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22-7-20中国中医药报
谢朝丹
上海中医药大学
•“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中医学养生保健和疾病治疗的整个过程。中医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是社会治理的灵魂所在。
•“治未病”思想的根本原则在于通过预先采取措施来防止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同样，作为领导干部，也应有“治未病”的观念与智慧，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中医的阴阳学说充分体现了中医辩证思维的智慧。在进行战略谋划和处理各种矛盾关系，也要注重运用辩证思维。
医道通于治道，自古由来已久。中医药学不仅包含医病医人的诊疗理论，还体现着医世医国的治理智慧。
早在春秋时期，《国语•晋语》就提出“上医医国，其次疾人”的理念。《吕氏春秋•审分览》有“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的观点。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提炼出“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医有三品”说。清代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进一步指出治身与治国的相通之处，即两者都需要“施治有时，先后有序，大小有方，轻重有度，疏密有数，纯而不杂，整而不乱”。明代刘伯温《郁离子》则将治国与治病做比类：“治乱，证也；纪纲，脉也；道德、政刑，方与法也；人才，药也。”
清代尤怡的《医学读书记》亦记载：“夫治病犹治国也。治国者，必审往古理乱之事迹，与正治之得失，而后斟之以时，酌之以势，而后从而因革之；治病者，必知前哲察病之机宜与治疗之方法，而后合之气体，辨之方土，而从而损益之。”
可见，中医药“小以喻大”，通过挖掘中医药文化蕴含的治理资源，可拓展中医药文化“资政兴邦”的经世价值，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慧支持。兹从以下几点举例阐述。
仁术与仁政
“医乃仁术”，是传统医家对医学价值的高度凝练，也蕴含“医者仁心”的医德伦理诉求。而爱民、利民、惠民、富民等民本思想是传统“仁政”理论的核心，“仁政”也是传统士大夫孜孜追求的理想善治。北宋名臣范仲淹少时祷告神灵，问日后能否当上宰相，卦象示以不能。范仲淹又祷告“不然，愿为良医”。于是，就有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励志名言。
良相与良医的互通之处在于“仁心”这一价值基点。主政一方的官员身居要位，要求为官者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仁爱为民，德操清正。而医者面对是患者的健康和生命，亦需怀揣普渡众生的仁爱之心。晋代杨泉在《物理论》中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达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从心术到智慧，再到品行，对医者的要求与对从政者的要求如出一辙。
以人为本
《黄帝内经》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南宋肖纲《劝医论》有言：“天地之中，惟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强调：“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可见，中医关注的核心始终是人。
“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中医学养生保健和疾病治疗的整个过程。如中医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养生保健思想。治疗方面，中医同样秉持“以人为本”，认为先天禀赋、饮食、天气等因素的不同，会导致不同个体的病理状态存在差异，因此治疗方案也应做出调整，正所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应之于治理，中医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社会治理的灵魂所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把以往的“管理”概念改成了“治理”。相比于“管理”，“治理”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当然，社会治理中的以人为本，不是以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利益为本，而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即“以人民为中心”。
上工治未病
治未病思想是古代医者治病的最佳方案。治未病思想出自于《黄帝内经》，其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认为不“治未病”，不“治未乱”就好像口渴以后再去挖井，发生战争以后再去铸造兵器，为时已晚。
“治未病”思想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要求人们未病养生，防病于先；已病早治，防其传变；瘥后调摄，防其复发。
可见，“治未病”思想的根本原则在于通过预先采取措施来防止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同样，作为领导干部，也应有“治未病”的观念与智慧，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夏热资皮，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将矛盾化解在基层，避免“先污染，后治理”“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生成。如若“已病”，则须对症下药，终究不如治未病为上。
标本兼治
《黄帝内经》曰：“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者，是谓妄行”。（《素问•标本病传论》）意为：要了解疾病“标”“本”之间的关系，如此就可正确治疗、万无一失，否则就是胡乱诊治。《景岳全书•
标本论》进一步指出“病有标本者，本为病之源，标为病之变”“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标本兼治观点。
反腐倡廉需要坚持标本兼治。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坚持标本兼治，既认真解决“四风”方面的问题，又注重通过强化理想信念、规范工作程序、完善体制机制抑制不正之风。大量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表明，既要夯实治本的基础，又要敢于用治标的利器。一手抓惩治，一手抓预防，两手都要硬，是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的有效方法，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制胜之道。
顺而人和
《黄帝内经》中岐伯有言：“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灵枢•师传》）在岐伯看来，无论治国还是治家，都不可倒行逆施。所谓顺，不仅仅是医学上的阴阳、经脉、气血的顺逆，还指对待百姓时，要全心全意，尊重民心民意，不能独断专行。可见，“顺”本质就是强调要和谐，强调政通人和。
国家治理亦是如此。所谓“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心”二字的威力不容小觑。历史充分证明，谁能时刻谨记“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做到亲民、爱民、为民、利民、富民、安民，谁就能得到人民真心的拥戴。
反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垮台的根源，无不在于失去民心。这警示我们领导干部，干事创业一定要深入民心、倾听民意。工作有没有成效，不是看报告里写了多少数据，而是看人民群众是否拥护、赞成、满意。要把为老百姓办的好事落到实处，真正做到解民忧、解民怨、暖民心。只有这样，民生工程才能赢得民心。
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的主要特征是坚持事物普遍联系、世界永恒发展、矛盾对立统一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中医的阴阳学说充分体现了中医辩证思维的智慧。《黄帝内经》对此有详细阐述。首先，阴阳双方表现为相互排斥、彼此对立的关系。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其次，阴阳之间又是统一的，两者相互依存。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此外，阴虚引起阳亢，阳虚引起阴盛，一方状态的改变会引起另一方状态的变化。阴阳双方还互相渗透，如《素问•天元纪大论》言：“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在进行战略谋划和处理各种矛盾关系时，也要注重运用辩证思维。首先，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必须正确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第二，世界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必须坚持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是相互联系、不可割裂、辩证统一的关系。第三，在立足于全局、注重统筹兼顾的同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
以重点带动一般。第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
整体观念
《黄帝内经》云：“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是中医在分析人体健康状况和疾病诊治方面的一种重要思想。
在分析人体健康状况方面，一方面，中医学认识到人体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如《黄帝内经》指出：“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灵枢•五（癃）津液别》）可见，人体的津液流入和流出与自然界天气和温度变化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中医学认为人体和自然一样，有着共同的本质特征，遵循同样的价值取向，故有“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的论断。如《黄帝内经》云:
“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素问•天元纪大论篇》）这里把天的五行、五位以及寒暑燥湿风之“气候”，与人的五脏、五气以及喜怒思忧恐之“情绪”一一对应起来。
在疾病诊治方面，中医强调要结合病因和证候，如四时气候变化、病人禀赋强弱、年龄大小以及发病原因，证属虚、实、寒、热之别，患者的神色、脉搏、舌苔的表现等等，而不是孤立地看“病”或“证”。
中医的整体观念和现代思维方法中的系统思维颇有相似之处。所谓系统思维，就是把人们的实践对象放在系统形式中加以考察，立足整体，围绕目标，统筹全局的思维方式与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从强调“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到要求“树立‘一盘棋’思想，把自身发展放到协同发展的大局之中”，再到提出“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都是系统思维运用的光辉典范。
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治理智慧。在新的时代方位新的历史征程上，应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引领，结合当代中国治理实际，发掘并凝练中医药文化所蕴含的治理精髓和治理基因，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文化滋养。
摘自2022-7-20中国中医药报
自古以来，对从医者，包括对医科学生的挑选都是十分严格的。必须品德高尚、热爱中医，加上聪明好学，才有可能获选。《素问•金匮真言论》明确提出“非其人勿教”，不是适合学医的对象，绝对不教。
公乘阳庆为西汉医学名家。他家资殷富，从不轻易收授学徒，就连自己的子孙也不教。当他看到淳于意十分喜爱医学，而对待老师又很恭谨时，便破例收了这个学生。并且很高兴地对淳于意说：“我家中富足，只因心中喜爱你，才想把自己收藏的秘方和书全教给你。”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三十岁时始攻《素问》，四十多岁游学各地，遍访名师。当他得知在武林（今浙江杭州）修道的罗知悌擅长医学时，便毫不犹豫地前往拜师。罗知悌是金代名医刘完素的再传弟子，旁通张从正、李杲的学说，颇负盛名，但为人傲慢。朱丹溪前后往返十次，罗氏竟不开门接见。朱丹溪求师心切，并未因此而灰心，恰恰相反，他“志益坚，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后来，有人告诉罗知悌，向他求教的并非无名之辈，而是颇有名气的朱丹溪，罗知悌大受感动，于是整理衣冠出来接见。二人交谈甚欢，犹如故旧，只恨相见之晚。罗知悌尤喜朱氏之精诚好学，便倾囊倒箱，和盘托出。朱丹溪跟随罗知悌学医一年有余，果然医技倍增。
自古学医重好学，好学是一种态度，态度决定思想，思想决定行为。只有热爱中医学业的人，才会专心致志地钻研医学知识，才会将学到的知识用于治病救人。
（石朋庆）
——《医道求真录》评介
摘自2022-7-20中国中医药报
孟庆云 中国中医科学院
古人云：一丝而累，以致成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近日读张德超先生所著《医道求真录》，正是一部寸累丈匹的袖珍之作，寸中见妙，丈示医意，匹而多创。
张德超1937年生于中医世家，有家学，这是他与中医药的缘分之一；就读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之后又执贽于名医岳美中大师门下，这是缘分之二；广交学贤，践履笃行，和任应秋、董建华、方药中、邓铁涛、王世民、岳沛芬及诸高第传人张荣春、倪诚、张蕙等互砺切磋，是缘分之三。
缘而入道学业，学业兴致临证，临证唤发感悟，感悟真知累属。《医道求真录》论学术，讲临床，体传承，述验方，是以艺进道的精湛隽雅之品，诚如陈立夫先生题词所说“智及仁守，以竟全功”。
寸中见妙
书中“阳明血分证治”的述作足堪“寸中见妙”，气血多少是“人之常数”，与经脉有关，是人的禀赋。但人体各经气血多少，不仅《黄帝内经》与《针灸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论述不同，就是《素问》与《灵枢》诸篇所论也不同。可对于阳明经是多气多血这一点，诸书说法一致。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以多血多气论述阳明病，或受运气学说阳明气化为燥的影响，或与临床接触阳明血证不多有关。这一时期，临床上阳明多血的问题有所疏失。20世纪70年代，临床一听说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症便有所畏惧。直到80年代，提出了用桃仁承气汤治流行性出血热的伤寒蓄血证。张德超以自身的学术素养和临证经验撰写论文《略论阳明血分证治》，发表在《北京中医》杂志1986年第4期，文章指出发斑、发黄、吐衄、蓄血证是阳明血分四大证，并提出相应的治疗方法，为重症肝炎、流行性出血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尿毒症、败血症等的治疗开辟了新思路，是经典理论在现实中得到妙用的典范。
文示医意
用承气汤治疗多科多种急重症及急腹症等，可彰显张德超“文示其意”之功力和技巧。“医者意也”，是医家运用意象思维的一种境界。承气汤类方在唐宋以降，医家以为救命法宝传承；《伤寒论》南朝秘本，以“辨可下证”述论；《伤寒论》敦煌秘卷乙本，则记“承气入胃，阴盛必夭也”。此皆从不同侧面深引又略有出入，实则理论深远，应用广泛。《易经•乾卦》“亢龙有悔”，《黄帝内经•素问•六微旨大论》言“亢则害，承乃制”，张仲景是针对阳明亢盛而承其气者。20世纪60年代，天津市南开医院以“南开四法”研究名著全国，其中“通里攻下”即承气之法。而早在《中医杂志》1956年第2期，张德超就以《关于承气汤的初步研讨》为题发表论文。继仲景以“急下存阴”用于阳明病，又用于少阳病，到吴鞠通《温病条辨》创牛黄承气汤等三方用于治温病，而天津市南开医院以大承气汤治肠梗阻，皆意也。笔者还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王本正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以工程控制论原理分析，说承气汤之用是“快速通过不稳定区”，意而奇妙者也。
匹而多创
《医道求真录》的24论和所创的55个方子自成体系，论中和方中皆有创新点。临证处方，巧而有据，用药轻灵，知是吴派传统。带艺投师北上，也疏辞其根。其论总是探颐而发，旧中有新，新仍不离根，无傍人篱壁，无遑论播弄。简古雅奥，浸馈尤深。集腋成裘，集创为特，成为张德超风脉独有的特质，风是风格，脉是传统文化的学脉。
此书18.6万字，是张德超60年学术功力之升华，示人以五真：一是读经典而知真；二是拜名师而知真；三是结益友博通识真；四是传薪弟子以继真；五是精诚临证疗效之真。此为笔者研读后的心悟。
读懂中医学原理的通俗之书
(2022-07-19
04:02:31)[编辑][删除]
——为《中医学原理通论》作的序
摘自2022-7-18中国中医药报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永炎
中医学是在华夏文明，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哲学宇宙观及其方法论的视角下，研究生命、健康与疾病变化规律的一门医学，涵盖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等诸多领域，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诊疗理论及实践方法的医学体系，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属性，科学为人文奠基，人文为科学导航。“大德曰生”，仁德中和，“无朴纯素”，文明互鉴，水乳交融，协调发展，成就了中医学的生生不息。
中医学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始终遵循“实践积累—经验重建—实践检验—理论发展”的轨迹，螺旋式上升而形成知识科学，类似公理性的理论内核，最终以“中医理论基本原理”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指导中医临床诊疗实践的基础。诚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说：“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中医理论是历代先贤“经过亿万次的重复”的智慧结晶，是许多学科的“元理论”，类似于“公理”。
中医学对人体生命现象、疾病的认识、诊察及其防治的原则和方法，是中医学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防治疾病、维护健康是医学的终极目标，理论的指导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保障。
中医学基本理论框架，具有普适的价值、稳定而开放的结构以及永续的发展动力，体现为以此框架为内核，全方位、全过程地不断纳新，积极吸收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科技等最新成就，许多来自海外的文化、医学思想和实践技能、药物、诊疗技术和方法也都融入其中，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富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兼收并蓄、多元共存、理论与实践体系完整的中医学。
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往往体现在认知世界方法论的不同上。在不同的方法论“映照”下，大千世界往往被投影成唯有族群自己才能够看得见和看得懂的样子。不同文化族群对所见之物的认知往往各自有别，即便是同一种族，不同学科之间也会存在此般差异，中西医学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或源自于此。但无论如何，任何一种理论都应是自洽的、彻底的、扎实的、致用的。当今不同质、不通约的学术，开始由幽玄向显明转化，文明互鉴的路上，中医学人要敏感地去迎接高概念数字化的新时代。
中医学的自洽性保证其按照自身的逻辑推演，至少自己可以证明自己不是矛盾的或者错误的。科学研究本身遵循自洽性，是建立于客观基础之上的。一个理论或者方法不能够满足自洽性则会不攻自破。
“理论彻底才能征服人”，所谓彻底就是要抓住中医学的根本，就是坚持中医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重始源并以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文化自信，我主人随，不断开辟中医学发展新境界，永葆中医学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构建一个学科、提出一种学说、诠证一种假说，理论的根基都必须牢固坚实，这是根本。中医学的根基是临床实践，疗效是硬道理。理论研究不只是为了解释实践，更重要的是指导实践，通过理论推演深化诊疗经验，以中国科技哲学指引经验，重建进而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共识疗效，服务民生。
对于任何学科来说，若没有理论思维，它的整体水平、整体层次是不高的。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始终笃信，中医不仅是实践医学，而且是理论医学，其突出标志就是把以往医学实践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进行总结归纳，上升到理论，形成概念、原理、规律、法则，进而应用理论指导实践，趋利避害，解决实际问题。回首宋明理学之时繁荣的“玄学大帜”，近三百年中国哲学因太虚原象思维被悬置，少有原发创生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离不开哲学，象、数、易、气、神一体，周易是中国间性论的根基。
当然，对中医学概念的误读、误解往往会导致对中医理论体系乃至整个中医学的错误认知，必须正本清源。唐代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指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此虽为治国理政之言，但对中医学的守正传承、创新发展而言，同样应该遵循。
《中医学原理通论》的主编胡镜清研究员曾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所长，从事中医科研、教学、临床、管理多年，敏思善行，潜心于道，学验俱丰，在中医药诸多领域有所建树。有感于中医理论内涵博大精深，业内人士尚有望洋之叹，遑论中医爱好者？遂发编纂之心，奋捭摩之志，组织来自全国8所中医药大学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的同道，旁征博引，论证经年，攻坚克难，完成此书。余观其书颇具特色，为守正创新之作。
从结构来看，该书分为总论篇、生命篇、疾病篇、防治篇和民族医药专篇。全书打破了学科界限，将中医基础、诊断、针灸、中药、方剂等学科基本理论及研究与理论应用相贯穿，彰显中医学治病之理与愈病之理，消弭学科之间的分野，融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于一体，对中医药各个学科都有普适性指导意义，是共同的理论基础。
其中，总论篇从中医学的概念、特点谈起，简要勾勒中医学发展历史，重点从道、儒、佛等方面梳理中医学的文化基础；生命篇介绍了中医学的生命观，中医是如何认识生命的肇始、生命周期和节律以及中医的生理学等内容；疾病篇说明中医学是如何认识疾病的病因、发病和如何进展的，以及中医如何通过辨证来诊断疾病；防治篇介绍了中医治疗学的主要内容，包括中药、方剂和针灸等多样治疗技术和方法以及中医特色健康管理学——养生与治未病；民族医药专篇则简要介绍藏医、蒙医、维医、傣医的基本内容，以之为例，展现少数民族医药作为中医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概貌。可谓博而不繁，详而有要，一卷在手，概览无余。
从内容来看，本书介绍了中医学“理、法、方、药”的具体内容，涵盖面广，核心要素突出，重要知识点普遍涉及而无遗漏；着重剖析、介绍其背后的原理，努力还原历史文化视角下的中医学，尤其关注从中国古代哲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视角，来讨论中医学基本原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名责实，深入浅出，可谓考证详明，多有发挥。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不仅严格“守正”，还不忘“纳新”。对于经典理论，勇于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和论述，反映近年包括诸位作者在内的许多中医药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不避个中纤介之失，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的常态。
从表达形式来看，本书一改中医著作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传统表现手法，尽量少用或不用古文；但在文义的表达上，坚持“信达雅”原则，寻求专家共识，且尽量保证语言的通俗化；同时为检验通俗效果，还特别邀请几位热心的非中医药专业背景专家试读，给出修改建议。通解中医学，对深入理解孕育中医学的古代文化至关重要。基于此，本书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认知背景加以介绍，既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供方便之门，又为学习中医人士登堂入室指明路径，种种深意尽在其中。
从读者来看，本书受众广泛，非常适合非中医药专业人员学习了解中医，有提纲挈领、由博返约之功，而无冗杂枯燥、艰涩难懂之虞；对于中医药专业人士而言，本书可作为授课书、温习书、案头书，开卷有益。此外，本书除介绍理论外，还简要介绍了非药物疗法，包括针灸、推拿、刮痧、拔罐、放血、药浴、穴位敷贴、祝由等，读者虽不能按图索骥，但可以含菁咀华，理解其中的应用法则，庶几一隅三反、触类旁通。
总之，这是一本较为系统、通俗介绍中医学的学术著作，其中凝聚着当代中医基础理论领域志同道合之士团结协作的心血。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同心协力“办大事”，这样的协作精神值得大力提倡，尤其是在基础研究和理论求索的专题领域。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主编镜清先生邀余作序。体作者之仁心，感中医欣逢盛世，乐观厥成，故为之序。
王子接：叶天士尊崇的老师
(2022-07-19
04:01:34)[编辑][删除]
摘自2022-7-18中国中医药报
蔡叙东 广州中医药大学
据传，叶天士师从“十七师”。这一传说不知从何而来，当为叶天士博览群书、融汇百家之义。
在叶天士的医案中，经常出现的前代医家很多，如张仲景、“金元四大家”、张景岳、缪希雍、王肯堂、孙思邈、喻嘉言、朱肱、许叔微、王子接等，其中王子接被叶天士尊称为“王先生”。
叶天士重视阳明厥阴的关系，即肝胃关系，其实是受王子接的影响。如《临证指南医案•卷一•中风》：“包
老年隆冬暴中，乃阴阳失交本病。脉左大右濡，内风掀越，中阳已虚。第五日已更衣，神惫欲寐。宗王先生议，阳明厥阴主治法以候裁。”这段话中的“王先生”即王子接。王子接很重视肝胃关系，并自制安胃汤。叶天士曾在自己的医案中标注：“阅王先生安胃一法，最为卓识。”（《临证指南医案•卷四•呕吐》）此处提到的“安胃一法”应该就是指王子接创制的安胃汤。
1929年，汪绍达辑《回澜社医书四种》中，有署名作者为叶天士的《叶天士家传秘诀》，书中序言提及“自受学于王子接始能贯通各科”。王子接，字晋三，苏州人，著有《绛雪园古方选注》，书中自序部分落款：“雍正十年（1732年）九月望后六日
古吴王子接晋三序并书，时年七十有五。”根据这段话推算年龄，王子接出生于1657年，比叶天士大10岁。
《绛雪园古方选注》中关于奇经八脉用药、辛润通络法、调和肝胃法、左升右降论等，对叶天士的学术影响非常大。同时书中所列的小温中丸、王荆公妙香散、斑龙丸、天真丸、固精丸、威喜丸、黑地黄丸、资生丸、外台茯苓饮、大顺散、进退黄连汤、玉壶丹、回生丹等方剂皆常在叶天士医案中出现。叶天士所著《临证指南医案》最后附录方剂玉壶丹方下言：“古吴王晋三先生得异授制法，当宗之。”王晋三先生即指王子接。
综合各方资料，叶天士师承王子接应是确切无疑的。叶天士与王子接皆为苏州人，年龄相差仅10岁。要理解叶天士的学术思想，必须研读王子接的著作。
王子接先学儒后学医：“余制举之余，从事于医，力学者二十余年。燃松继晷，研寻古训，所著《脉色本草伤寒杂病》一书，自谓有得。迨年逾五十，始窥古圣贤窔奥，乃知从前急于著书，尚觉卤莽，深自愧悔，尽付之火，然立言明道之心，至老未能或忘。”（《绛雪园古方选注•自序）。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子接是一位非常认真严谨的医家，勇于自我否定。王子接因为对自己的早期医学著作不满意，竟然在五十岁那年把自己过去辛辛苦苦写的书全部烧掉了。之后，王子接重新提笔写《绛雪园古方选注》一书，直到他七十五岁时才写完，中间历二十五年，可谓是反复雕琢之品。
《绛雪园古方选注》是一本水平较高的方解类书，可以作为方剂学习的核心参考书之一，里面除了张仲景的经方之外，还汲取很多宋明方书，如《圣济总录》《严氏济生方》《普济方》《普济本事方》以及“金元四大家”的方子，可谓是集大成的著作。
张琦：亲自为民诊病的常州文官
(2022-07-22
04:21:20)[编辑][删除]
单德成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省常州市画家章晓都所作张琦人物像。
在中医界，有一些人既是提笔便能写出锦绣文章的大家，也是出手即可治病救人的中医大夫，一旦坐衙又是爱民如子的好官，例如汉代张仲景、明代王肯堂。清代常州的张琦亦是如此，在文学、医学、政界各个领域均有建树。《中国医籍提要》和《清代七百名人传》均记载了张琦。
张琦（1764—1883年），初名翊，字翰风，江苏常州人，是遗腹子，生活极为贫寒，依靠母亲与姐姐纺织为生。贫苦的童年没有使他向命运屈服，反而培养了砥砺前行之志、胸怀怜悯之心、体恤民情之德。
博极医源释中医经典
张琦一家多经变故，大儿珏孙和次女公式英夭折，促使张琦学习医学、精研医学。他博极医源，精通医术，一生著作颇丰，《素问释义》十卷和《本草述录》六卷两部著作均成书于清道光九年（1829年）。他还对《庄氏慈幼二书》做了批注，此书是武进儿科名医庄一夔（1743—1827年）所著，庄一夔官至湖北荆门州吏目。
明清时期，由于考据之风盛行，不少医家对典籍尤其是《黄帝内经》《难经》等进行大量的考证和注释工作，促进了中医理论的传承与发展，张琦就是其中一位医家。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素问》原9卷，共81篇。唐代王冰补注释此书时，改为24卷，其为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之一，较系统地反映了秦汉以前我国的医学成就，成为中医理论的渊薮。张琦《素问释义》一书，根据王冰注本的《素问》篇次，逐对原文重予校勘注释，出错简脱衍者不下数百条，其校文以意定为多，间引《针灸甲乙经》等书为证。注释以采取前人之说为主，亦时抒发己见，并特别参考了黄元御之《素灵微蕴》、章合节之《素问阙疑》二书，撰为是书，以疏通经旨。书中对经文采取了“疑者阙之、讹者正之”的方法予以考证注疏，平易近人，深入浅出，颇便于后学者释疑解惑。
张琦在《素问释义》书中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阐述阴阳互根互用而重阳抑阴；二是精辟地论述了阴阳对立制约的关系；三是阐述病机多从肝脾郁陷立论，把肝脾不能正常升达称为郁，郁而不升即为陷；四是发展了相火学说，明确相火统于心，为心所主，强调肾对相火的秘藏作用。
张琦依据《本草述》节录成《本草述录》，与《素问释义》同时成书于清道光九年。书中收载药物近五百种，按类阐述每药的性味、归经、主治、功能、附方等内容。其后江苏阳湖人蒋溶又在张琦节本基础上再加辑补，成《萃金裘本草述录》。张琦学生包诚在其节本药物基础上，以十二经络为经，十剂为纬，列成《十剂表》。
大疫之年于行署大堂行医
张琦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中举，五十岁后始为吏，以誊录议叙知县。之后近十年奔走于河北、京师一带。道光三年历任山邹平、章丘知县。道光五年，任馆陶知县，在馆陶八年，卒于任上。
为官期间，他断案公正，爱民如子，在大疫之年效仿医圣张仲景，在行署大堂诊病行医，亲自为民诊病，活人无数，口碑极佳。《武进阳湖县合志》记载他“治县时，值大疫，全活甚众”。
张琦得到“政绩尤著”的评语是他在馆陶知县任上。他刚一上任就遇到了旱灾及大风，造成麦苗死亡，百姓因饥饿聚集抢掠。张琦组织百姓抗灾，并搜捕带头抢掠者，打击屯粮居奇的富户。县民对张琦极为拥戴，认为他是个能吏清官，他的事迹被收录于《清史稿·列传·循吏三》。
张琦家教有方，不仅女儿才华横溢，儿子张曜孙传承衣钵，为清道光举人，官至湖北督粮道，能承家学，工书善文，精通医术，是清代较重要的妇产学家。
周辉等在《清名医张琦与张曜孙生平考略》一文中，披露了一段感人细节：“张曜孙跟随琦居馆陶，父死，以贫未能归葬，以行医自给，久之始得归葬。”张琦父子二人均清贫自律，令人感叹。
“一门联吟”创常州词派
除了为官中正，精通医术，张琪还擅长文学创作，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常州文化自春秋肇兴，经齐梁唐宋，至清代达到巅峰，产生了常州学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常州画派、孟河医派等五大学术流派。常州词派创立于嘉庆二年（1797年），其标志就是张惠言、张琦兄弟合编的《词选》出版。《词选》序中提出的词学主张成为常州词派纲领性宣言，被誉为“高出前辈，发前人所未发”，从而奠定了张氏兄弟一派宗师的地位。
张琦的妻女在他的言传身教下，都擅长诗词，流传有“一门联吟”的风雅佳话。张妻汤瑶卿擅长吟咏，有《蓬室偶吟》一卷，附在张琦《宛邻诗》之后。张门四女，皆能诗文。长女英，有《谵菊轩初稿》四卷；次女（绞丝旁+册，见PDF）
英，有《纬青遗稿》一卷；三女纶英，有《绿槐书屋诗》三卷；四女纨英，有《餐枫馆文集》二卷、《邻云友月之居诗》四卷。四女纨英的诗集还曾冠以《阳湖张氏四女集》合刻。张琦一家的诗词情怀构成“胸中有丘壑，眼底有流水，笔下有平仄”的独特风景。
重构身心疾病的中医辨证体系
(2022-07-21
04:37:28)[编辑][删除]
摘自2022-7-20中国中医药报
阎兆君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中医学原本存在从志意辨证角度分析解决精神行为问题的思路和方药。然其在传承中曾被遗失，究其原因，对性、情、欲、五志生理概念异质性的忽视是关键因素。
•志意辨证通过中医学志意、精神、魂魄、君相辨证方法，将精神动作行为疾病表现进行类分，确立相应的调谐志意、精神、魂魄的治法与方药针穴，并应用于临床实践。
从中医学健康观出发，可以把病证划分为内伤病、外感病以及常伴身心共同症状的精神动作行为病，不同疾病各有其相宜的辨证法则。若辨证思维和方法模糊、阙如，则会影响精神行为病证诊疗技能和疗效的提高。因此，临床需要探寻与精神动作行为病相宜的辨证思维和方法。
志意辨证理论回溯
理论雏形丢失及其原因
《素问•疏五过论》发现并描述了脱营、失精，认为这种病证的病因为尝贵后贱，形成途径不属外感，疾病来源从内发生，病位不在藏府，临床表现不变躯形，事实上，已经开始认识到该病证类属的存在，并且有了区分志意病、形体病类别及选择各自相宜辨证论治方法的趋向，存在神有余、神不足、志有余、志不足的类证精神行为改变的雏形。《神农本草经》萌芽类分志、意、精、神、魂、魄病证治疗用药体例，南北朝、隋唐时期，丰富发展志意证治理论并运用于临床实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确立了安魂、育神、定魄、守志的药用功效理论。但是，志意证治理论扩展应用至宋代，临床出现精神行为异常与脏腑损伤的形体病证辨证方法不能严格区分的端倪。金明以降，处于雏形萌发状态的志意类证理论逐渐被遗失。
从历史观言，中医学原本存在从志意辨证角度分析解决精神行为问题的思路和方药，即论裁志意，本有法则。然而，这种辨证体系曾在传承中被遗失，其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对性、情、欲、五志生理概念具有异质性特点的忽视是关键因素。宋代以后，临证之际，不再重视情与志的不同，及五志之间的区别、七情之间的辨析，淡化了精、神、志、意、魂、魄、君、相对精神动作行为调控的非线形特征。从发展观言，志意是比精神意识、魂魄感知、适应性、七情情感更高层次的调控，《灵枢•本脏》说“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早已是领跑现代精神心理学，所以恢复针对身心疾病的中医辨证体系至关重要。
修复和重构志意辨证理论体系
生理上，志、意、魂、魄、精、神藏舍于脏，通过经、髓、节，与呈现精神动作行为改变的形骸等显象器官相联系。精神动作行为的和谐健康需要精、神、志、意、魂、魄强盛并正常，及其相互间的制约和谐，并且脏腑、经髓、形骸器官的结构、生理功能均正常。
精神行为病证的发生受多方面影响，既有先天禀赋或后天因素造成的精、神、志、意、魂、魄本身的有余、不足、异常，又有精、神、志、意、魂、魄之间的失调，脏腑病变引起的藏舍异常，经、髓、节的阻滞与开阖失节，形骸器官的结构完整性损伤和感、觉、识、显、用功能的失常等。
笔者在中医学志意证治理论及方药文献系列整理聚类分析的基础上，将中国古代心理思想中志意观、魂魄观、精神观引入中医领域，进而修复和重构志意辨证理论体系。志意辨证是关于抽动、多动、焦虑、应激、恐惧、抑郁、癫痫、强迫、躁狂、孤独、攻击、自残、成瘾、依赖、癔症、排泄障碍、进食障碍、睡眠障碍等精神动作行为异常病证的辨证体系。志意辨证通过中医学志意、精神、魂魄、君相辨证方法，将精神动作行为疾病表现分为志有余、志不足、志不定以及意有余、意不足、意任，魄有余、魄不足，魂有余、魂不足，精亢、精弱，神越、神不足等证候类型，确立相应的调谐志意、精神、魂魄的治法与方药针穴，并应用于临床实践。
志意辨证理论体系框架
笔者在《内经》志意理论指导下，结合藏象学说内涵，提出和划分志、意、精、神、魂、魄、君、相的现代精神心理行为学内涵，并落实于临床证治实践中，修复和重构以志意辨证、精神辨证、魂魄辨证、君相辨证等为主要内容的志意辨证理论体系框架。
志意辨证
志意辨证主要由志证辨证、意证辨证以及志意失谐证辨证三部分组成。
志证辨证主要通过比较志行、志功、志敢、志气、志觉关系的路径，来分辨正常状态志坚或病理状态志不足证、志有余证、志摇证等。其中，志行辨证把行为与志坚结合起来，实现了从行为辨志证的临床实践；志功辨证把人志于行为的动机与行为效果联系起来作为观察判断指标；从判断行为的能力强弱和稳定持久与否可实现志证辨证；志敢辨证把志与勇敢联系起来，关注行为的勇怯强弱、志与敢的和谐与否；对于志气辨证，人的意志与情感行为有消长制约的特点，志可以统御情感动作行为，因而可从行为控制力及志气相胜辨志；对于志觉辨证，志是人具有自觉能动性的心理行为活动的主宰，因而可以从志的自觉能动性辨志证。对于志不足证，治以强志增志，参考方药为益志方（代表药物为巴戟天、远志、当归、柏子仁）、强志散（代表药物为人参、巴戟天、远志、茯苓、山药）。对于志有余证，治以抑志安志，参考方药为抑志散（代表药物为苦参、防风、天麻、龙骨、柏子仁）、安志散（代表药物为龙眼肉、人参、天麻、丹参）。对于志摇证，治以坚志定志，参考方药为坚志方（代表药物为莲子、石斛、山药、柏子仁、木香）。
意证辨证主要通过比较意向、意恒、意营、意欲关系路径，来分辨正常状态意定或病理状态意不足证、意有余证、意任证等。对于意向辨证，意是具有明确目的与方向的心理活动，临床把意的指向性与选择性作为意证辨证分类指标；意恒辨证通过考察意与恒的关系进行分类；意营辨证规定了行为方向，可以从意行关系辨分证型；意欲辨证可以从意的外显性适度与否进行意证辨证。对于意不足证，治以补意强意，参考方药为升补意气方（代表药物为柴胡、升麻、淫羊藿）；对于意有余证，治以小意安意，参考方药为强志小意散（代表药物为人参、巴戟天、远志、山药、生地黄）；对于意任证，治以强志定意，参考方药为强志定意扶相散（代表药物为生地黄、人参、巴戟天、远志、柏子仁）。
志意失谐证辨证主要通过志与意的比较，区分志不御意证、意不谐志证、志意分离证等。志不御意证表现为志意失谐、志弱意亢，治以强志定意，参考方药为强志定意安养散（代表药物为人参、巴戟天、远志、柏子仁、桑白皮、益智仁）；意不谐志证表现为志意失谐、意弱志亢，治以强意定志，参考方药为强意定志煎（代表药物为生地黄、人参、巴戟天、远志、柏子仁）；志意分离证表现为志意失谐、志弱意衰，治以坚志强意，参考方药为坚强志意方（代表药物为山药、柏子仁、莲子、石斛、木香）。
魂魄辨证
魂魄辨证主要由魄证辨证、魂证辨证以及魂魄失谐证辨证三部分组成。
魄证辨证主要通过观察精神、动作、行为，尤其感觉、运动、反射等本能功能活动驭收能力，分辨出驭收正常的魄强以及驭收不力的魄弱证、驭收过度的魄亢证等。对于魄弱证治以强魄摄魄，参考方药为强魄散（代表药物为龙眼肉、山药、北沙参）；对于魄亢证治以安魄抑魄，参考方药为镇魄方（代表药物为龙骨、麦冬、熟地黄）。
魂证辨证以精神、动作、行为，尤其思维、想象、评价、决断、情感与外界交流并反馈回机体的活动能力为观察指标，发用正常适当者为魂强；发用不力者为魂弱证，治以强魂壮魂，参考方药为强魂散（代表药物为龙眼肉、枸杞子、柏子仁）；发用过当者为魂亢（魂越）证，治以安魂定魂，参考方药为镇魂方（代表药物为桑白皮、龙骨、琥珀、桑螵蛸）。
魂魄失谐证辨证主要通过魂与魄的比较，实现魄不谐魂证、魂不谐魄证、魂飞魄散证的类分。魄不谐魂证表现为魂亢魄弱，治以镇魂强魄，参考方药为小志定镇散（代表药物为天麻、龟甲、防风、原则、吴茱萸、生姜）；魂不谐魄证表现为魂弱魄亢，治以强魂镇魄，参考方药为强魂定魄散（代表药物为巴戟天、仙茅、黄芪、柏子仁、麦冬）；魂飞魄散证表现为魂魄皆弱，治以敛魂强魄，参考方药为敛魂强魄方（代表药物为酸枣仁、龙骨、龙眼肉、茯苓）。
精神辨证
精神辨证是观察各种生命机能聚集充沛的情况，来分辨处于正常状态的精沛或异常状态精不足、精亢、精淫等。同时观察各种生命机能尤其是动作行为等能力显明的强弱与和谐程度，分辨处于正常状态的神明或异常状态神不足、神越、神乱等；精神失谐证辨证则可分辨出精不谐神证、神不谐精证、精神分离证等。
君相辨证
关注各种生命功能，主要观察性、情、欲、行为、动作的动静止用与平衡灵活等情况，可分为君火不足证、君火旺证。同时把相火当位作为观察指标，可分为相火不足证、相火妄越证；比较君相关系，通过君相失谐证辨证可分辨出君不谐相证、相不谐君证、君相分离证等。
志意辨证与其他辨证的关系
志意辨证是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成熟有效辨证法则的守正与补充。
研究《内经》《千金方》等中医典籍文献发现，中医学对精神动作行为异常病证不同阶段的规律有深刻认识。初期为只有精、神、志、意、魂、魄本身有余或不足，气血无紊乱、五藏无失调和虚损阶段；中期为魂、魄、意、志、精、神异常，血气紊乱，五藏失调，渐有形体损伤病证，为心身共病阶段；最终阶段为血气耗伤、脏腑形体损害阶段。
初期适宜志意辨证，中期适宜志意辨证与脏腑气血辨证并用，至脏伤形损阶段，可选择脏腑辨证。同时，精、神、志、意、魂、魄病证，既包括精或者神、志、意、魂、魄本身的有余、不足、异常的本证，又包含精、神、志、意、魂、魄之间的失调的合证，藏舍、显象形骸器官异常等兼证。正是由于病因、病机、病程阶段的差异性，导致精神动作行为疾病有精、神、志、意、魂、魄的本证、合证、兼证区别，相应辨治方法应随具体情况侧重和取舍。
通过临床实践可知，身心疾病应建立符合自我病症特色的辨证体系，将志意、精神、魂魄、君相辨证不加选择和取舍地混用于脏腑气血形骸损伤病证及外感病证中，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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