它是病邪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有利于病邪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如果人体正气足够强大，就会在平息证候和消除病原体、病灶两个方面发挥作用，直至康复。无论中医、西医，医生用药和所有治疗活动，也都旨在这两个方面发挥作用。

以形相胜

孙子兵学的重心在“形”，即造势

中国传统兵学主流重视自然整体关系，重心放在兵势、兵形上，强调创建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兵势既是取胜的关键，也体现用兵的价值。西方传统兵学主流重视物质实体，重心往往放在武器装备上，侧重提高武器的杀伤力，更多看重实力交火。

中国兵学主张，作战双方的有形物质力量如果相差不是过度悬殊，以至于弱的一方根本没有可能与强的一方周旋，那么，军事指挥官凭借高妙的造势，则有可能在战略上实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孙膑为田忌出谋与齐威王赛马的故事正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决胜败在兵势。《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

这里须注意的是，“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即参赛的马速度相差不远，这是孙膑重新安排上中下马出场次序以取胜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则另当别论。但是如果有了这样的前提，那么精妙的兵势则可产生超越实力总体对比的效果。故孙膑说“其巧在于势”（《孙膑兵法·篡卒》）。军史上，敌强我弱却能以势取胜的战例很多。

孙子说过，尽管敌人数量众多，巧妙的造势可使其失去战斗能力。“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孙子·九地篇》）“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孙子·虚实篇》）

孙膑则进一步阐述了兵形重于实力的道理，“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故富，未居安也；贫，未居危也；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故所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敌人众，能使之分离而不相救也，受敌者不得相以为固，甲坚兵利不得以为强，士有勇力不得以卫其将，则胜有道矣。”（《孙膑兵法·客主人分》）“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孙膑兵法·奇正》）孙膑提出“以形相胜”，此“形”指“兵形”，即“兵势”，认定战事的胜负根本说来取决于造势的高低，并以此为兵学之“道”，即用兵的核心和根本规律。

中国着眼自然整体关系，西方着眼物质实体，这种倾向同样表现在医学上。所以西医把注意力放在寻找和确认实体性病原和病灶上，治疗途径是采取某种适当的手段（如抗生素和手术）直接将病灶和病原体清除或杀灭。如果患者机体缺乏什么物质成分，则设法用相应的物质补充或修复。这与西方传统兵学注重实力交火和武器装备十分相近。而中医把注意力放在病邪在人体内发挥作用的整体关系上，治疗途径重在纠正和平息证候，即调整机体整体关系，调动机体的自我痊愈机能，造成不利于病邪存在和发展的整体关系势，清除病原体和病灶的生存环境，从而恢复健康。

故西医检测的目的是发现患者物质形体上的异常变化，中医四诊辨证则是为了找出病机。所谓病机，可以理解为人之生命自然整体关系出现异常的关键环节。抓住这个关键环节使之畅通复原，即可带动整个生命自然整体关系的运行恢复正常。这样就会大大提高患者自身的免疫机能，大大降低病邪的致病能力，直至最后制服病原体和病灶。所以概括起来说，西医是物质形体医学，中医是整体关系医学，辨证论治也可看作是“以形（势）相胜”。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孙子·形篇》说：“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见胜”指两军相交，优劣已分，于是预见胜负，孙子认为很多人都能做到，故算不上高明。而打了胜仗受到天下人称赞，也不见得就了不起。孙子所推崇的指挥官是“胜于易胜”的，“易胜”当然不是指对方原本弱小笨拙，而是指在高明指挥官的调动和造势之下，诱使或迫使对方在对战的整体关系上处于绝对不利位置，从而变得“易胜”。所以高明的将领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因为开战之前所采取的措施已使对方肩负必败的命运。可见，孙子十分强调智慧优于刚强，兵势重于实力，整体关系高于实体支撑。其所追求在于以最小的损耗，获得最大的胜利成果。

中医辨证论治在祛除病邪的指导观念上与孙子兵学是完全一致的。中医处方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病机，燮理阴阳，消减证候，将生命的自然整体关系理顺，也就是造生命活力之势，最大限度地恢复和提高生命的整体调节功能，使病邪完全被正气之势所控制，进而失去存在的条件和环境，以致祛除病邪成易如反掌之事。所下药中也可能有直接消灭病原体的功能，但不在主要考虑之中。

正像战场上“以形相胜”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资材损耗，精妙地运用辨证论治的法则治病，则可以在治疗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毒副作用和正气的耗损。因为辨证论治使生命整体关系恢复正常运行，压缩病邪存在的可容空间，真正与病邪实战交火的过程则变得十分轻巧。由于交火过程轻巧，敌方变得“易胜”，以至实战胜敌有如“举秋毫”“见日月”“闻雷霆”那样容易。而一般人因为不懂得其中奥妙也难于知晓交火前的造势准备，所以最是高明的将领反而“无智名，无勇功”。同样，最是高明的中医家也常不被人们见识。这正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说的“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中国学术和超凡智者所追求的境界正在于此。

造势（形）的基本方法及无穷变化

各种军事谋略的施展，即所谓造势，皆以兵力的巧妙分合与配置为基础。《孙子·军争篇》说：“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杜牧（唐代文学家）注：“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敌人。观其应我之形，然后能变化以取胜也。”（《孙子十家注》）

战例：围魏救赵

公元前353年，齐威王四年，魏国由庞涓率重兵围困赵都邯郸。赵国向齐国紧急求援。齐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往救赵。田忌欲直抵邯郸解围。孙膑说，要救助搏击中的人，不宜直接加入打斗，排解相对抗的双方，最好的办法是打击其中一方的虚弱要害，这样就会自动解围。田忌听从了孙膑的建议，分兵两路：一路击鼓张旗，急趋魏国大梁；另一路悄然而行，埋伏于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是魏军自邯郸返大梁必经之地。此即“据其街路，冲其方虚”。结果齐军大败魏军于桂陵。

分合的基本规律，是将兵力分为正兵和奇兵两部分。《孙子·势篇》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孙子·势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老子主张“以奇用兵”（《老子》第57章），显然是指“奇”以制胜。孙子说“以奇胜”，意与老子同。为了提高“以奇胜”的成功率，须要分出一部分兵力作为“正兵”相配合，目的是牵制和迷惑敌人，分散其注意力，使奇兵更能发挥出“奇”效，真能做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可见，奇兵是整个作战部署的兵眼。其谋划一定严守机密，其行动一定骤如风雷，令敌人大感意外，措手不及。正兵在奇兵奏效之前，须与敌人周旋，制约敌人的行动，扰乱敌人的部署，误导敌人使之产生错觉，从而为奇兵出奇创造条件。但是，“以奇胜”绝不是光靠奇兵取胜，而是强调奇兵出其不意，会先于正兵取胜，奇兵得手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应起关键作用，使战局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根本转折，然而最后的胜利须靠正兵奇兵共同奋战。

老子说：“以正治国。”（《老子》第57章）其“正”是指治国要合于常理，公开正直，言行有定。治国与用兵的对象不同。治国的对象是自己的民众，用兵的对象是犯我之敌，所以对民之正是真实之正，对敌之正则是诡道之正，并非真“正”。要让敌人误以为，我正兵之行动势所必然，理所当然，恰合敌人的预料。事实上，正兵与奇兵一样，“以诈立，以利动”，只是与奇兵各有分工，扮演不同的角色。

战例：韩信井陉背水之战

公元前204年，韩信率兵东下井陉击赵。赵王聚兵二十万于井陉口，兵力居绝对优势。韩信以主力万人，背水布阵，佯败，给赵军以不懂战法、指挥失误的错觉，诱赵军空营出击逐利。同时派二千轻骑循山旁出，偷袭赵营，拔旗换帜，使赵军误以为全军败北，士气顿崩。然后两面合击，大获全胜。其背水当敌为正，循山旁出为奇。

孙子又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势篇》）奇兵正兵如何使用，如何配置，全看敌我双方对峙的态势和指挥官的智慧，而且每一具体战场战势的创造原则上有无穷多种的可能，因为具体战场是自然的整体，一切自然整体都有无限的复杂性和无穷的可变性。

临床上，对待病邪虽然不像战场上对待敌人那样须用诡道，但中医治病要做的是生命自然整体诸要素之间关系的调整，故每一具体病例，原则上也有无穷多种治法和处方可供创造和选择，医生应当尽量做出最佳决策。君药、臣药、佐药、使药如何选定，如何搭配，无疑要根据病情、病势，但原则上也有无穷的自由度。生命自然整体关系的无限复杂，决定了中医治疗的这一特色。因为中医正是在生命自然整体层面认识生命，维护生命。

以万形之胜胜万形

战事说到底，是一个整体系统对另一个整体系统的破解；而世界上没有不可破解的整体系统，全看如何切入，如何调度。

孙子说：“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孙子·虚实篇》）天生万物，各有短长，生克制化，循环递嬗，因此世界上没有永恒之物，也没有常胜之形。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又胜木。一物降一物，万物无不有所胜，有所不胜。所以只要开启智慧，无论敌人怎样变化，总是可以找到取胜之法。

孙膑说：“有生有死，万物是也。有能有不能，万生是也。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形势是也。故有形之徒，莫不可名。有名之徒，莫不可胜。故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形莫不可以胜，而莫知其所以胜之形。形胜之变，与天地相敝而不穷。形胜，以楚越之竹书之而不足。形者，皆以其胜胜者也。以一形之胜胜万形，不可。所以制形，壹也；所以胜，不可壹也。”（《孙膑兵法·奇正》）高明的军事指挥官能够针对敌人之“形”，依照“一物降一物”的理念，将自己的兵力布置成所胜之“形”。这才是常胜的秘诀。所以说，“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事物的变化没有穷竭，世间之形数不胜数，其相胜之形也不可能道尽。既然一切形皆为有限，那么，就一定能找到所胜之形。而所胜之形就寓于所要胜之形中，必须依据所要胜之形的有余和不足，来创造所胜之形。故孙子提出“兵形象水”“因敌制胜”。这在学理上与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是一致的。

《孙子·虚实篇》中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以上说的是，在造势之前应当特别做什么。“形人”，不单是指要设法让敌方现形，暴露其军事部署，而且还要设法让敌方之形相对固着。“我无形”，也不单是指要我方充分做好隐蔽，尽量不暴露自己的军事部署，更重要的是，我方的兵形绝不固守某种定式，绝不胶柱某种战法，而总处于随机应变之中（“无形”）。若如此，敌方埋藏很深的间谍（“深间”）也无法窥知我方的部署，敌方极高明的指挥官也没法预料或设计谋算我方。“我无形”，即遵循“兵形象水”“因敌制胜”的原则，也就是老子说的“无为”。“无为”即在无预设、无执著、无定式中，顺遂事物的自然之性施展创造性的作为，以实现某种目标。

《孙子·虚实篇》说：“因形而错（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战胜敌人的兵形是怎么设想出来的？世上没有重复的战例，没有现成的常胜的兵形，唯有因应敌人的变化而变化，才能找到破解敌人兵形的兵形。故胜敌之兵形就像水那样无定形，必须因敌变化而创造，所以是无穷尽的。此即“吾所以制胜之形”，也就是胜兵智慧之所在。

中医辨证论治创建处方，同样是建立在“以万形之胜胜万形”的理念之上。中医面对自然整体，每一个自然整体都是独特的，所以中医是个性化治疗。每一个患者都有自己特殊的证候，有与其他患者不同的生命整体关系状态。被病邪侵扰了的患者生命整体关系—证候有利于病邪的存在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看作病邪在患者体内所设的“兵形”。医生的任务就在于因应病邪“兵形”（证候）的变化，通过确认病机，即找到病邪“兵形”的突破口，然后利用处方实现对病邪“兵形”的破解，直至将病邪驱除。

可见，中医的每一次临床都不会重复，都是“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创造。因此，中医的每一次临床都不可墨守成规，而应当从“无”出发，做到“形人而我无形”，既遵守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同时又能抓住这一个患者的病机，开出全面适合这一个患者的处方。这样的治疗，其疗效必定显著，其副作用必定最低。

由于万形皆有胜有不胜，故无论什么病邪，无论什么生命异常的整体关系—证候，依照“以万形之胜胜万形”的道理，都应当能够找到将其制服的处方。这就是为什么早在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就充满信心地宣称“有道以来，有道以去”（《灵枢·五乱》）“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灵枢·九针十二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刘长林）

（本文摘编自刘长林所著《中国象科学观——易、道与医、兵》，学苑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