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省兰考县)人，因久居宛丘(今河南淮阳一带)，故有张宛丘之称。约生活于金正隆元年至金正大五年。其幼承家学，随父习医，青年时任过军医，晚年曾在太医院供职，其学远则取法于《素问》《难经》《伤寒论》，近则私淑于刘完素，临床用药偏于寒凉，自述用河间辛凉之剂四十余年，论治消渴亦宗刘完素之学，而倡“三消当从火断”说，但其又不尽同于刘完素。鉴于当时嗜补之习颇盛，凡治疾病，不问虚实，滥投温补，以致邪气稽留，为害甚烈，因而大倡攻邪论，主张“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治病一以汗吐下三法为主要手段，丰富和发展了《内经》的有关理论及方法，被后世尊为攻邪派的宗师。元人张颐斋序《儒门事亲》，盛赞其术，谓：“南渡以来，宛丘张子和出焉，探历圣之心，发千载之密，凡所拯疗，如取如携，识者谓长沙、河间，复生于斯世矣。”清代医家王土雄亦对其评价甚高，称“自古以来，善治病者，若如戴人”。
   张氏的著作惟《儒门事亲》一书，凡15卷。据考，该书并非张氏一人之专著，其中前3卷系《儒门事亲》本书，计30篇，除最后2篇为弟子麻九畴记述外，其余皆为张氏手笔，麻氏润色；卷10、14、15系后人整理之作；卷13乃刘河间之《三消论》；卷11乃弟子常德补遗的张氏著作；余者均由张氏口述，麻氏执笔而成。

   其学术思想略陈如下：

   一、病由邪生，攻邪已病
 
   1．病由邪生
　 张从正认为疾病是由邪气造成的，邪气或由体外入侵而来，或由体内变化而生，停留于体内而不去，是一切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正如其所云：“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人，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天之六气，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并指出由于邪气的来源有三，性质各不相同，因而侵犯人体的部位亦有所区别，其云：“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此为发病之三也。”
   张氏的这一观点，是符合中医学传统认识的。如《灵枢·百病始生》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强调疾病总是由邪气强加于人体而成，不是人体本身应有的变化，风雨清湿，属于外在的因素；喜怒不节，属于内在的因素。由来不同，性质有别，故所伤各异。
   另外，张氏还指出邪气影响于人体，能否导致疾病，以及致病之后，病情的轻重、预后的好坏、病程的长短等，皆取决于邪气的盛衰，其云：“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充分反映出张氏重视邪气的发病学观点，是对中医理论的发展。     
 
   2．治病首当攻邪
　 张氏认为疾病的形成、转归、预后，既然都系于邪气的进退，因此治疗疾病便应首先攻击邪气，其云：“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而反对
“先固其元气，元气实，邪自去”的作法，指出：“若先沦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已交驰横骛而不可制矣。有邪积之人而议补者，皆鲧湮洪水之徒也。”强调早补或误补易致闭门留寇，使邪气嚣张蔓延，病情加重，故而主张“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山。即使有该补之证，也当“以攻药居其先”，如治息城酒监赵进道之腰痛，先以通经散下五、七行，再用无比山药丸补之；又如治妇人月事沉滞不行，先用桃仁承气汤加当归下之，次投四物汤调补等等。此与明清医家张景岳、高鼓峰强调扶正以托邪外出形成鲜明的对照。
   张氏关于攻邪已病，邪去正安的认识；，从祛邪的角度看，是颇有见地的。其理论根据，亦来源于《内经》，如《素问，至真要大沦》云：“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暴者夺之，皆随胜气，安其屈伏，无问其数，以平为期。”“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也。”

   3．损有余即补不足
　 张氏受《内经》“土郁夺之”及王冰“夺谓下之，令无壅碍”的启发，认识到：“《内经》一书，惟以气血流通为贵，《内经》之所谓下者，乃所谓补也。陈垄去而肠胃沽，症瘕尽而荣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下中自有补"。这种以泻为补，寓补于泻含有辩证法的治疗思想，不仅是其重视下法的理沦根据，而且亦成为其倡导攻邪、慎于补正的理论基础，故其指出：“医之道，损有余乃所以补其不足也。”

   4．攻邪应就近而祛之
　 张氏认为攻邪宜针对邪气所犯的部位，因势利导，分别予以汗、吐、下三法，使邪气或从外解,或从上涌，或从下泄，皆就近而祛之，如其云：“处之者三，
出之者亦三也。诸风寒之邪，结于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可汗而出之；风痰宿食，在腮或上脘，可涌而出之；寒湿固冷，热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
   此一看法，亦受到《内经》的影响，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其在皮者，汗而发之。”

   5．反对滥用补法，提倡养生宜食疗
　 张氏主张“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故其治病反对滥施补法，他说：喜补者，：“尝知补之为利，而不知补之为害也”。补法，约有六种：“平补、峻补、温补、寒补、筋力之补，房室之补。以人参、黄芪之类为平补；以附子、硫黄之类为峻补；以豆蔻、官桂之类为温补；以天门冬、五加皮之类为寒补；以巴戟、苁蓉之类为筋力之补；以石燕、海马、起石、丹砂之类为房室之补”。“若施之治病，非徒功效疏润，至其害不可胜言者”。如伤寒热病泻下之后，若以温辛之药补之，热必复发，甚则不救；泄血、止血之后，若温补之，血复热，小溲不利，或变为水肿；又如停饮之人不可补；补则痞闷转增；脚重之人不可补，补则胫膝转重，等等。总之，补法选择不当，则必生变证，邪未去而言补，则适足资寇。至于疾病蠲除之后，则可投以补药以养正，但又认为药补不如食补，因“凡药有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谓之毒，虽甘草、苦参，不可不谓之毒，久服
必有偏胜，气增而久，夭之由也”。不如“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相五脏所宜，毋使偏倾可也”。
   上述认识，亦受《内经》之启发，如《素问·藏气法时论》云：“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素问·至真要大论》：“五昧人胃，各归所喜，……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可见张氏的以上看法，无沦从临床实际讲，或从传统理沦讲，都是具有卓识的。

二、攻邪三法
 
  张从正指出：“世人欲论治大病，舍汗、下、吐三法，其余何足言哉。”故其攻去病邪，亦主要采用汗、吐、下三法。这一作法与《内经》 《伤寒论》的影响分不开，亦与其大倡“三法可兼众法”有密切的关系。其平生对三法的运用，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他说：“所论三法，至精至熟，有得无失，所以敢为来者言也。”其中不乏独到之见。
 
   1．汗法
　  张氏认为凡具有疏散外邪作用的治疗方法，都属于汗法。因此除了辛散解表
的内服药物外，还包括许多治法，其云：“灸、蒸、熏、渫、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
   (1)适用范围：张氏指出：“诸风寒之邪，结搏支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留而不去，或发疼痛走注，麻痹不仁，及四肢肿痒拘挛，可汗而出之。”“风寒湿暑之气，入于皮肤之间而未深，欲速去之，莫如发汗。”此外，感受风邪引起的疾病。加飧泄不止、破伤风、小儿惊风等，或火郁于内所致之狂病、酒病等，亦可用汗法治之。
   (2)具体应用：张氏认为药物发汗有数种，“世俗只知惟温热者为汗药，岂知寒凉亦能汗也”，如麻黄汤、桂枝汤为辛热之剂，升麻汤、葛根汤为辛温之剂，防风通圣散、双解散为辛凉之剂，小柴胡汤、大柴胡汤为苦寒之剂。但临床上以温热药为主，故其云：“欲发表者，宜以热为主”，“非热不能解表”。当用温热之剂时，即使恰酷暑炎热之季，亦应在所不避，如其云：“若病在表，虽畏日流金之时，不避司气之热，亦必认热药发其表。”若表有风寒，里有郁热，则“可以热解表，亦可以寒攻里，此仲景之大、小柴胡汤，虽解表亦兼攻里，最为得体”。另外，他还指出：“外寒内热宜卒凉之剂。外热内寒宜辛温之剂。”并对辛温、辛凉之剂的运用，从地域、时令、体质、禀性、脉象等方面加以详细的辨别，他说：“南陲之地多热，宜辛凉之剂解之；朔方之地多寒，宜辛温之剂解之。午未之月多暑，宜辛凉解之；子丑之月多冻，宜辛温解之。少壮气实之人，宜卒凉解之。老耆气衰之人，宜辛温解之。病人因冒寒食冷而得者，宜辛温解之；因役劳冒暑而得者，宜辛凉解之。病人禀性怒急者，可辛凉解之；病人禀性和缓者，可辛温解之。病人两手脉浮大者，可辛凉解之；两手迟缓者，可辛温解之。”同时，还列述了40味发散药，按其性味不同，分成辛温、辛热、辛平、辛苦、辛寒等19类，以供临证选择而用。
   药物发汗不仅用于表证，还可用于感受风邪或火郁于内之疾患，张氏指出：“风非汗不出。”“火郁发之，发为汗之，令其疏散也。”前者如飧泄不止？日夜无度，完谷下出，脉浮大而长，身表微热者，可予桂枝麻黄汤治之；又如小儿惊风搐搦，先予瓜蒂散涌出风痰，再投以防风通圣散解之。后者如酒病之人，头痛身热恶寒，状似伤寒，两手脉俱洪大，大便于结，先予防风通圣散治之，并以钗股探吐，待宿酒吐出，头汗如洗，则病立愈。可见用治这类疾病，既可单独使用汗法，亦可与吐、下法先后连用。
   此外，张氏还根据《内经》“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故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的理论，提出“出血之与发汗，名虽异而实同”。将出血疗法运用于汗法的适应证，并认为该法可以治疗药物发汗所不能解决的某些疾病，如喉痹等，他说：“大抵治喉痹，用针出血，最为上策。《内经》火郁发之，发谓发汗，然咽喉中岂能发汗，故出血者，乃发汗之一端也”。同时，他还依据《内经》“血实宜决之”的原则，将出血疗法广泛施用于各种血热壅滞的病变，如目暴赤肿、羞明流泪、咽肿喉痹、重舌木舌、年少发早白落或白屑、头风、头痛、腰脊强、阴囊瘙痒、面肿风、丹瘤等，其中尤以头面部的病变用得最多。张氏使用出血
疗法的部位，或在病变局部与附近，或循经取穴，如治目赤肿痛，多就近刺神庭、上星、囟会、前顶、百会，或加攒竹、丝竹空，或以草茎插入鼻中，刺激出血；治喉痹，多刺肺经之少商穴。
   除上所述外，张氏还借助熏、蒸、洗、导引等法，使病人汗出获愈，如治风蛀牙痛久不愈者，用巴豆一枚，于灯焰上燎烟存性，对准牙根处熏之则愈；治小儿通身浮肿，小便不通，内服五苓散加灯芯，更于不透风外浴蒸之，汗出则肿消；治伤寒，头痛身热恶寒，令病人盘腿而坐，次用两手交叉十指，攀于脑后风池、风府穴，向前叩首，几至于地，如此连点一百二十次后，急以葱醋粥、辛辣汤投之，汗出立解。
   (3)使用宜忌：使用汗法时，张氏首先强调要辨证，他说：“发汗之法，辨阴阳、别表里、定虚实，然后汗之，随治随应。”对于发汗的具体事宜及汗后禁忌，则指出：“凡发汗欲周身絷絷然，不欲如水淋漓，欲令手足俱周遍汗一二时为佳，若汗暴出，邪气多不出，则当重发汗，则使人亡阳。凡发汗中病则止，不必尽剂，要在剂当，不欲过也。””“大汗之后，禁杂食嗜欲，忧思作劳。”这些都是总结前人之法而获效于临床的经验之谈。至于出血疗法的宜忌，则强调当辨经络气血之多少，而决定宜忌。太阳、阳明二经多血，故宜刺血；少阳经血少，不宜刺血。如目疾刺血，“刺太阳、阳明出血，则目愈明；刺少阳出血，则目
愈昏”。凡肝肾不足，气血衰少，以致头目疾患者，禁刺血，如雀盲、内障眼疾等。另外，后顶、强间、脑户、风府及小儿囟会不可轻用。刺血之后，忌辛辣生冷饮食，亦忌忧念劳力等事。

   2．吐法
　 吐法虽导源于《内经》，后世医家亦不乏其用，如张仲景《伤寒论》中以瓜蒂散吐伤寒邪结于胸中，《千金方》中以盐汤吐宿食停滞不消，《普济本事方》中以稀涎散治痰厥失音、牙关紧闭、如丧神守，《圣济总录》中以常山散吐疟疾，《孙尚方》中以三圣散吐发狂等。但由于“吐者人之所畏，且顺而下之，尚犹不乐，况逆而上之，不悦者多矣”，故长期以来，使用吐法的并不多。惟张从正则认为，“自胸以上，大满大实，病如胶粥，微丸微散，皆儿戏也，非吐，病安能出”?力倡吐法的重要，并通过临床实践的验证，相信此疗法者用之效果好。他说：“余之用此吐法，非偶然也，曾见病之在上者，诸医尽其技而不效，余反思之，投以涌剂，少少用之，颇获徵应。既久，乃广访多求，渐臻精妙，过则能止，少则能加，一吐之中，变态无穷，屡用屡验，以至不疑。”张氏所谓的吐法，范围较广，不仅限于药物催吐，“引涎漉涎、嚏气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山。
   (1)适应范围：张氏指出： “凡在上者，皆宜吐之。”如风疾、宿食、酒积等在胸膈或上脘所致的大满大实之证，伤寒或杂病中的某些头痛，痰饮病之胸胁刺痛、眩晕恶心，风痰所致之风痛、风搐、牙关紧闭、不省人事，或热在膈上所致之头目不清、咳嗽上喘、两目赤肿、口疮、牙痛，风寒湿三气所致之手足麻痹、肌肉不仁等四十余个病症，皆可吐之。
   (2)具体应用：张氏临床常用的催吐主剂有瓜蒂散、葱豉汤、独圣散、茶凋散23、三圣散、郁金散，、稀涎散、常山散等十余种。如以“瓜蒂散吐伤寒头痛，用葱根白豆豉汤以吐杂病头痛，或单瓜蒂名独圣，加茶末少许，以吐痰饮食，加全蝎梢以吐两胁肋刺痛，濯濯水声”。中风失音、闷乱、喁斜口眼，可用三圣散吐之。“头风眩晕，手足时复麻痹，胃脘发痛，心腹满闷，按之如水声，可用独圣散吐之”。“病疟如不愈，复以常山散吐之。”“一切沉积水气，两胁刺痛，中满不能食，头目眩者，可用茶调散轻涌”。“风痰酒痰，或热在膈上，头目不清、涕唾稠粘，或咳嗽上喘，时发潮热，可用独圣散吐之”。“头风眩晕，登车乘船亦眩晕，眼涩手麻，发退健忘喜怒，皆胸中有宿痰之使然也，可用瓜蒂散吐
之”四。另外，膈实中满，痰厥失音，牙关紧闭，用稀涎散；头痛眩晕，头风恶心，沐浴风，用郁金散；胸中懊依，用栀子厚朴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张氏临床使用的催吐药物则有瓜蒂、常山、藜芦、食盐、胆矾、人参芦等36种。其按性味不同，分成苦寒、辛苦寒、酸平、酸辛寒等19类，以备审证择用。并指出常山、胆矾、瓜蒂有小毒，藜芦等有大毒，使用时须谨慎。
   此外，鼻饲法、取嚏法及催泪法，亦为张氏所习用，如“中风失音、闷乱、喁斜口眼、不省人事、牙关紧闭，粥菜不能下者，煎三圣散鼻内灌之，吐出涎，口自开也。”又如“两目赤肿，痛不能开者，以青金散鼻内啖之嚏之，真气上涌，邪气白出矣”。再如治眼外障，打锭子眼药田置人眼大眦内，“待药化泪出为效”。
   此外，张氏使用吐法，常和下法相兼而用。如治一肥气患者，“初如酒杯大，发寒热，十五年后，因性急悲感，病益甚，惟心下三指许无病，满腹如石片，不能坐卧”，先以瓜蒂散吐出鱼腥味黄涎约一二缶，继用舟车丸、通经散泻下黄涎、脓水五六次，如此涌泄三四次而愈。
   (3)使用宜忌：张氏使用吐法甚为审慎，强调凡用吐剂，先宜小剂，不效则逐渐加量，并以钗股、鸡羽探引，不吐可饮以齑汁(即咸菜汁)，边饮边探，必能见效。身体强壮者，可一吐而安；怯弱者，可小量分三次轻吐。吐后未尽者；须隔数日后再吐之。吐后觉口渴，可进凉水、瓜果等冷物，不必服药；若吐至昏眩，慎勿惊疑，正所谓“若药不暝眩，厥疾弗瘳”，可饮冰水或凉水立解。如吐后不能止，因于瓜蒂的·，可用麝香煎汤解之；因于藜芦的，可用葱白汤解之；因于矿石类药物的·，可用甘草贯仲汤解之；因于各种草木类药物的，亦可用麝香汤解之。吐后应禁贪食过饱，及难以消化的食物，并禁房室劳伤与七情刺激。对于性情刚暴、好怒喜淫、信心不坚、病势临危、志弱气衰、自吐不止、亡阳血虚、诸种血症等患者，则禁用吐法。总之，必“审明某经某络，某脏某腑，某气某血，某邪某病，决可吐者，然后吐之”。

   3．下法
　  张氏认为凡具有下行作用的治疗方法，都属于下法，故其并不局限于泻下通
便，还涵盖其它治法，如其云：“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
   (1)适用范围：张氏指出：“夫下与吐一理也，但病有上下，故用药有逆顺耳。”说明下法、吐法之目的一致，皆在于去除壅滞，气血畅通；所不同的，惟邪气的部位及选用的药物有别而已。因此。张氏的下法主要适用于中下二焦的各种实证，如其云：“寒湿痼冷，热客下焦，在下之病，可泄而出之。"“凡宿食在胃脘，皆可下之。”曰“若心下按之而硬满者，犹宜下之。叼。伤寒大汗之后，重复劳发而为病者，当再下之。”“杂病腹中满痛不止，此为内实也，可下之。"“目黄九疸食劳，皆属脾土，可下之。”此外，落马坠井、打仆损伤、汤烫火烧、车碾、杖疮等外伤疾病，亦可下之。其中尤适用于脾胃方面的实邪，他说：“《内经》曰：‘脾为之使，胃为之市’，人之食饮酸咸甘苦百种之味，杂凑于此，壅而不行，荡其旧而新之，亦脾胃之所望也。”
   (2)具体应用：张氏使用的攻下之剂有调胃承气汤、大、小承气汤、三一承气汤、大陷胸汤、脾约丸、十枣汤、舟车丸、导水丸、禹功散、八正散、茵陈蒿汤、五苓散、通经散、抵当汤、抵当丸、桃仁承气汤、无忧散圆、木香槟榔丸等。临证运用时，则根据不同的实邪，如热结、或寒实、水聚、痰凝、湿滞、食积、血瘀，而分别投以寒下、温下、峻下、缓下之剂。如“腹中满痛，里壅为实，不计杂病伤寒，皆宜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或导水丸、或泄水丸回等药”：“老人久病，大便涩滞不通者，可服神功丸、麻仁丸等则愈”。又如“小儿遍身浮肿，是水气肿也，可用长流水，加灯心煎五苓散，时时灌之”。“腰胯疼痛，两脚麻木，恶寒喜暖，可服除湿丹，次以禹功散投之泻”。“目黄九疸食劳，宜茵陈蒿汤，或用导水丸、禹功散”。“诸积不化，可服无忧散”。“妇人月事沉滞数月不行，急宜服桃仁承气汤加当归”。再如，“杖疮发作，肿痛畑及上下”，以通经散合神佑丸治之；“一切虫兽伤所，及背疮肿毒”，以木香槟榔丸下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另外，张氏使用下法，常与吐法前后连用，如治一黄疸病人“面黄如金，遍身浮肿乏力”，先以茶调散涌出涎水一盂，后以舟车丸、通经散泻下四五次，六七日后，又以舟车丸等再泻下四五次，待面色变红，复以茶调散吐出痰二升，病方治愈。
   张氏还列举了30味攻下药，按其性之不同，分成寒、微寒、大寒、温、热、凉、平等7大类，作为临床参考。并指出牵牛、大戟、芫花、皂角、羊蹄根、苦瓠子等有小毒；巴豆、甘遂、杏仁等有大毒，其中尤以巴豆毒性最甚，因其即使“去油匮之蜡，犹能下后使人津液涸竭，留毒不去，胸热口燥，他病转生”，更应谨慎使用。同时还批驳了“畏大黄而不畏巴豆”的陋习，强调大黄虽然苦寒，却有。通九窍，利大小便，除五脏六腑积热”之效，与芒硝、枳实、厚朴、生姜、大枣相伍(名调中汤)，治脾胃实证，颇有奇功，是常用的攻下药之一。
   (3)使用宜忌：使用下法时，张氏提出可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而采用不同的剂型，如其云："急则用汤，缓则用丸，或以汤送丸，量病之微甚”，并强调“中病即止，不必尽刘，过而生愆”，“沉积多年羸劣者，不可便服陡攻之药”。年老衰弱，有虚中积聚者，不可下之过急。另外，还指出洞泄寒中者，伤寒脉浮者，表里俱虚者，厥而唇青、手足冷、内寒者，小儿慢惊，小儿两目直视，鱼口出气者，十二经败甚者，皆不宜用下法。
   综上所述，张氏的汗吐下三法，决不是“吐者瓜蒂而已，汗者麻黄、升麻而已，下者巴豆、牵牛、朴硝、大黄、甘遂、芫花而已矣。”而是包括多种治法在内的广义概念。其对三法的运用，各具特色，颇多启迪，特别是对吐法的运用，更是经验宝贵，不可多得。鉴于目前使用吐法者为数甚少，而根据张氏的经验，对顽固性疾病往往有一吐而愈的疗效，因此吐法尤值得重视与研究。

三、情志疗法

　　张从正治疗疾病，不仅善于使用汗、吐、下三法，而且还善于运用情志疗法。情志疗法源于《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曾云：“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指出情志病变的治疗，可以根据五行相克的理论，采取以情胜情的方法。这一独特的治法，对张从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其作了更为详尽的阐发，他说：“悲可以治怒，以怆侧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胜喜，以迫遽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视听。”并将这些方法广泛运用于临床，取得了极好的疗效。
　　如治息城司侯因悲伤过度所致心痛，日增不已，月余成块，状若覆杯，大痛不止，屡经用药皆无效。张氏认为“《内经》言忧则气结，喜则百脉舒和”，当以“喜胜悲”之法治之。因此，假借巫者的惯技，杂以狂言以戏谑，逗引病人大笑不止，一二日后病人心下结块消散。
　　又如治一妇人因思虑过度而致失眠，时逾两载，无药可疗。张氏则采用“怒胜思”之法，即多取钱财，饮酒数日，不处一方，以激怒病人。病人果然勃然大怒而汗出，当夜即安眠入睡，八九日不醒，从此而“食进脉得其平”。
   张从正对情志疗法的运用，并不囿于《内经》的以情胜情，而能有所创新；如治一妇人因大怒所致神志异常，叫呼怒骂，欲杀左右，恶语不辍，不欲饮食．几近半载，服药无效。张氏未采用“悲胜怒”之法，而是另辟蹊径，以喜制怒，令人涂脂抹粉，扮作伶人，以戏谑患者，使之大笑,并在其身旁放置食物，让人夸其味美，诱导患者进食，如此反复多日，果然收到“怒减食增，不药而瘥”的疗效。又如治一妇人因惊吓而致恐惧，每闻声呼，即惊倒不知人，一年有余，服镇心安神药皆无效。张氏亦未使用"思胜恐”之法，而独出心裁，出奇制胜，其在病人面前以木击几、以杖击门，频频刺激，入夜则遣人敲打门窗，通宵达旦，其声不绝，使病人由闻声必惊，徐徐安定，渐渐至习以为常，消除恐惧，并自此虽闻雷声亦不惊恐。此即其所谓“习见习闻”的作法，张氏云：习可以治惊，《经》曰：‘惊者平之’，平谓平常也，夫惊以其忽然而遇也，使习见习闻则不惊矣。"
   以上不难看出，张从正的情志疗法师古而不泥古，颇有心得，特别是对“惊者平之，，的诠释与运用，更为难能可贵，值得推崇。但需要指出的是，张氏对于情志病变，亦非千篇一律，概用情志疗法，而是酌情而定，并不摒弃药物疗法及针灸疗法的使用。

[结语]
   张从正的攻邪论，是在崇尚温补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对纠正滥施温补的时弊，起到积极的作用，不仅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对后世亦有指导意义。其对医学发展的贡献体现在：深化了中医对邪气致病及攻邪的认识，扩大了汗吐下三法的内涵，提高了三法的理论，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吐法的经验，弥足珍贵。当然，无庸置疑，就张氏攻邪论本身及其学术思想的全貌而言，尚有欠妥之处，如夸大了三法的作用，片面主张“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过于强调邪气致病的重要性，而忽略正气在发病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长于攻邪，绌于补虚”等等，所以在学习中要注意扬长避短。此外，张氏对情志疗法的运用亦颇具特色，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值得借鉴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