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临证实践谈中医药诊疗规律的发掘
(2022-11-15 04:58:47)笔者在临证中始终牢记发掘整理研究之初心,不忘构建辨证论治新发展格局之使命,在精诚为患者诊疗同时,注重积累经验,潜心探索,深化认识。现结合数十年临证实践,略谈关于中医药诊疗规律的思考。
中医药之精华可分三类
发展,一般指事物的内容和格局在一定条件下能够逐渐地由小变大,从少增多,或由简趋繁,自初级迈向高级的演变转化过程。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自身必然的、具有相稳定性和普遍性的运动变化趋势。中医药学在学科构建过程中,其理论知识和诊疗技术体系的形成,皆源于我国先民在防治疾病的实践中获得的大量感性知识,经过历代医家们融汇了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综合性、创造性的思维加工,使之包容化、理性化,内容日益丰富,体系日臻完善。现今是创新驱动的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应恰当融汇现代循证医学等有关学科中适用于发展中医药的认识成果与方法,丰富扩展中医药的实践范围与内容,协同加速中医药的创新发展。
精华是事物中最精粹的部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事物的本质特征。对于学术而言,则属于该学科微妙的主旨、透辟的义理和关键的核心。笔者据多年来从事中医药诊疗和理论研究的体验与感悟,认为中医药可供传承之精华甚多,可暂分为三类:首先是思想精华,即主体性指导思想,如以气为本,整体恒动观念,中医思维,中式养生特色理念。其次是理论精华,如藏象、经络、邪气、病机、本草药理。最后是实践精华,如恪守医德、精诚服务、辨证论治、圆机活法。
若单纯着眼于临床诊疗效果,则中医药之生命力和价值主要在于疗效。因此,凡能够指导和保持对患者进行正确的辨证施治,而获得预期实效之中医药学理论与技术,基本上都应归属于中医药精华的范畴。
对守正创新的理解
守正,通常指处理问题时要保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向,依靠正确的思维、途径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目的。自觉树立对中华优秀医药文化的坚定信心,充分发挥守正创新发展中医药学的自觉性和工作能力。在正确继承、诠释、掌握、应用岐黄医理的过程中,要努力发掘中医药学伟大宝库中的精华,通过传统与现代的正确研究方法加以提高。而守正创新的依据,应该是从临床实践中发掘的切于实用的中医理论精华。因此,只有在临证中以医德为本,严谨医风,正心诚意,灵活运用辨证论治原则和方法,同时为患者提供有关保健知识的指导,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提供优质服务的实践中用心思考,才能对守正有较深刻的认识与感悟。
创新是中医工作者高度爱国敬业精神和为人民提供更优质服务的强烈责任感与事业心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中医药科学研究工作的核心和目的。中医药学术的高质量开拓创新发展是与时俱进的,为此应有创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树立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意志,发挥创新潜能。在自身已有的专业技术素养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能动地用敏锐的观察力审视现有理论和操作常规中存在的短板和缺陷,锁定改革的目标不放松,顺应客观规律,经过创造性综合思维和百折不挠的努力,随事制宜,反复实践、检验、确认,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能进一步提高认知、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新理论新技术。
临证三个探索及领悟
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最具代表性的精华之一,探寻其发展历程与轨迹,基本上都离不开医疗实践经验与历代医家的综合性创造性思维。因此,笔者在多年临证中,仔细观察患者病情动态变化,全面收集辨证论治信息,剖析个案之理、法、方、药,注重将各诊疗环节的反馈信息进行归纳整理,逐步积累经验,增加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对已获得的零散信息不断进行总结梳理,索隐探微,发掘其中之蕴意与规律。所总结之规律,经实践反复检验确认可行后,则顺应该规律,创新实际操作模式,以供临床诊疗应用。
探索“证”的层次结构规律
证是中医学原创的反映人体病机变化状况的特殊诊断概念,其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一直指导着中医临证诊疗。但辨证之方法门类较多,虽以八纲为首,其他继之,然而各种辨证方法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证本身的层次结构组成机制等问题,均待进一步探究阐明。真知灼见往往是在直接经验积累基础上的升华与凝练,因此笔者在日常临证中不断积累感性经验,并潜心思考其内在规律,剖析研究证的层次结构及其组成原理。
笔者认为,证是由若干病机要素按相应的条件和规律共同组成的,其中包括核心成分、基础架构、具体形式三种相对静态的内部层次结构;而在临床诊断过程中,对于复合的证而言,则又可见到证的原发性状态、继发性状态、夹杂性状态三种相对动态的外在结构表现。总而言之,中医证的构成机制大体上包含着反映病机状况的核心证、基础证、具体证三种态式和临床性质不同或又有关联的原发证(首发证)、继发证(次发证)、夹杂证(合并证)三种常见的表现。笔者将以上规律命名为中医证的“两态三三构型规律”。日常诊病辨证,灵活掌握应用此规律,则可执简驭繁,事半功倍。
探索“一体两翼”疏调气机治疗法
我国古代用以表述世界本体及其运动变化的哲学概念——气,被引入中医领域后,由抽象转化为具体,成为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核心。气的概念被广泛用于描述和解释人体生理、病理、诊疗、药理,以及人与周围环境关系等。笔者深入研读《内经》气之原理,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所示“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疏气令调,此其道也”的思路,以气机为突破口和抓手开展研究。
笔者紧密结合自身长期从事中医药临证诊疗工作获得的关于气的认识,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终于以疏利肝气为主,辅以健脾益肾,“一体两翼”为治则,搭建起一个相对广谱性的中医药治疗平台。并经过反复检验,拟定了基础方“疏调汤”,供临证灵活化裁应用。经笔者创办的云岭中医疏调学派的诸多学员验之于临证,证实该方均能不同程度地提高疗效,且未发现不良反应。
探索研究中医诊治艾滋病专方
艾滋病(AIDS)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慢性致命性传染病,其治疗难度大、病死率高,欲要完全掌握该病的中医药诊疗规律,尚须继续加强研究。笔者曾用自拟方“扶正抗衰汤”治疗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艾滋病患者,从2005年起又到云南省艾滋病集中治疗点进行中医药辨证论治调研。
以中医的病机理论进行归纳,发现该病患者群中多数都存在着气阴两虚、疫毒为患的基础性病机,人体正气日渐耗损,各种机会性感染纷至沓来,重者致人死亡。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检验,深思熟虑,笔者终于拟订了两首针对性的治疗专方——扶正抗毒方与康艾保生方,经药监部门批准用于HIV/AIDS患者的治疗。至2020年底,上述两方已先后治疗艾滋病患者1.8万余人,使已感染HIV者延缓了发病时间,已发病者减轻或缓解症状,免疫功能得相应的保护,提高了生存质量,减少了机会性感染。(国医大师
读名著品中医之《金瓶梅》
《金瓶梅》一书叙写医家,书写医案,活写僧道姑婆,描摹市井百姓求医饮药的世俗生活,书中的经方、时方、单验方荟萃,汤剂、丸剂、散剂通用。该书托宋写明,书中所用的方药也多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医药学典籍和医家方书。引经据典的医学术语,信手拈来的方剂药物,都直露了作者对医药学的精通,也是关于疾病的生活经验的文字再现。
暖宫丸:《和剂局方》效方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编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撰的中成药处方标准。书中将成药方剂分为诸风、伤寒、一切气、痰饮、诸虚、痼冷、积热、泻痢、眼目疾、咽喉口齿、杂病、疮肿、伤折、妇人诸疾及小儿诸疾共14门,共收录788方,均系民间征集的有效中药方剂,记述了其主治、配伍及具体的修制法。
《金瓶梅》词话本第76回,写吴月娘与潘金莲吵嘴后,心内发胀,肚子下坠疼痛。西门庆请来任医官诊视。任医官说:“老夫人原来禀的气血弱,尺脉来的又浮涩,虽有胎气,有些荣卫失调,易生嗔怒,又动了肝火。如今头目不清,中脘有些阻滞,作其烦闷。”西门庆说道:“房下如今见怀临月身孕。因着气恼。”任医官道:“就奉过药来清胎,理气和中、养荣蠲痛之剂。老夫人服过,要戒气恼,厚味也少吃。”西门庆又道:“学生第三房下有些肚冷,望乞有暖宫丸药见赐来。”任医官道:“学生谨领,就封过来。”
暖宫丸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九·治妇人诸疾》,主治冲任虚损、元阳不足出现的下焦久冷、月经不调、崩漏带下、宫寒不孕等症。南宋医家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论》载有“艾附暖宫丸”,南宋医家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中的“白芷暖宫丸”,都是在此方剂基础上的加减。孟月楼改嫁西门庆后,多年未生育。西门庆说她“肚冷”,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女性带下清稀、宫寒不孕,暖宫丸是对症的温阳补肾、祛寒助孕的中成药。
《金瓶梅》词话本第75回,写西门庆拜访蔡九知府回来,遭遇了妻妾之间的家庭纷争。吴月娘已经怀有身孕,潘金莲也从薛姑子那讨来符药,想择壬子日受孕生子。吴月娘责备西门庆“冷灶热灶要匀着点”,告诉他孟月楼病了。
西门庆探望孟月楼,见她正在炕上“两手揉胸,倒着身子呕吐”。夜间无法求诊,西门庆想起昨日刘学官送的“广东牛黄清心蜡丸”,在上房瓷罐内盛着,让兰香到吴月娘那里去要。牛黄清心丸出自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一·治诸风》,是流传千年的中成药效方,至清代由太医院加减,成为宫廷秘方。西门庆问吃药后的感觉,孟月楼说,“疼便止了,还有些嘈杂”。第二天早上,吴月娘也问她吃了蜡丸后心口内如何,孟月楼回复说“今早吐了两口酸水,才好了”。由此可知,孟月楼因肝气郁结,郁而化火,木旺克土,才出现胃脘疼痛、嘈杂呕吐的症状。孟月楼还告诉西门庆,自己腰酸,下面有“白浆子流出”,即白带增多,这就引出西门庆向任医官讨要妇科成药“暖宫丸”的情节。
在李瓶儿的崩漏案中,任医官说李瓶儿是木旺土虚,血热妄行,“犹山崩而不能节制”,用“归脾汤”调治。归脾汤出自南宋严用和的《严氏济生方》,用于治疗“思虑过度、劳伤心脾”之证,后经明代医家薛己在此方基础上加入当归、远志两味药物,增强其养血安神之效,扩大了本方的治疗范围,一直沿用至今。
金箔丸:《小儿药证直诀》首载
西门庆的儿子官哥儿患小儿惊风,最先来西门府出诊的是刘婆子。西门庆不信任她,骂她是“老淫婆子”。但是灌了她开的药,官哥儿睡得稳,说明还是有效的。随着惊风症的日益加重,第二次往诊,留下两丸“朱砂丸药,用薄荷灯芯汤送服”。第三次,官哥儿病情危重,她看了脉息,让快熬灯芯薄荷金银汤。取出一丸“金箔丸”来,向盅内研化。吴月娘连忙拔下金簪儿,撬开官哥儿的牙关灌了下去。为了缓解病情,她还在抽搐昏睡的官哥儿的相关穴位灸了五醮。一个兼职儿科的巫婆,手中备有朱砂丸、金箔丸等名贵中成药,煎汤送服,治疗官哥儿的惊风症,并施以艾灸术。这可窥明代医疗卫生的市井状态,作者写得活灵活现。
有专家考证“金箔丸”首载于明代医家虞抟(1438—1517)的《医学正传·小儿科》,是治疗小儿急慢惊风、痰涎壅盛的效剂。笔者查阅了宋代著名儿科学家钱乙(1032—1113)的《小儿药证直诀·诸方》,书中载有治疗小儿惊风的“金箔丸”,与虞抟所载之方相同。另外,该书中还载有治惊风涎盛、胃热吐逆不止的“辰砂丸”,正是刘婆子给官哥儿服用的“朱砂丸”。刘婆子当然不会自己炮制辰砂丸,这说明这些中成药是按照和剂局方的方子,或由清河县的惠民药局制作生产的。
细读《金瓶梅》词话本中关于官哥儿惊风医案的描述,觉得作者的生活体验和医学常识都是有所本的,小儿惊风八候的症状描写,历历在目。再读万全的《万密斋医学全书·幼科发挥》后,似乎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比如,刘婆子所用的丸药,要用“薄荷灯芯汤”或“灯芯薄荷金银汤”送服。万全治疗小儿惊风的医案中,服用家传的“琥珀抱龙丸”,标明要“煎薄荷汤下”;服用“辰砂膏”,则用“乳汁调枣汤下”。其他如用中药灯芯草、麦冬、钩藤、竹叶、紫苏等煎汤,送服丸剂或散剂,大都随症变通,因人而异。书中写道,请儿科医生来看病,都说药用“接鼻散,吹在鼻孔内取嚏。若打喷嚏,则可治”。
“接鼻散”应该是“搐鼻散”,《金瓶梅》三个版本都因两字形相近而误刻。明清医药方书中均有载录,是中医鼻腔用药的散剂,治疗儿科、眼科、牙科、喉科等科系疾病。明代儿科医家翁仲仁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刊行的《痘疹金镜录》中,载有“搐鼻散”,方用半夏、细辛、荆芥、猪牙皂、麝香,共为细末,纸条蘸药送入鼻腔取嚏,治疗小儿惊风。明代医家武之望撰于1626年的《济阳纲目》载有“通天搐鼻散”,治疗梦魇、喉症牙关紧闭及中恶等不省人事之症。朱橚领编的《普剂方》中,也引录《海上方》的“搐鼻散”,是治疗牙痛诸药不效者的鼻腔散剂。王利器先生主编的《金瓶梅词典·接鼻散》条,引证高濂《遵生八笺·灵秘丹药笺》中的“吹鼻六圣散”,“口先含水,吹药入鼻,后吐水”。这是治疗成人耳鼻喉牙科疾患的方剂,而不是吹鼻腔取嚏,治疗小儿惊风的散剂。
百补延龄丹:《遵生八笺》移植
《金瓶梅》词话本第67回的冬雪天,西门庆让理发师小周儿为自己篦发、取耳,用木滚子按摩导引,自己喝着酥油白糖熬的牛奶,与应伯爵闲聊。西门庆说,自己晚夕腰背疼痛,不按捏则“通了不得”。应伯爵反问道:“你这胖大身子,日逐吃了这等厚味,岂无痰火?”从书中的描述来看,西门庆体形肥胖,身重不爽,喜食肥甘醇酒,应该属于痰湿体质。其原因与先天禀赋,后天失养,以及膏粱厚味的生活方式有关。西门庆告诉应伯爵,任后溪医官说他身体魁伟,而处之太极,送了“一罐百补延龄丹,说是林真人修合给圣上吃的”,意思此丹药很贵重,早晨用人乳送服。
林灵素是北宋末年著名道士,以法术得幸于宋徽宗,赐号通真达灵先生,加号元妙先生、金门羽客,授以金牌,任其非时入内,并筑通真宫以居之。明代文学家袁宏道认为,兰陵笑笑生是以宋徽宗时道教神霄派领袖林灵素,来影射嘉靖时的神霄道士陶仲文。陶仲文曾因献方“七宝美髯丹”,使嘉靖皇帝乌须黑发,连得数子而得宠二十年。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在《古今杂抄辑录》中说:“仲文立朝几二十年而不废,唯其呈现内宫子嗣延法为最。”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固本锁阳法,自陶真人始,而后莫有及之者。”《金瓶梅》词话本第78回,西门庆因害腿疼,猛然想起任医官与他延寿丹,用人乳吃。延寿丹与延龄丹应是一物,即是任医官馈赠的补药。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丹溪心法·卷三·补损五十一》载“延寿丹方”,功能补虚延寿,治虚损诸疾。明代医家虞抟的《医学正传·卷之三·虚损》引录唐代医家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延寿丹”,治诸虚百损,怯弱欲成痨瘵,及大病后虚损不复。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屠隆(1541—1605)作序的《遵生八笺·灵秘丹药笺·上卷》载有“罗真人延寿丹”,治男子五劳七伤、诸虚不足、精神欠爽、小便频数、腰膝疼痛等,有悦颜色、固真气、和百脉、正三焦的功效。从林真人到罗真人,一个延寿丹的方药,或是作者读过当时名士学者们推崇的高濂的养生学名著后的移植,有待详究。
《金瓶梅》词话本第40回,讲经的王姑子与吴月娘同睡,问她怎没点喜事,吴月娘谈起自己曾经怀孕六七个月,因去看新买的乔大户家的房子,上楼梯一脚踏空,不慎流产的事,感叹生儿养女的不易。王姑子介绍说自己的同行薛姑子,“一纸好符水药”,药引子是头胎孩子的胞衣。王姑子所说的胞衣即胎盘,中医称作紫河车,有补肾益精、益气养血的功能,可用于男子不育、女子不孕等疾病。
《金瓶梅》词话本第53回,写吴月娘取出王姑子整治的头胎胞衣和薛姑子送的“种子灵丹”,包装的封筒上印有诗句:“姮娥喜窃月中砂,笑取斑龙顶上芽。”这应该是一种以斑龙芽即中药鹿茸为君药,治疗不孕症的中成药,亦有乌须黑发、延年益寿的功效。明代医家龚廷贤的《鲁府禁方·求嗣》中,载有“神仙种子奇方”,方中用鹿茸一两,炙酥去毛,与巴戟肉、菟丝子、人参等共为细末,和丸,以黄酒送服。龚氏在方后标明,此药需在壬子日修合。小说中写壬子日服药,有可能是王姑子故作神秘的时间,亦或许与女性的月经周期有关。中医典籍中载有多首以鹿茸为君药的“斑龙丸”方,明代名医江瓘的《名医类案·虚损》引医家张三锡医案,有“惟有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诗句,说的就是鹿茸的功效。
薛姑子送的“种子灵丹”除包装的封筒上印有八句诗外,后面还有骈俪文赞曰“红光闪烁,宛如碾就的珊瑚;香气沉浓,仿佛初燃之檀麝。噙之于口,则甜津涌起于牙根;置之掌中,则热气贯通于脐下。”这是描述药品颜色、形状、气味、服用方法和主治功效的说明文,实为药品广告,为今人从药品包装和广告宣传的角度了解明代中成药信息提供了珍贵素材。
加味地黄丸:《金匮要略》衍生
《金瓶梅》词话本第54回写任医官为李瓶儿治疗胃脘痛,玳安和书童取回的降火滋荣的汤剂的药袋上,写有“世医任氏药室”的印记,还有贴着大红票签的一封筒“加味地黄丸”。
明代学者已有关于《金瓶梅》版本的争议,认为第53回至57回不是原作者的初创。哈佛学者田晓菲教授认为,不论是《金瓶梅》词话本还是崇祯本,都是后人的补写,而词话本“讹误尤多,而且行文啰嗦”。如《金瓶梅》词话本第54回写了李瓶儿咿嘤地叫疼,任医官说是元气原弱,产后失调——“胸膈作痛,乃火痛,非外感也;腰胁怪痛,乃血虚,非血滞也”的胃脘痛。两个仆人本已经取回了汤剂和丸药。《金瓶梅》词话本第55回却又写任医官说,要用黄柏、知母为君药,再用地黄、黄芩等加减。前章后回语句重复,方药亦不相同,明显是增写删改的痕迹。崇祯本删去了胃脘痛的情节,第54回李瓶儿对西门庆说,自养了官哥儿后,身上只是不净,脸皮通黄,倘若山高水低,孩子谁看管?西门庆便说请任医官来诊视。书中写任医官望诊,李瓶儿“脸上桃花红绽色,眉间柳叶翠含颦”,诊断说李瓶儿的病是产后不慎调理,土虚木旺,虚血妄行,故出现恶露不尽,面带黄色,饮食没些要紧,走动便觉烦劳的症状。第55回,写西门庆问用什么药才好,任医官说只用些清火止血的药,黄柏、知母为君,其余再加减些。
《金瓶梅》词话本写任医官诊了脉后,说李瓶儿血少肝经旺,心境不清,火在三焦,要降火滋荣。西门庆说,先生果然如见,“这个小妾,性子极忍耐得”。任医官又问了丫环迎春经事来得匀吗?迎春说,养了官哥儿后,还不见十分来。笔者以为,李瓶儿产后恶露不尽,月经不调是宿疾,胃脘痛是新症,缘于她柔弱的性格所致的肝气郁结。正如任医官解析的,“木旺克了土,胃气自弱了。气哪里得满?血哪里得生?”任医官运用五行生克和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的脏腑学说,来诠释李瓶儿的宿疾新病,可见他有一定的医学素养。作者写李瓶儿的胃脘痛,应是第61回她患重病的预写,而肝气郁结的情志不畅,则是她宿疾不愈,又发新病的七情病因。胃脘痛一病的描写,不是冗词赘句,而恰恰是作者的画龙点睛之笔。
在中成药的大家族中,从汉代张仲景的金匮肾气丸的八味丸祖方始,历代医家根据临床症状加减组方,创制了一系列经典成方。宋代著名儿科学家钱乙根据小儿的体质特点,将金匮肾气丸除去附子、肉桂,成为儿科经典补阴剂六味地黄丸。南宋医家严用和《济生方》中的加味肾气丸,在金匮肾气丸的基础上,加入牛膝、车前子,治疗肾虚脚肿、小便不利,后世医家多推崇。
明代医家龚廷贤(1522—1619)《寿世保元》中的麦味地黄丸,由六味地黄丸加麦冬、五味子而成,用于治疗肺肾阴虚引起的干咳少痰、痰中带血等症。明代医家张介宾(1563—1640)《景岳全书》中的归芍地黄丸,是由六味地黄丸加当归、白芍而成,治疗肾虚兼血虚的肝肾两虚所致头晕目眩、耳鸣咽干、午后潮热,腰腿酸痛、足跟疼痛等症。明代眼科医家傅仁宇首刊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审视瑶函》中的杞菊地黄丸,是由六味地黄丸加枸杞子、菊花而成,治疗肝肾阴亏所致的眩晕耳鸣、目涩畏光、视物昏花等症。笔者结合书中的症状描写和医著刊行的年代,推测任医官给李瓶儿开的加味地黄丸,或许是归芍地黄丸。
《金瓶梅》词话本第30回和第79回,写稳婆蔡老娘为李瓶儿和吴月娘接生,产下官哥儿和孝哥儿。剪断脐带,包裹孩子后,都要煎“定心汤”给产妇服用。明代医家万全的《万密斋医学全书·万氏女科·产后章》中,有“产后乍见鬼神”一节,“心主血,血去尤多,心神恍惚,睡梦不安,言语失度,如见鬼神。俗医不知,呼为邪祟,误人多矣。”因在家中生产,如产妇失血过多,便会出现心神恍惚、烦躁妄语的症状,万氏专拟“茯神散”和“芎归泻心汤”,治疗产后神志瞀乱。是否就是蔡老娘所说的产后服用的俗称的“定心汤”?万氏还创制了“产后圣方”,以人参、当归为君药,“屡治产后,无不神效”,书中提及如家贫者不易得人参,则以黄芪代之。是否由此演化出清初产后需服傅青主女科中的“生化汤”的民间习俗,不置可否。(原所贤 辽宁省大连市中医医院)
警惕现代概念语境下的中医学异化
统编教材《中医基础理论》(简称《中基》)是现代中医学的代表,在中医药学中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和权威性。《中基》传授阴阳五行、藏象、经络、气血津液、病因和病机等知识,并非中医经典的简单节略复制,理应分门别类精选,外加语译、串讲编撰而成。
原汁原味保留经典意蕴,乃《中基》编撰之魂。关键在于语译、串讲经文时,恰到好处地维持原始含义和语境,以便透过《中基》了解和掌握真实的中医学。数十年来,《中基》屡经翻新,以经解经、以心解经和以新解经并行,特别是以今人认知结构串讲中医经典(以心解经),或用现代医学和科学语言语译经典(以新解经)时,大量移植西医学、科学和现代哲学概念,使《中基》在节选中医经典之初,便整体偏离了传统中医学。时至今日,全面梳理并剖析《中基》移植现代概念的利弊与本质,已经成为中医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
《中基》移植现代概念考察
各版《中基》中,影响最大、用时最长、普遍认可的是五版教材。故选择此书,对所移植概念分哲学(包括逻辑学)、科学和医学三类予以考察。
《中基》移植现代哲学和逻辑学概念考察
移植现代哲学和逻辑学概念,主要见于《中基》“绪论”,各章均有散见。移植的哲学概念,包括唯物论、辩证法和整体观三类。
唯物论方面,使用了朴素的唯物观点、朴素的唯物主义、古代唯物论等。辩证法方面,使用了辩证法、对立统一、矛盾等。唯物论与辩证法合称,则有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古代的辩证唯物观、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观。针对整体观,使用了整体、整体观、整体观念、有机整体、整体性、局部与整体等表述。整部《中基》对中医术语皆以概念相称,从形式逻辑角度全面提升《中基》的理论水平。相关称呼有概念、基本概念、抽象概念和理论概念等。故可确认,《中基》充斥现代哲学和逻辑学概念,学术环境不再古朴,传统文化语境有所异化。
《中基》移植现代科学概念考察
物质具有科学和哲学两种概念属性。《中基》移植物质概念自然同时承担两种角色。一般说来,“绪论”论及的物质大体属于哲学范畴;而各篇论述精、气、血、津、液等涉及的物质,则是《中基》确认的具体物质。诸如物质、物质世界、基本物质、物质基础等俯拾即是。能量和能量转化作为物理学概念,也时常使用。不难看出,连同大量移植哲学概念,且将中医术语以概念相称,《中基》学术语境进一步异化。
《中基》移植现代医学概念考察
现代医学概念移植最多者,是生理和病理。至于形态学、解剖学、组织结构、组织器官、器官、脏器、有机体等,均是频繁使用的现代医学概念。中医基础理论全面置于现代医学语境之中。
事实说明,《中基》大量且系统性羼入各类现代概念。《中基》屡经修订,大量参合现代概念的编撰思路得以固化。至于移植现代概念后,多大程度保留中医经典术语的初始意蕴?借用现代概念语译、串讲后,原汁原味的内容尚存多少?《中基》是否保持象思维语境,借以不走样地传承中医经典?对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研究究竟产生何种影响?值得深思。
《中基》移植现代概念
导致的学术问题
从《中基》全面移植现代概念即可确认,编撰教材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具体出自何处,严重程度如何,尚待揭示和明确。
移植现代哲学概念所致学术问题
现已明确,移植现代概念中,哲学概念占比较大。主要存在四大突出问题。
视中医学研究对象具有物质性
《中基》移植现代哲学概念,先是在唯物论、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观之前用“朴素”“古代”“历史”加以限定,以与现代哲学概念相区别。随后,充斥全书的表述便直呼现代哲学称谓,删除了朴素、古代、历史之类限定。于是,中医学体现的古代哲学思想不露声色拔高到现代哲学层次。当然,如此处理和转换并非没有原因。
《中基》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五行学说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物质世界所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物质”。而藏象之“藏”,是“指藏于体内的内脏”,“气是运动着的物质实体”,“精(气)是生命的本原物质”,“气是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气“是不断运动着的具有很强活力的精微物质”。无论是物质、最基本物质、物质实体、本原物质、物质基础或精微物质,均强调阴阳、五行、五藏、气血等的物质性。
然而,象思维具有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和原发创生性品格。亦即在象思维语境下,思维对象不具有实体性和物质性。诸如阴阳、五行、五藏、气血等,均是象思维的语词,自然没有具体物质属性。所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是对阴阳“大象无形”意蕴的象思维阐述,表达的五层意思均与物质性无关。正如《灵枢·阴阳系日月》所云:“阴阳者,有名而无形”。具体说来,阴阳是对事物相反的两分类象属性的统称。再如中医之“血”,《中基》定义“血是红色的液态样物质”,但与血有关的辨证诊断,如血气上逆、血燥生风、肝血亏虚、血不养心、血虚风动、精血亏虚之血,多半不是“红色”“液态样物质”,与血的物质性无关。《中基》并非基于象思维描述血的象属性,而是从逻辑概念思维定义“血”的内涵,必然歪曲“血”的象思维意蕴。至于阴阳、五行、气、五藏、病因、病机、六淫、药性等,皆存在同类思维问题。因而,在中医哲学思维方面取消朴素、古代、历史等限定,将象思维支配下产生的中医术语和理论一概视为物质、唯物论、唯物主义等,违反了历史事实。
阴阳学说混同对立统一规律
关于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的关系,《中基》不加掩饰地运用后者的概念和理论阐述阴阳学说,包括对立统一、矛盾、矛盾的同一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等,将阴阳学说与对立统一规律完全等同。然而,阴阳学说来自《易经》,《黄帝内经》完全继承了《易经》象思维模式和精髓,使阴阳转为医学术语时始终保持着原始的纯洁性和灵动性。而对立统一从属于逻辑概念思维,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与核心,是揭示事物内部或事物间关系,亦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阴阳和对立统一是基于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建立起来的,两者从未也不可能形成交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长林认为,“《黄帝内经》的阴阳学说与现代的矛盾法则有着质的差别。它们属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认识基础”;“阴阳学说是我国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的产物,那时的生产完全依靠简单的手工劳动,还没有以严格实验为依据的系统的自然科学,这就决定了阴阳学说不可能超出观察的广度和深度,不可能具备严格科学的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猜测的成分”。实际上,无论中西医疾病辨证,阴阳诸证多半不具有对称性。或缺阴证,或无阳证,阴阳对峙关系残缺不全。于是,阴阳对立互根的先决条件缺失了,消长转化的关系自然不复存在。
至此,中医阴阳学说的不足显露无遗。《中基》将其与对立统一规律混为一谈,用现代哲学的概念和理论予以改造和拔高,是错误的。当然,作为象思维的产物,阴阳仍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以及在中医理论中使用的合理性和实用性。
藏象学说混同整体观
《中基》用整体观诠释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并将其确定为中医学两大优势之一。在绪论、阴阳五行和藏象诸章节,着重从“人体是有机的整体”和“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性”两个层面使用整体、整体观、有机整体、整体性、局部与整体等概念阐述中医整体观的特点和优势。
《中基》认为:“整体就是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它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着的。同时也认识到人体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维持着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这种内外环境的统一性,机体自身整体性的思想,称之为整体观念”。可以看出,整体观念定义是借助结构、功能和病理等现代医学概念确立的,并未涉及中医术语。转而确认“机体整体统一性的形成,是以五脏为中心,配以六腑,通过经络系统‘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的作用而实现的。五脏是代表着整个人体的五个系统,人体所有器官都可以包括在这五个系统之中。人体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器官联系成有机的整体,并通过精、气、血、津液的作用,来完成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这种五脏一体观反映出人体内部器官是相互关联而不是孤立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五脏、脏腑、经络、五体、五官、精、气、血、津液等均为中医藏象学说的基本术语,各自并非有机体、脏器或具体物质。如此将前后两部分论述联系起来,整个思维过程的破绽便清晰暴露出来。最初,频繁借用结构、病理、脏器、组织和器官之类现代医学实体和解剖概念,营造出讨论现代医学问题的语境。使人们确信解剖学脏器与脏器、脏器与组织、脏器与器官、组织与器官之间与其功能之间确实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待这种认识确立后迅即话锋一转,提出“机体整体统一性的形成,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论点,随即用藏象学说的五脏、六腑、经络、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替换,把借助西医解剖概念建立的有机整体,不知不觉移植给藏象学说,把“人体是有机的整体”替换为“五脏为中心”和“五脏一体观”,进一步把整体观溯源到《黄帝内经》藏象学说赖以建构的五行学说,使整体观与久远的原始理论形态相连接。中医界至今几乎无人怀疑中医脏腑和脏腑关系的“有机性”,以及藏象学说的“整体观”属性,并笃信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两大特色之一。
至此,问题症结已经明了。《中基》强调“人体是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性”,旨在借以确认藏象学说针对的是“有机整体”。不过,因藏象学说之脏腑均为非解剖的象属性承载者,所谓有机性则全部化为乌有。以非解剖脏腑构成的五脏,替换由解剖学脏器构成的人体,把整体观强加于藏象学说,显然犯了张冠李戴的逻辑错误。
中医学术语混同形式逻辑之概念
业内皆知,中医学是《素问·示从容论》所称“援物比类”的思维方式,即“取类比象”或“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树人明确指出,“‘象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思维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乃是区别于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的一种思维,或者称之为非概念思维”,即在象思维语境下,不存在基于概念的逻辑思维。数十年来,中医界既承认中医学是象思维的,又将中医术语视为概念,变相承认中医学同时又是逻辑概念思维的,如此深陷逻辑悖论之中。
既然《中基》和中医界坚持中医术语的概念属性,就不得不用形式逻辑审视这一问题。形式逻辑规定,概念定义=种差+临近的属概念。可以说,包括阴阳、藏象、脏腑、气血、病因、病机等所有中医术语的解释,均不符合这种定义方式。《中基》对“血是红色的液态样物质”的定义是错误的,病机亦然。《中基》定义病机“即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机理”。因“机理”与病机表义相同,同样有待明确,故犯了形式逻辑中循环定义的错误。《素问·至真要大论》黄帝问“病机何如”,岐伯答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并未给病机下定义,而是运用象思维充分举例,让人们自行悟出病机的象思维语义。可以确认,《素问》所言病机包括病位(肝、心、脾、肺、肾、上、下)和病性(风、热、火、湿、寒)两方面。病位肝、心、脾、肺、肾依从五行学说的五脏,病位上、下者,一般指上焦、下焦;病性(兼属病因)也从属五行,是知病位和病性皆象思维产物。
在古汉语中,“…者,…也”式判断句似有给概念下定义的意味。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诠释了阴阳的多重属性。不过,要想明确其真实属性,必先明确“道”“纲纪”“父母”“本始”“府”的含义,进而明确“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和“神明之府”各自意蕴。显然,经文没有给阴阳下定义,而是给出多种“象”属性,让人们领悟阴阳意蕴的广博与深邃。历代注疏《黄帝内经》者,均悟性揭示阴阳的多种属性。包括五行、藏象、脏腑、气血、病因、病机等,概莫能外。中医学没有概念,是由思维的阶段性、事物认识的层次性、语境的意象性等共同决定的。客观地说,《中基》所称的中医“概念”,均是多义词。镶嵌在象思维语境中的术语,其意蕴具有意象拓展的广延性、见仁见智的多样性、耐人寻味的深邃性,同时具有无拘无束的不确定性,形成与逻辑思维语境下的概念迥异的特点和风格。
《中基》将中医学术语视为概念,便将基于术语的象思维与基于概念的逻辑思维混同。当试图用给概念下定义的方式确定术语的语义时,必然导致张冠李戴等逻辑问题。中医学在潜移默化中变异,与传统中医学渐行渐远。
移植现代医学和科学概念导致的学术问题
在移植的现代概念中,引用最多且最具代表性的是生理、病理。不完全统计,全书使用“生理”至少376次,“病理”264次。分析高频使用生理、病理的章节,不难发现使用的基本动机。就生理而言,“藏象”章节以小标题明确“心的主要生理功能”为“心主血脉”“心主神明”;“肺的主要生理功能”为肺“主气、司呼吸”和“主宣发和肃降”等,所有正常状态中医藏象、脏腑关系的象思维表述,均称“生理功能”。另在“阴阳五行”和“气血津液”两章有阴阳“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五行“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以及“气的生理功能”“血的生理功能”;“经络”一章则有“经络的生理功能”,可见,关于人体正常状态的分类诠释,一概以生理或生理功能相称。同为“生理”,中西医学迥然有别。
就病理而言,《中基》阐明病机时指出:“病邪作用于人体,机体的正气必然奋起抗邪,而形成正邪相争,破坏了人体阴阳的相对平衡,或使脏腑、经络的功能失调,或使气血功能紊乱,从而产生全身或局部的多种多样的病理变化”。原来病机即病理变化,简称病理。关于邪正盛衰,实“主要指邪气亢盛,是以邪气盛为矛盾主要方面的一种病理反映”;虚“主要指正气不足,是以正气虚损为矛盾主要方面的一种病理反映”。阴阳失调“是指机体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致病因素的影响,导致机体的阴阳消长失去相对的平衡,从而形成阴阳偏胜、偏衰,或阴不制阳、阳不制阴的病理状态”。内生“五邪”则是“由于气血津液和脏腑等生理功能的异常,而产生的类似风、寒、湿、燥、火六淫外邪致病的病理现象”。脏腑病机是“脏腑的正常生理功能产生失调的内在机理”。不难看出,凡属人体疾病状态下确认的病因、病机或证,均称病理或病理现象。同属“病理”,中医学和西医学截然不同。
事实说明,《中基》大量移植的仅仅是生理、病理的躯壳——两个语词,未能一并移植两个概念的原本内涵,而是用人体正常和异常状态下《黄帝内经》象思维表述予以填充。坦率地说,《中基》移植西医学生理、病理概念时,着实犯了逻辑错误。引用其他现代医学和科学概念的问题皆属此类。深入研究表明,清末王清任、唐容川和张锡纯等医学著作中,早已移植了西医学概念;建国初期中医界李聪甫、欧阳锜等的著述中也欣然予以接受。作为个人行为,并未引起学术界反感。因而中医院校创建伊始编写《内经释义》时,顺理成章接受了西医学和现代哲学概念的渗透和影响。后续各版《中基》只不过不断充实了现代概念的范围和数量而已。教材编写专家吸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借以丰富中医理论的初衷是好的。然而,此间尚不可能从象思维和逻辑概念思维的层面认识传统中医学与西医学、现代哲学和科学的本质差异,自然不可能预见现代概念移植最终给中医学继承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基》移植现代概念的负面影响
质疑《中基》《释义》移植现代概念,揭示出系列重大学术问题。进一步阐明移植现代概念导致的负面影响。
移植现代概念已是中医药教材共性问题
不言而喻,《中基》乃所有中医基础和临床教材之基。包括《中药学》《方剂学》和临床各科教材,均唯《中基》是瞻,本无可厚非。不过,《中基》大量移植现代概念,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并迅速扩散到其他教材之中,呈现出中医教材系统性、结构性被异化的局面。时至今日,大量移植现代概念,并非《中基》的孤立现象。《释义》《中基》开头在先,其他教材紧随其后,早已成为中医统编教材的共性问题。
对中医临床、理论和科研的误导
学习大量移植现代概念的《中基》,其弊端必然在实际应用中充分显现。临床方面,基于西医疾病辨证失范,导致辨证论治经验碎片化;辨证失范情况下大搞无法实现的微观辨证;证或证候作为疗效评价指标的客观性问题等。理论方面,把中医术语视为概念,将中医脏腑与西医脏器混同;混淆病因、病机、病理、证和证候的界限,另抛出“证素”加重了这种混乱。科研方面,在缺乏统一客观辨证标准情况下,制造证或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揭示证本质(包括证的组学研究)等。诸多问题看似不同,其实互有关联,与中医教材移植现代概念导致中医理论异化直接相关。
中医药理论研究成果黯然失色
近年来,受资助的中医药课题越来越多,资助力度不断加大。但立题基于移植现代概念的中医教材,基本背离了原汁原味的中医经典,故而从立题依据、研究假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评价指标等,大多偏离传统意蕴,研究结果未能回答中医理论问题。
学术语境颠覆性改变
尽管中医界认同《素问·示从容论》“援物比类”,即象思维的思维方式,但有关象思维的内涵和特点、象思维思维模式、中医象思维具体表现形式、形下与形上象思维及其相互关系、如何在象思维语境下分析、判断和表述,以及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的本质区别和关系等,基本上是陌生的。在此背景下,《中基》大量移植现代概念,使以象思维为根基的中医学术语境严重异化,中医教材中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混杂,偷换概念和命题频仍。影响了广大学习中医者的基本判断能力。
当前,中医药研究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以中止概念逻辑思维为原则的《中基》和系列中医教材的全面修订,以及基于中医经典象思维语境的重新建构。实现了这一步,才能向人们介绍一个原汁原味的中医学,并在统一认识基础上聚精会神探讨象思维与概念逻辑思维汇通的思路与方法,进而为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铺平道路。这是摆脱中医药继承与发展窘境的不二选择。
(摘自《中华中医药杂志》2024年4月第39卷第4期,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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