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是现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医泰斗。

　　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湖北麻城学习中医，。董建华医术精湛、理论渊博，早在六七十年代就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保健医师。他主编《中医内科临床手册》。

　　1976年湖北中医药大学）在麻城开展全国中医函授教育试点工作，由我负责中医函授站管理工作。为了函授学员提供一个学习和临床交流的平台，我创办了《杏林新秀》杂志。

　　董建华老师，创刊号题词：“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热烈祝贺《杏林新秀》杂志创刊，成为杏林中光彩夺目的鲜花。”《杏林新秀》杂志从1976年到1993年共出版了20多期，每期印发2万多份。

　　1996年3月，我到北京参加第三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当即挥毫题词：“赠淑安同志，发展中医学术，振兴华夏医药。”（江淑安）

浅述大医文化之内涵
摘自2025-3-26中国中医报
洪蕾 杨艳梅 代浩云 王启航 重庆中医药学院
“大医”之名出自唐代医家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首《大医习业》与《大医精诚》两篇文章。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化梳理与研究，挖掘大医文化内涵，完成大医文化凝练，挖掘其中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拟从苍生大医、天道大医、国之大医、民族大医四个层面阐释大医文化内涵。
苍生大医
苍生，指世间生灵、众生百姓之谓。苍生大医，意指拯救百姓生命之医者。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在其序言中专门注“千金”之名源于“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大医”之德立足对生命敬畏的“人命至重”，“大医”之责在于“普救含灵之苦”，“大医”之心源自对生命“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的诚意，“大医”之术乃是对医技精湛的追求。孙思邈对医者“大医精诚”的升华，传承至今。
自《黄帝内经》为中医药学奠基，就已经明确医药活动以挽救生命为宗旨。医学本质的核心就在于对生命敬畏，树立起“生生”之学的医学目标。《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明确将医疗技术类归类为“皆生生之具”，孙思邈正因为树立起“生命至重”指导思想，才会“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只有对生命敬畏，才会悲悯黎民众生、才谈得上“医者仁心”，有仁心才能让医疗技术成为“仁术”。视生命贵千金的医者“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让医药之道承载了对苍生的责任与使命感。正如《医学正传》所言“夫医之为道，民命死生所系，其责不为不重。”千百年来，中医药从业者共同维护“生命至重”的理念与“一心赴救”的行为规范，一方一汤、一粥一茶都承载拯救苍生之德。这也正是孙思邈“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思想基础。
此外，至重的生命还承载着无可替代且不可更改的血缘关系。这也提示行医不仅仅是单纯的医疗行为，更需要谨慎处理临证所面对的各种社会关系，这也是苍生大医必备的能力之一。
“大医”之大，源自苍生至重的生命及其所系的血缘关系。
天道大医
“天道”指事物自然规律，《古今医统大全•内经要旨•序》明确指出“医之有道，古也”。医道乃天道，医药活动行为呈现“因医见道”的过程。《医原•张序》指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凡道之所分寄，亦必探原于天，医其一端也。”也提示因医见道，见天之阴阳大道。古往今来大医者均乃得道之人，所以《医原•张序》强调“夫就医论，医其小之也，固宜，若医而探原于天，则因医见道为圭臬”。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到，除了读经方、读生命相关之典等，还要读《周易》、读老庄，“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与“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进而强调“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医原》提到“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不见医道，枉谈医药，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何况论及大医。《类经》明确指出“夫人之大事，莫若死生，能葆其真，合乎天矣”，指出医理通天，医药学从业者行为须符合天之大道。
“大医”之大，源自天道至大，因医者活动均是见天之大道、寻找“天理”的行为而大。
国之大医
大医文化形成，尤其不能忽略“盖有宋一代，于医学最为留意”。宋仁宗利用其政治权威，把医学话语权付与儒家学者，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医学群体——儒医，条件亦已形成。
其一，儒医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角色，呈现“无儒不通医，凡医皆能述儒”的社会局面。儒士往往以不知医为羞，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验方、家藏方，如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陆游的《集验方》。尤其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将良医与良相并论，巧妙地将“医”与儒家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结合起来，将医者称为“大夫”，提倡“医相无二”，升华了医药学家地位，使得“儒而从医者”心安理得于岐黄之术。
其二，医学与儒家经典《易经》同源，儒家“仁者”的人格魅力，提升了医药学的地位。有专家指出，自宋，“儒医”逐渐成为医学传承的主流，这类医者大多具有儒学的根底，注重对医学经典的研读，其行医作风也多合乎儒家的道德标准，与那些仅凭数张药方或几味单方便为人疗疾的医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医家的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其三，宋朝时，医药学被视为实现国家治理的“仁政要务”。如宋太宗、宋徽宗等直接将医学称为“仁术”“仁心”，将发展医学称为“仁政之急务”等。
其四，据宋史记载，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朝廷接受大臣昭文馆与大学士韩琦建议，在编修院设置校正医书局，并任命校正医书官，开始了《黄帝内经素问》等10部最重要的医学经典的勘正工作。儒生以“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为荣，这直接关系到官方的医学立场移位。
其五，儒家提倡“百善孝为先”，强调“唯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孕育了“知医为孝”的理念。其后南宋史崧在《灵枢悬解•黄帝素问灵枢序》中也提到：“是故古人有言曰：为人子而不读医书，犹为不孝也。”至此，“大医”不再只是孙思邈提炼的个人感悟，已经演绎成为全社会认同的文化基础。
“大医”之大，源自国家之“仁政要务”，源自医药学与儒学的融合升华，源自百善之先的孝道举措，进而形成全社会医药普及之大。
民族大医

其一，中医药学是生命之学。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轴心时代”，伴随中华文化思想成熟，生命文化基础也得以奠定。先秦诸子虽然不是医药学家，但对生命由来、生命养护有深刻理解。诸子百家思想共同形成生命文化基础。
其二，中医药在发展过程中囊括了藏族医药、苗族医药、傣族医药、维吾尔族医药、蒙古族医药、朝鲜族医药、畲族医药、土家族医药等少数民族医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擎起中华民族医药的大旗。
其三，中医药学包容海外传统医药学。将中医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同时，外来医药传入，如唐朝海药、香药，元朝回回医院等，丰富了中医药交流内容。这体现着中医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海纳百川的大同思想，及其兼济天下、悬壶济世的胸襟气度。“大医”之大，源自中华民族医药海纳百川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