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描述，林黛玉初进贾府时，众人见黛玉身体面庞怯弱不胜，知她有不足之证，便问：“常服何药，如何不急为疗治？”黛玉道：“我自来是如此，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到今日未断，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而且“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

　　林黛玉病根为“阴虚”

　　林黛玉所得之病在其他章回中也有交代，例如第三回中写其“娇喘微微”，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中谓其“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羡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两颧发红、发热是气阴亏虚的典型表现（阴虚证的典型临床表现有颧赤、潮热、盗汗、五心烦热、舌红少苔、脉细数等），可见林黛玉的咳喘之证是阴虚咳喘。正因如此，有些人认为林黛玉是肺痨之症，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肺结核，事实倒不一定完全如此，但是阴虚咳喘则无异议。

　　对于高鹗所续《红楼梦》后四十回，历来褒贬不一，但高鹗对林黛玉所患阴虚咳喘的判断是没有错的，所以才会在所续第八十二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病潇湘痴魂惊噩梦”中写林黛玉夜晚发热，咳嗽痰中带血。阴虚发热入夜尤甚，所以才会睡觉时咳嗽不停。阴虚则火旺，虚火灼伤肺络，则血溢于外而致痰中带血，这些表现都是阴虚进一步加重的结果。

　　滥用温补药适得其反

　　林黛玉常年服用人参养荣丸，该方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下简称《局方》），由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当归、熟地黄、白芍、黄芪、肉桂、橘皮、远志、五味子、鲜姜、大枣等组成，整体偏于温燥。

　　所以，无论是对于林黛玉的体质，还是她的病而言，人参养荣丸都不适合她。她的咳喘本身就是肺肾阴虚所致，用药自然应该避忌温燥之药，最好的办法是用“金水相生”之法，即通过补益肺肾气阴来治疗肺肾阴虚之证。从这个角度而言，林黛玉的死亡既是为人所伤，又是为药所误，诚为可怜。

　　《红楼梦》第三回中，贾母道：“这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旁有脂砚斋侧批曰：“为后菖、菱伏脉。”或许正因如此，刘心武在其所续《红楼梦》第八十六回“暖画破碎藕榭改妆，冷月荡漾绛珠归天”中才将林黛玉之死归咎于“那菖、菱就与赵姨娘密谋，给黛玉配药时，掺进毒物，使其慢性中毒，积少成多，一旦发作，就是推敲原因，乃至查验药丸，发现小毒，实在无奈，也可推说配伍不慎，判不成刻意谋命”。

　　退一步讲，即使不是掺进毒物，只要在配制人参养荣丸时加大人参、肉桂等温燥之药的剂量，便会使林黛玉的病情犹如火上浇油，加重肺肾阴虚而加速其死亡。况且是加重人参等补益药，在一般人看来人参价重，补药无过，虽为药误，却也鲜有人知。

　　另外，《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写到林黛玉除了服用人参养荣丸外，还服用鲍太医所开的天王补心丹。天王补心丹，宋元以来多种医书有载，大致由人参、茯苓、玄参、丹参、桔梗、远志、当归、五味子、麦冬、天冬、酸枣仁、生地黄组成，补益气血、养心安神。如前所述，林黛玉之病在肺肾，天王补心丹药不对症。

　　温补之风体现用药之偏

　　第二十八回中，贾宝玉的一句话还透露了清代喜用补益之药的社会之风。王夫人一时忘记了鲍太医所开丸药的名字，宝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药，不过叫他吃什么人参养荣丸。”王夫人道：“不是。”宝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归？右归？再不，就是麦味地黄丸。”这四种丸药，皆是补益之剂。这就表明，林黛玉服用人参养荣丸，周围的人并不觉得奇怪，这既与大家眼中林黛玉身体怯弱有关，也与当时社会尤其是官宦富贵之家的补虚之风关系密切。

　　八珍益母丸，即在《局方》四君子汤、四物汤（由熟地、白芍、当归、川芎组成，补血的代表方）的基础上，加益母草而成，虽能益气、养血、活血，但显温燥。左归丸、右归丸是明代医家张景岳（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浙江绍兴人，温补学派代表医家）所创补肾之方，左归补肾阴，右归补肾阳。麦味地黄丸，即在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加麦冬、五味子而成，而六味地黄丸是由宋代医家钱乙在汉代张仲景肾气丸（又名八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减去温补阳气的附子、桂枝，从而成为补肾阴之方。

　　此外，对于六味地黄丸和八味地黄丸，不少明清医家如薛己（字新甫，号立斋，江苏苏州人，明代温补学派代表医家）、赵献可（字养葵，自号医巫闾子，浙江宁波人，明代命门学说代表医家）等滥用成风。明代医家张景岳用药亦偏于温补，时人早有批评，兹不多述。

　　金代医家李杲（1180—1251），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擅长调理脾胃，著有《脾胃论》等。他创制了以补中益气汤为代表的一系列补脾胃之气名方，因脾胃在五行属土，故后世将其称为“补土派”。补气药多味甘、性温，入脾、胃经，故李杲用药偏于温补。明清温补之风的盛行，与李杲也有一定的关联。

　　由于《局方》的方子总体风格偏温燥，开启了温补之风盛行的开端，也就自然引来了批评者。金元四大家之朱震亨（字彦修，浙江金华义乌人，其故居有溪名“丹溪”，后世遂尊之为“丹溪翁”或“丹溪先生”）对温补之风多有批评，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用药偏于养阴，后世称之为“滋阴派”。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观戴良作《朱震亨传》，知丹溪之学与宣和局方之学争也”。

　　然而，医者的批判并不代表民众的拒绝。温补方药颇合民众所好，因而在明清时期服用甚多，尤其是经济殷实、社会地位偏高者。如清代《魏之琇医案》（魏之琇，字玉璜，号柳州，浙江杭州人）记载，20多岁的患者凌二官患热证初愈，医生认为病愈身体必虚，便凭想当然处以较为温燥的四君子汤，该方同样出自《局方》。

　　肇始于金元、盛行于明清的温补之风，体现了中医用药之偏，其弊端或为过犹不及，或为治法错误以致贻误性命，危害极大，遗患无穷。（刘鹏 山东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