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笔者通过国内外学术交流，以及反复阅读经方名家胡希恕先生笔记，对他提出的“始终理会”读《伤寒论》有了几分认识。今谈一点学习经方理论的体会。

　　对经方理论认识不足

　　何谓经方？有关经方的概念、定义，说到底是对经方理论的认识。

　　近几年来出现经方热，认为“有病找经方”，许多人认识到辨方证是经方治病的一大特点，但对经方的理论却未有进一步认识。许多医家对经方的概念和理论认识不足，认为“经方是经典之方”或称“《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方才为经方”，甚至还有人认为“医经有理论，经方无理论，是张仲景用医经的理论指导用经方，经方才有了理论。”

　　史书中的经方理论

　　章太炎曰：“医之始，出于巫。古者，巫彭初作医。《移精变气论》曰：古之治病，可祝由而已。……其后智慧萌动，知巫事不足任，术始分离。其近于巫者，流而为神仙家；远于巫者，流而为医经、经方两家。”是说大约在上古神农时代，中医就形成了医经和经方，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原创思维理论的不同。汉代史书《汉书·艺文志》中做了精当的说明：“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医经主要理论是阴阳脏腑经络，其代表著作是《黄帝内经》《难经》；经方主要理论是八纲，其代表著作是《伤寒论》《神农本草经》。

　　经方主以药物治病，做到方药适应病证，即方证对应而治愈疾病。经方的起源初用单味药、单方证治病，渐渐发展用复方药、复方证治病，理论皆用八纲。这一原创思维理论体系的形成，大致完善于汉代。《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记载，在《汤液经法》32卷中。

　　误读传统使经方理论模糊

　　千百年来，一代代习医者问道《伤寒论》，尊张仲景为医圣，称《伤寒论》为圣典，但却未能读懂，原因何在？山东中医药大学李心机教授回答了这一问题：“尽管业内的人士都在说着《伤寒论》，但是未必都认真地读过和读懂《伤寒论》，这是因为《伤寒论》研究史上的误读传统。”即千百年来，《伤寒论》中的六经都被误认为是《黄帝内经》中的六经，《伤寒论》中的伤寒都被误认为是《黄帝内经》中的伤寒；《伤寒论》中的温病也都被误认为是《黄帝内经》中的温病。

　　误读传统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王叔和以《黄帝内经》解释仲景书，把经方的六经解释为《黄帝内经》中的六经，模糊了经方理论，误认为《伤寒论》的理论皆来自《黄帝内经》，使后世读不懂《伤寒论》。

　　章太炎说：“中国医药，来自实验，信而有征，皆合乎科学。”中医是人体实验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其正确与否由实践检验。自王叔和把仲景书改名为《伤寒论》后，业内人士就不断提出质疑，经几代人的临床考证和探讨，终于认清了这一被误读的传统，验证了《伤寒论》中的六经不同于《黄帝内经》中的六经，对经方的理论认识向前迈了一大步。近代名医岳美中指出：“《伤寒论》所论六经与《黄帝内经》迥异，强合一起只会越讲越糊涂，于读书临证毫无益处。”胡希恕更明确指出，“仲景书本与《黄帝内经》无关，六经来自八纲”，明确了经方是原创思维理论。

　　经方理论的重要性

　　实践证明，经方的疗效好，不仅只是方药好，更重要的是理论好。对此，胡希恕深有体会，他在讲授《伤寒论》时，不是先讲《伤寒论》原文，而是先讲《辨证论治概要》，先让后学首先明了经方的基本理论，引导他们读懂《伤寒论》。

　　胡希恕在1982年的讲课录音中有这样一段话：“辨证在这个书是这样子，先辨六经……他知道用哪一种法则来治疗这个病。应该用什么方药，他还要进一步追，那就是辨方证了。太阳病的治疗，有汗之中风证用桂枝汤，无汗之伤寒证用麻黄汤，其中随着证候千差万别，又衍化出众多的加减方：如桂枝汤证项背强甚，则加葛根；桂枝汤证里虚有寒而脉沉迟，则加芍药、生姜、人参为新加汤……可见仲景辨证是由‘六经’至‘方证’范围逐渐缩小，最终使方证相对，使方药恰好适合症状，故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强调了辨方证，辨六经，重视经方的整体理论。

　　去年翻阅胡希恕的笔记，其中有一本笔记封面有用钢笔写的“治验回忆录”5个字，翻开后见短短验案一例，看完后肃然起敬，长有所思。验案全文如下。

　　“吾儿四岁时，一日发微热，不欲食，适我外出，祖母与安宫牛黄，次日即昏迷不知人，发高烧无汗而喘，脉浮数，面红皮下隐隐有红疹，知为凉药所误也。其舅高润峰正于同善堂学中医，乃请医校老师数人会诊，共同认为麻疹重证，拟方不外清热解毒之品。私与润峰商议，无汗而喘明系表实，不用麻黄如何以治？因与麻杏石甘汤，以无汗减石膏用量，服后汗出疹透，遂愈，可谓幸矣。”

　　胡希恕暮年写下这一病案，指出仲景书的六经理论是临床经验教训的规律总结，并警示后人辨六经的重要性。书中再三强调：“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里因作结胸。”指明病由表入里而危及生命。本验案鲜活地体现了这一理论，以临床实践证明当先辨六经，继辨方证。

　　关于六经的重要性，胡希恕1982年在讲课时说道：“《伤寒论》辨证，是以六经来分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六经辨证。研究《伤寒论》，首先要把六经、八纲搞明白。六经是规律，即六个病型：表、里、半表半里，这是疾病反映的病位；阳性、阴性，这是疾病反映的病情。病证的形成，必须有病位，同时有病情。中医辨证，不外乎八纲，就是病位上反应病情。虽然疾病万变，但中医八纲和六经可以概括所有，一切疾病都不出这个范围，所以我辨证，才能什么病都能辨的。”这段话指出六经是治病规律的科学总结，凡病离不开六经。

　　胡希恕在研究中医的生涯中，始终强调六经的重要性。认为解读《伤寒论》用六经，解读《金匮要略》用六经，解读温病亦离不开六经。他在1955年编写的《温病条辨讲义·序》中写道：“盖疾病之种类至多，为病的证候至变，若尽病尽证的各立一方，亦势有所难能。但为精究仲师之法，辨证平脉，以别阴阳，以分六经，以厘定方药，则万病之治，亦复何难之有！若不深其法，而只泥守其方，生吞活剥，不知制裁，如何不自误而误人！”其中，“精究仲师之法”与“深其法”，即指重视六经理论、治病先辨六经；“只泥守其方”，即只注重辨方证，不先辨六经，不但临床疗效多有失误，而且还会贻误后人。

　　通过长期临床和多次会诊，胡希恕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六经的重要。1959年会诊一患非典型肺炎的学生，该生高烧不退，时方医以辛凉解表、清热解毒为法，汗出热更高，后仍用辛凉解表、清热解毒之法。胡希恕会诊辨六经为少阳阳明合病，处方小柴胡加生石膏1剂而解，诊后指出本案属少阳阳明合病不可发汗，辛凉解表发汗则伤津液，故使热更高。因此，他在《胡希恕讲温病条辨·上焦篇》中写道：“阴阳六经者，病变之规律；随证治之者，医疗之大法。温病之名类虽多，要不外夹风、夹湿、多热、多燥之变，谓为超出阴阳六经，是谁能信？三焦名篇，立异而已。治温病固不得死守伤寒方，但何得不遵伤寒法。所谓法者，别阴阳，明六经，辨证辨脉，适宜的制裁方药之谓。证脉适应，用伤寒之方不为过，方证不适应，即本书之方亦有害而无益。”重申治伤寒、治温病都离不开六经。

　　我们学习胡希恕提出的“精究仲师之法”时渐渐体会到仲师之法是指经方的理论。其理论除六经外，尚有方证、脉诊、治则(汗、下、吐、和、清、补)等理论，还涵盖了经方独有的理念，如经方的伤寒、温病、中风不同于《黄帝内经》《难经》的理念；经方的阳、阳气(如《伤寒论》第27条、第46条、246条等)指津液，不同于《黄帝内经》的阴阳概念等。

　　通过学习胡希恕的学术思想，我们渐渐认识到，经方是指一个医学体系，经方治病疗效好，不只是因为方好、药好，更重要的是理论好。因此，学用经方必须重视经方的理论。（冯世纶 中日友好医院）

    高建忠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中医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是推动中医学术创新和进步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辨证分型论 治日益被诟病的今天，重新梳理、温习“易水学派”学说，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易水学派创始于金代张元素，中坚人物是金元李东垣，弟子及再传弟子有王好古、张 壁、罗天益，传承与发扬者有明清医家薛己、赵献可、张景岳、李中梓等。 　　易水学派著作甚丰，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医学启源》《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 《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阴证略例》《此事难知》《汤液本草》《卫 生宝鉴》《内科摘要》《外科发挥》《医贯》《景岳全书》《医宗必读》等。 　　易水学派的形成 　　易水学派形成于金元之际。在思想领域，宋代的“理学”和“新学”对医学界产生必 然的影响。以程颢、程颐、朱熹等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主张“理”是万物之源，“理” 之分化而产生了“气”，进而构成具体的万物。 　　万物“之所以然”，必有一个“理”，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到认 识真理的目的（致知）。而以王安石、张载等人为代表的“新学”，在治学上主张立足儒 学兼取诸家学术之长，反对汉唐俗儒繁冗琐细的注疏方式，重视发明经典中的圣贤精义， 重视对经典精神实质的把握。思想上提出了“天道尚变”、“新故相除”、“古今异宜， 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等充满革新精神的辩证观点。 　　在中医临床，由于社会动荡，因饥饱失宜、劳役所伤、喜怒惊恐、寒温失调引起的内 伤杂病较为多见，而徒守《伤寒论》，以汗、吐、下为主要治法的祛邪手段已不能满足临 床需要。同时以孙思邈、钱乙为代表的脏腑辨证学说尚未形成完整体系。 　　指导思想与立论基础 　　新的学说形成，必然有其指导思想。《金史•本传》中有：“元素治病不用古 方，其说曰：‘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为家法云。” 　　“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这是指导和推动易水学派创立新说的 重要指导思想。 　　尽管张元素指出“古方新病不相能”，主张革新，但易水学派立论仍立足于《内经》 ，遵经创新，并未“离经叛道”。 　　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序中指出：“仆幼自受《难》、《素》于易水张元素先生 ，讲诵既久，稍有所得……” 　　李东垣在《脾胃论》中提到：“《内经》之旨，皎如日星，犹恐后人有所未达，故《 灵枢经》中复申其说……”“著论处方已详矣，然恐或者不知其源，而无所考据，复以《 黄帝内经》、仲景所说脾胃者列于左……”等等。 　　读《医学启源》《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等著作，可见其立论皆本于《内经》。 　　张元素、李东垣在精研《内经》、创立新说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视脏腑学说，非常重 视脾胃（胃气），但仅仅认识到这一点似乎还不够。从《医学启源》开篇的“天地六位脏 象图”，到《脾胃论》的“脏气法时升降浮沉补泻之图”，我们可以看出，《内经》中“ 藏气法时”是易水学派立论的重要理论基础。 　　五运六气学说，在易水学派笔下，被内化为“藏气法时”。 　　创立“内伤学说”是重大突破 　　仲景之后，金元之前，中医临床有“伤寒”“杂病”之称，真正创立内伤病证治体系 的是易水学派。从外感学说主导的临床体系中独立（创立）出内伤学说，是中医学的一大 突破性进步。 　　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已提到：”外有风寒暑湿，天之四令，无形者也；内有饥饱 劳役，亦人之四令，有形者也。”以及有“伤寒热食物”之治法、“五脏补泻法”等等。 　　至李东垣，明确提出分辨外感、内伤的重要性。《内外伤辨惑论》开篇即说：“甚哉 ！阴阳之证，不可不详也。”在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和《脾胃论》中，从理论到诊 断、治法、方药及案例方面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内伤学说。 　　之后，罗天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内伤学说的证治内容，王好古把内伤学说引入伤寒 六经证治的研究中。而赵献可、张景岳等医家把内伤学说引入研究肾命水火中，进一步发 展和完善了内伤学说。 　　易水学派在脾胃学说、肾命学说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脾胃学说、肾命学说并不 是易水学派的主体学说。 　　明确针对正气治疗 　　明确针对正气治疗是易水学派在临床治疗学上的一大贡献。尽管早在《内经》时代， 即有“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之说。但仲景之下，中医临床治疗较为普遍的治法是针对邪 气，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推张子和。 　　“夫病之一物，非人体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 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可乎？虽愚夫愚妇，皆知其不可也。”张子和 在《儒门事亲》中的这类论述，表面上看似乎仅是一家之言，但实际上反映出中医治疗学 中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 　　应该说，易水学派内伤学说的创立，明确了针对正气（脏腑）的治疗。即治疗外感病 ，主要针对邪气，祛除邪气；治疗内伤病，主要针对正气，恢复脏腑功能。 　　确立升降浮沉补泻用药法 　　升降浮沉补泻用药法是对脏腑辨证用药法的进一步发展。脏腑辨证用药法，在宋代钱 乙的《小儿药证直诀》中已具规模，实则泻之，虚则补之，该书中的泻白散、导赤散、泻 黄散、泻青丸、六味地黄丸等针对脏腑补泻的方药，成为后世医家临床上常用的良方，张 元素在《医学启源》中也多引用钱乙之方。 　　需要重视的是，易水学派在上述用方的基础上引入了升降概念。对内伤病的治疗，由 单纯的补泻脏腑，发展到恢复脏腑功能，这就是李东垣在《内经》“藏气法时”理论指导 下创立的升降浮沉补泻用药法。以方例举，典型的就是从四君子汤发展到补中益气汤。 　　今日临床，我们仍然多守钱乙脏腑辨证用药法，对易水学派升降浮沉补泻用药法，远 远没有做到应有的重视。 　　创立药物归经与引经报使理论 　　创立药物归经与引经报使理论是对中药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金元之前，中药学理论 主要是“四气五味”理论。自易水学派始，才有药物归经与引经报使理论，后世至今仍在 临床上广泛使用。 　　应该说，易水学派对辨证、方药的临床研究，其精细程度，是其他学派无法比肩的。 处方中对每味药的选择，以及对每味药物剂量的多寡，是极其讲究的。 　　笔者学医之初，曾见一赤脚医生辨证极为精详，单一腿痛都要详细问到是内侧痛还是 外侧痛，是靠前痛还是靠后痛；处方也极为讲究，用药不多，剂量不大，且方中每一味药 都不可挪移。后来明白，这种辨证处方风格学自于“易水学派”。对当今中医学子提高临 床辨证能力颇具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