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22-4-28中国中医药报
祝世讷
山东中医药大学 马淑然 北京中医药大学 薛公佑 华侨大学
“疾病本质的性质判定”是医学界争论的焦点。按系统论思想,疾病本质是功能性的,该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医系统论的功能性原理上。
何谓功能性原理
功能性原理是中医系统论的第五原理,揭示、总结了人结构与功能的复杂特性。该原理表述为:人的生命是物质、能量、信息运化的系统,运化功能是根本属性,它形成并调控结构,人的病变在本质上首先是功能性的。
还原论医学注重器质性病变
人的疾病既有功能性的,也有器质性的,此两者间必然有客观内在关系,但是,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却几乎处于“各执一端”的状态。
西医在还原论、实体中心论、实体主义的影响下,认为实体是本原的,实体结构异常是病变的基础,这种异常引起机能的异常,故把注意的中心放在人的实体病变上,病理研究以解剖为基础,强调疾病本质上是器质性的,以器质性异常解读功能性病变,认为功能异常是器质性病变的产物。代表性观点有三:一、多数已知疾病均属器质性疾病。二、功能性疾病根于器质性病变。三、功能性疾病将完全归结为器质性改变。
上述观点集中反映了西医学对功能性疾病与器质性疾病间关系的基本理解,反映了西医病理学的主要倾向和特点。
中医学注重功能性病变
中医病理学的倾向和特点,与上述西医学观点几乎完全相反。
中医的功能病理学
中医病理学是以功能为基础的功能病理学,这与西医以解剖为基础的病理学有着重大差别。中医的功能病理学理论以气化学说为基础,借气的运化机制解读人体功能,从气形转化来说明形态结构的发生和维持,把认识疾病的基点放在气化过程的正常与否,提出阴阳失调、气机失常、正邪交争三大病机。
功能病理以气化学说为基础
中医认识功能病理以气化学说为基础,即《素问•举痛论》所载:“余知百病生于气也。”
气机失常首先表现为细微的功能异常,病势迁延后可引起脏腑、经络、阴阳、气血的功能异常,呈现为不同程度的疾病态,所谓“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始动而生化,流散而有形,布化而成结,终极而万象皆变”,即是把形态的生、结、育、变过程,理解为气的始、流、布、终的表现或结果,把结构理解为气化的“过程流”。
从气行失序来认识形质失宜
中医学在元气论指导下,把人的生命活动理解为气化过程,气化维系着人的结构,气化过程是解剖形态的发生学基础,气化过程异常是器质性病变的发生学基础。人的病变首先是功能性的异常,在一定条件下可发展为器质性病变,但在亦可不发展为器质性病变而呈现为“纯功能性”病变,有临床表现但查不到器质性改变的根据。气的运化失常可有不同程度,初可为虚、为乱,继可为郁、为滞、为陷、为逆,甚可为瘀、为阻、为痹、为结,发展为器质性病变。
辨证论治体系是功能病理的基本内容
“证”是对人的功能性疾病的全面反映,辨证论治即是对人的功能异常进行识别与干预。无论人的疾病是否发展到了器质程度,治疗的基本原理和途径都是功能性调理。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构成了功能病理学的基本内容,各种辨证方法,所辨的都是症状、体征等功能要素的不同组合所反映的功能机制,反映的是功能性病变,而不是器质性病变。
人的结构与功能的复杂性难题
中西医对疾病理解的分歧,集中于对器质性病变与功能性病变间关系的判别上,反映了中医之“证”与西医之“病”间差异的内在本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困难,实际上就是这两种病理观点之间的“格拒”。结构性病变与功能性病变的关系问题,也是整个病理学研究尚未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受实体中心论影响,医学界一般沿用西方传统的结构概念及对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理解,把“结构”理解为“形态结构”或“解剖结构”“解剖形态”,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主要是“形态结构与机能活动”的关系,认为“结构产生并决定机能,机能反作用于结构”。
现代科学的发展证明,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更为深刻的复杂现象和规律被发现,对“结构”及“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提出了全新的认识:结构的本质是相互作用关系。结构是由要素之间及要素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形成,没有相互作用关系就没有组织和结构。结构具有多样性。由于参与相互作用的要素(有实体性的也有非实体性的)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有空间的、时间的、功能的等)具有多样性,此两者形成的结构也是多样的。一个系统可以同时包含多种不同结构。有的系统只有单一结构,有的系统较复杂,往往同时包含多种结构,既有空间的、时间的,又有功能的以及以功能为基础的“功能—时间—空间”结构。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在整体上是以功能为基础的“功能—时间—空间”结构,同时又包含着较典型的时间结构(如生物钟)、空间结构(如解剖形态)、功能结构(如各种“功能轴”)等。这些新认识更符合人的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复杂情况。
中西医结合研究要在“辨证”与“辨病”相统一上有所突破,就要接受并掌握现代科学的新理论,更深入地研究和理解人的结构与功能的复杂关系。
人身体中存在多个复杂的功能子系统,如五脏、经络等,这些系统都是非实体性存在。系统科学强调,对于“系统”的理解,要从根本上冲破机械论仅把系统理解为“硬邦邦”的实体性结构的观点,充分认识和理解“软”系统的客观存在,这种系统是由非实体性的“软”要素组成的,其结构和“组分”是“软”(无实体形态)的。非实体系统的突出特点不具有解剖学特征。它可以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也可以是母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种子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不能用解剖的方法把它从母系统中分割出来单独研究,故也称“概念性单元”。
以功能为基础发展新的病理研究
疾病在本质上首先是功能性的
这里讲“本质”,是指从人病变的全局、发病的基本规律而言,不是指在每一具体情况下。所谓“首先是”,是从发生学的观点看病变的全过程,相对于器质性病变而言,功能性病变处于先驱的地位。(见下图)
功能性原理强调:器质性病变只是人的多种病变中的一大类,是功能A异常发展到特定阶段或被外因所乘的产物或表现。
学界在处理功能性病变与器质性病变关系时面临的各种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受解剖学局限所致。按解剖学观点来理解人的结构,及结构与机能的关系,从结构解释功能,忽视甚至无视结构内在的发生学过程;按病理解剖的观点理解人病变的本质,及器质性病变与功能异常的关系,从器质性病变解释功能性病变,忽视甚至无视器质性病变的功能异常基础,其结果,必然是忽视甚至无视器质性病变之外的功能性病变的存在,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功能性病变与器质性病变的辩证关系。
要克服这种困难,必须冲破解剖学的局限,走向解剖学之外。器质性病变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把它“化解”为功能性病变是不应该的。非器质性、功能性病变同样是客观存在的,将其归结为器质性病变亦属不当。“把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疾病统一到一种更为宽广的认识视野内,将西医以器质性病变为主的病理学与中医以功能性病变为主的病理学统一起来,发展为更加完备的新的病理学”是未来病理学研究的方向。一是要研究器质性病变的发生学过程,二是要研究“功能A”异常的具体内容,三是要研究“功能A”怎样引起器质性病变,四是要研究“功能A”与外来因素对器质性病变的作用关系,五是要研究“功能A”异常的基础和机制。此外,还需要向“器质性病变之外”开拓,因为非器质性病变更加普遍,如人的系统质异常、功能子系统的功能异常、相互关系或关系网异常、时间型结构的异常、“亚病态”或“未病态”、心理性病变等。
中医病理研究的特色和不足
中医对病的研究以临床为基础,其视野焦点是临床证候,不是人的解剖形态和器质性改变;其视界从未病到已病,从非器质性疾病到器质性疾病,从“功能A”异常到“功能B”异常,较为广泛地反映了临床所见疾病的各个方面。其不足在于未能对认知作细致梳理,以揭示这些病变过程的具体机制和相互关系的各种细节。辨证论治所辨的各种“证”,如实地反映了中医的认识视野的特征。
西医病理研究的特色和不足
西医病理学的研究以解剖学为基础,以生理生化知识为支柱,其视野的焦点是解剖结构的器质性病变和物质成分改变,以器质性病变为中心展开对疾病的认识,从“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反作用于结构”的观点来解释器质性病变与功能性病变的关系;其视界主要集中于器质性病变和由其引起的“功能B”异常,以及可从这种关系解释的一些病变。
扩大病理研究的视界
新的病理研究的视野应当更加完备,聚焦于功能性病变与器质性病变的相互关系上,或放到功能性异常上,把结构性、器质性病变理解为功能异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视界当以人的正常生命活动为“起点”,以病变的各种临床表现为“终点”,把“起点”与“终点”之间发生的各种异常变化都收入眼中,如实地把病变视作一种由内在机制和规律支配着的“过程流”,从病变的“全程”进行考察和调节,而不是把病变理解为由外来作用造成的一种偶然伤害事件,孤立地对其进行处理。
把中医之“证”与西医之“病”统一到新的视野中
这种新研究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中医之“证”与西医之“病”的关系,将两者统一到新视野中。
实践证明,“辨证”与“辨病”的统一,绝不可能在中医和西医现有的病理观点和病理知识的基础上直接实现,也绝不可能把中医之“证”与西医之“病”一一对应地“结合”起来。需要发展新的研究,全面揭示人的功能性病变与器质性病变的复杂情况,形成一种更加完备的疾病图景。在那里,“证”有自己独立的特性和位置,“病”有自己独立的特性和位置,“证”与“病”的差异客观地显示出来,“证”与“病”的各种联系也揭示出来。
这种新研究的理论成果必然建立起新病理学,把“证”的特定性、“病”的特定性、“证”与“病”之间的差异、“证”与“病”之间的联系,以及对于“证”和“病”之外的许多新认识,都统一到新的病理理论体系中。


刘洪涛:探索微生物组学与中医药融合
(2022-04-29
04:33:21)[编辑][删除]
摘自2022-4-28中国中医药报
通讯员 陈依 刘娜 吕澄
一台体积仅手掌大的机器,插入装载中药材样品的微流控芯片后,40分钟内即可检测显示样本内潜在病原菌,可拓展用于鉴定中药材活性组分、毒性成分、病原微生物及农药污染等……在湖北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微生物组与营养代谢研究所实验室内,团队负责人刘洪涛教授正在和学生演示恒温核酸扩增分析仪的检测流程。这款由该团队与宁夏大学联合研发的仪器依托生物传感技术和微流控芯片检测技术,能够可视化、高通量快速诊断样本质量及其危害因子。
传统中药在临床应用中,面临代谢转化不清、质量控制复杂、缺乏深度开发等瓶颈。湖北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微生物组与营养代谢团队以此为切口,提出中医药微生物组学概念,建立中药质量监测平台、中药肠道代谢转化研究平台和中药药效机制评价平台三大方向,探索构建中药质量控制新型检测体系,探讨中药、肠道菌群及宿主之间的互作关系,阐释中药及复方的分子调控机制,力求从中西医高度融合发展的角度,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近年来,刘洪涛团队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类科研项目40余项,培养硕博研究生40余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30余项,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刘洪涛入选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
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做力所能及的事
刘洪涛的办公室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排整齐的大书柜,里面陈列着《黄帝内经》等各类中医经典。
2016年10月,刘洪涛通过湖北中医药大学“杏林英才专项计划”被引进至学校基础医学院工作。此前,他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与物理研究所、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从事肝脏代谢相关研究。来校第一年,学院安排了7位研究生跟随他开展研究,然而一段时间以后,学生们却普遍产生了畏难情绪。他反思,一方面,学生还无法适应专业科研院所的工作强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刘洪涛不了解中医药,学生也不了解刘洪涛”。不久后,刘洪涛在湖北宜昌调研时偶然得知,中药材白及干药中的含糖量高达60%,是开展糖组学研究的绝佳样本,他便以白及为切入点,一头扎进了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浩瀚海洋。
此后,刘洪涛慢慢调整研究方向,探索将微生物组学与中医药全面融合。“人体肠道中的细菌数量是人体细胞的10倍左右,中药材大多通过‘水煎口服’,进入肠道后被菌群代谢,能产生很多有用的新物质。”刘洪涛举例,三七具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其中关键的成分人参皂苷入血比例极低,难以发挥生物活性。团队与云南农业大学合作,找到了肠道中代谢三七的细菌,通过测量该细菌基因序列发现了其中的关键酶。这种酶能精准切掉人参皂苷中的糖苷,其产物可进入循环系统产生药理活性,将对人参皂苷的新药开发起到重要作用。
从不了解中医药,到钻研中医药、热爱中医药,刘洪涛说,自己是一位“中医粉”,在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会继续从中医药伟大宝库中寻找创新源泉,从浩瀚的古代医籍中汲取创新灵感,从现代科学技术中汲取创新手段,为大众健康服务。”
每周工作超过70个小时
提到湖北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微生物组与营养代谢团队,不少人的第一印象是“高产”,成果背后是刘洪涛带领团队每周平均工作超过70个小时的坚持。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研人员要想取得重大突破,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潜心学术研究。刘洪涛以身作则,只要不出差,坚持每天早上7点半前到实验室,晚上11点“送完所有人后”才离开。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成员每天“早8晚9”,中午不休息,周末也只休息一天。
万事开头难。刘洪涛介绍,最初组建团队时,内部也存在着磨合期阵痛。为确保实验室的平稳快速发展,刘洪涛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管理章程,如研究生岗前培训制度、科学实验记录规范、组会讨论制度等。2020年后,随着队伍逐渐壮大,实验室内开始实行三级垂直管理模式,师生根据研究方向分成5个小组,每组设立组长,成员对组长负责,组长则对刘洪涛负责。
让刘洪涛引以为傲的是,目前这个涵盖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分析化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科研平台,全部由学生自主管理运转,“半军事化管理”的团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有志于科研的中医药学子加入。
像放风筝那样培养学生
湖北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微生物组与营养代谢研究所是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温暖的大家庭,师生们携手并进、共同成长。
在团队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位进实验室的学生都要发一篇SCI文章,这是刘洪涛给学生们设置的“最低标准”。在他看来,很多学生加入团队时,对未来发展道路的规划并不清晰,因此要在入门时引导大家树立科研目标。SCI只是一个量化指标,随着对科研工作的认识加深,学生也会慢慢发现自己的兴趣和潜力所在。
中药学博士研究生胡白飞于2018年就加入实验室开展中药药性与作用机制研究。4年时间里,她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4篇SCI论文。胡白飞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篇SCI论文发表时,刘洪涛帮她修改行文逻辑、语法、图表颜色搭配和排版的过程。“看到刘老师修改意见的那一刻,我很惭愧,因为他修改的态度比我写作时更认真!”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复学后,刘洪涛发现学生中普遍存在焦虑心态,他通知全体成员放假4天,各自休整。假期最后一天,师生一起买菜,下厨做饭,言笑晏晏间,彼此加油打气坚定了信心。“带学生就和放风筝一样,有时要收线,有时要放线,搭配得好,风筝就能越飞越高。”
除了定期团建,刘洪涛还坚持每年组织大家观影。去年看的是《长津湖》,前年是《高山下的花环》。刘洪涛注意到,观影途中,几位同学偷偷抹了眼泪。一起看专业文献之余,刘洪涛也会给学生推荐历史书籍阅读,为的是让大家“牢记来时的路,走稳脚下的路”。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近年来,从团队走出去的本科生中,有10余位学生考入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高校,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不到3年时间已入选湖北省“楚天学子”青年人才计划。
人的复杂性遵循有机关系模式
(2022-04-21
13:50:55)[编辑][删除]
摘自2022-4-20中国中医药报
祝世讷 山东中医药大学 马淑然 北京中医药大学 薛公佑 华侨大学
中医学与西医学皆重视对人体系统内在关系的辨识,两者的区别在于,中医学理论遵循关系中心论,即以内在关系为人之本体,强调关系先于关系者,西医学则遵从实体中心论,将细胞、微生物等微观“实体”当作人体系统的基础,认定关系者先于关系。中医学与西医学对“关系与关系者”处理方式的不同,集中体现为中医学的有机性原理。
关系中心论是有机性原理的核心
有机性原理揭示和总结了人的有机复杂特性,可表述为:相互作用使系统有机化,是人的复杂性的内在机制和特性,是影响人的健康与疾病的首要机制,是疾病防治的首要途径。“有机”不是化学概念,而是指“相互作用”“关系”“组织”,即李约瑟讲的“有机的关系模式”。
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母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建立起系统的内在关系、网、结构,使系统成为一个整体,整体具有不可分解性。要素融于组织中,失去其自由性,要素的性态由其在组织中的地位来决定,其行为由组织来支配,其作用按组织的需求来发挥,它不能在不影响其他要素的情况下单独接受影响,要素的变化都有整体背景或打上整体烙印。这些有机特性不与任何物质成分相关,只产生于系统所含的相互作用,具有反还原性,是系统的内在复杂性。系统的各个组分、要素都有其特性,但是每种组分和要素都服从于系统整体的运行需要,即与系统内环境相适应。组分与要素适应系统内环境具体体现为稳定的互动关系的形成与维系,即系统质的创生与维持。系统质的创生是突现性的,并非结构的简单加和,而是组分间关系逐级涌现的结果,在各自的层次上具有不可还原性。
人作为最复杂的系统,也最为典型地具备这种有机性。譬如,六经气化可以视作依据六气关系模型对连贯的人体生命过程所做的环节划分,不可以还原到五脏六腑系统的层次,五脏六腑与六经气化皆属于功能性结构——即系统质,每一个脏腑也不能简单地还原、对应至与之同名的解剖脏器。因此,在认识人的生命时,中医学强调从整体的视域来把握人的生命过程,再对此过程中出现紊乱的环节进行识别,以此为据做整体的调整,而不是将某一环节从整体的生命过程之中割裂出来进行研究。过程与环节是关系实在在时间维度的体现,功能与属性则是关系实在在空间维度的体现,故有机性原理的核心乃是关系中心论。
关系为真,实体为假
实体是欧统哲学和科学中的一个核心性范畴,两千多年来长期支配着西方的思想。从古希腊的原子论到17~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都把物质理解为实体,世界的物质性就在于事物和世界是由实体组合而成的。西方古代的实体概念指构成宇宙的永恒之砖,它本身不变,由它构成宇宙和万物。哲学家罗素从哲学层面对实体进行过反思,他指出“实体……实在是个不可能避免种种困难的概念”,人们一般都认为实体是一切属性与功能的最终承担者,但是“当我们将这些属性与功能从实体中抽离后,就会发现什么也不存在了”,罗素最终对实体给出的定义是我们为表述方便而为之命名的“事件集合体”,事件是一系列关系的集合,因此亦可以将实体视为是关系的集合体,即在系统的某一层次中长期稳定存在的系统质。
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指出“机械论世界观把物质粒子活动当作最高实在,它在崇尚物质技术的文明中表现出来,终于给我们的时代带来巨大的灾难。”实体主义所带来的灾难主要源自其本质主义倾向,本质主义暗含了现象与本质两分的意蕴:宏观的整体性事物作为现象为假,微观的实体则作为本质为真。在生命领域中,则体现为人的情感、意志、感觉、体温等宏观的整体的行为为假,微观的细胞、微生物、基因序列等微观实体则是这些宏观征向的真实本质。但是越来越多的经验已经在向我们警示实体主义与本质主义的错误。比如耳鼻喉科的患者进行标准的手术后,解剖结构恢复了正常,但是其鼻臭、耳鸣的症状却未得到解决。这说明人之功能与微观实体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加和关系,处理人体这种复杂系统,需要从发生紊乱的系统层次内的关系入手。关系为真实的实在,实体则只是长期稳定的关系所呈现出的假象。
对关系病的重视是中医学对有机性原理的具体应用
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证明,相互作用是产生复杂性的机制。相互作用不但形成非加和,而且形成非线性、非平衡、模糊性、随机性、质的飞跃等,各种复杂性在人的健康与疾病中到处存在,中医的理论和实践大量地如实地认识和驾驭了它。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还原、反还原的,只要进行还原,就必须制断相互作用关系,破坏由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整体性、复杂性。中医如实认识人的复杂性,发现人的生命是个关系网,病变的本质是关系(网)失调为病。病机是关系失调,包括阴阳失调、气机失常、正不胜邪等。因此,诊病要审察什么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失调(谨守病机);治疗要针对失调的关系进行调理。“调者,调其不调之谓也”,调理的是失调的关系。
在人所处的复杂的关系网中,中医学注意到了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人与外环境的矛盾关系;二是人自身的矛盾关系。关于人与环境的矛盾关系,有三大理论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人天相应”。中医学在人与其母系统(天)的关系上,提出了“人天相应”理论,认为人是宇宙(即广义的“天”)分化的产物,因而其生命活动的基本特性和规律与“天”保持一致,并受到“天”的制约。
二是“五运六气”。该理论对“天”的变化作了规律性概括,为人们适应“天”的变化、御病祛病提供了依据和方法。
三是“正邪交争”。依据人与母系统的关系的正常与否,提出了“正邪交争”理论,把人能与之相应的环境变化称为“正气”,把人与之不相适应的环境变化称为“邪气”,概括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人与环境的关系“失和”是导致人发病的主要机制之一。
中医学把人所处的各种矛盾关系的“失调”视为发病的最基本的病因、病机,以临床实践为基础,对矛盾关系“失调”的各个方面、各种性质、各种程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提出了系统的理论。中医理论所反映的人的生理、病理过程中的这些矛盾关系,都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因而,在临床上应用有效。
人的疾病不仅有实体性的,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一些复杂的病变,往往是非实体性病变,与某些关系网的异常有关,是关系病。所谓关系病,是指人体关系网的某种失调而成的疾病。人体内部多种多样相互作用形成极其复杂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层次的失常,或者某一种或几种关系失常,不仅是基本的病因、病机所在,而且常常就是病位、病体所在,形成特定的关系病。它和实体病一样,也是人类疾病的一种普遍形式。
人的复杂性遵循有机关系模式
(2022-04-21
13:50:55)[编辑][删除]
摘自2022-4-20中国中医药报
祝世讷 山东中医药大学 马淑然 北京中医药大学 薛公佑 华侨大学
中医学与西医学皆重视对人体系统内在关系的辨识,两者的区别在于,中医学理论遵循关系中心论,即以内在关系为人之本体,强调关系先于关系者,西医学则遵从实体中心论,将细胞、微生物等微观“实体”当作人体系统的基础,认定关系者先于关系。中医学与西医学对“关系与关系者”处理方式的不同,集中体现为中医学的有机性原理。
关系中心论是有机性原理的核心
有机性原理揭示和总结了人的有机复杂特性,可表述为:相互作用使系统有机化,是人的复杂性的内在机制和特性,是影响人的健康与疾病的首要机制,是疾病防治的首要途径。“有机”不是化学概念,而是指“相互作用”“关系”“组织”,即李约瑟讲的“有机的关系模式”。
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母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建立起系统的内在关系、网、结构,使系统成为一个整体,整体具有不可分解性。要素融于组织中,失去其自由性,要素的性态由其在组织中的地位来决定,其行为由组织来支配,其作用按组织的需求来发挥,它不能在不影响其他要素的情况下单独接受影响,要素的变化都有整体背景或打上整体烙印。这些有机特性不与任何物质成分相关,只产生于系统所含的相互作用,具有反还原性,是系统的内在复杂性。系统的各个组分、要素都有其特性,但是每种组分和要素都服从于系统整体的运行需要,即与系统内环境相适应。组分与要素适应系统内环境具体体现为稳定的互动关系的形成与维系,即系统质的创生与维持。系统质的创生是突现性的,并非结构的简单加和,而是组分间关系逐级涌现的结果,在各自的层次上具有不可还原性。
人作为最复杂的系统,也最为典型地具备这种有机性。譬如,六经气化可以视作依据六气关系模型对连贯的人体生命过程所做的环节划分,不可以还原到五脏六腑系统的层次,五脏六腑与六经气化皆属于功能性结构——即系统质,每一个脏腑也不能简单地还原、对应至与之同名的解剖脏器。因此,在认识人的生命时,中医学强调从整体的视域来把握人的生命过程,再对此过程中出现紊乱的环节进行识别,以此为据做整体的调整,而不是将某一环节从整体的生命过程之中割裂出来进行研究。过程与环节是关系实在在时间维度的体现,功能与属性则是关系实在在空间维度的体现,故有机性原理的核心乃是关系中心论。
关系为真,实体为假
实体是欧统哲学和科学中的一个核心性范畴,两千多年来长期支配着西方的思想。从古希腊的原子论到17~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都把物质理解为实体,世界的物质性就在于事物和世界是由实体组合而成的。西方古代的实体概念指构成宇宙的永恒之砖,它本身不变,由它构成宇宙和万物。哲学家罗素从哲学层面对实体进行过反思,他指出“实体……实在是个不可能避免种种困难的概念”,人们一般都认为实体是一切属性与功能的最终承担者,但是“当我们将这些属性与功能从实体中抽离后,就会发现什么也不存在了”,罗素最终对实体给出的定义是我们为表述方便而为之命名的“事件集合体”,事件是一系列关系的集合,因此亦可以将实体视为是关系的集合体,即在系统的某一层次中长期稳定存在的系统质。
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指出“机械论世界观把物质粒子活动当作最高实在,它在崇尚物质技术的文明中表现出来,终于给我们的时代带来巨大的灾难。”实体主义所带来的灾难主要源自其本质主义倾向,本质主义暗含了现象与本质两分的意蕴:宏观的整体性事物作为现象为假,微观的实体则作为本质为真。在生命领域中,则体现为人的情感、意志、感觉、体温等宏观的整体的行为为假,微观的细胞、微生物、基因序列等微观实体则是这些宏观征向的真实本质。但是越来越多的经验已经在向我们警示实体主义与本质主义的错误。比如耳鼻喉科的患者进行标准的手术后,解剖结构恢复了正常,但是其鼻臭、耳鸣的症状却未得到解决。这说明人之功能与微观实体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加和关系,处理人体这种复杂系统,需要从发生紊乱的系统层次内的关系入手。关系为真实的实在,实体则只是长期稳定的关系所呈现出的假象。
对关系病的重视是中医学对有机性原理的具体应用
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证明,相互作用是产生复杂性的机制。相互作用不但形成非加和,而且形成非线性、非平衡、模糊性、随机性、质的飞跃等,各种复杂性在人的健康与疾病中到处存在,中医的理论和实践大量地如实地认识和驾驭了它。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还原、反还原的,只要进行还原,就必须制断相互作用关系,破坏由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整体性、复杂性。中医如实认识人的复杂性,发现人的生命是个关系网,病变的本质是关系(网)失调为病。病机是关系失调,包括阴阳失调、气机失常、正不胜邪等。因此,诊病要审察什么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失调(谨守病机);治疗要针对失调的关系进行调理。“调者,调其不调之谓也”,调理的是失调的关系。
在人所处的复杂的关系网中,中医学注意到了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人与外环境的矛盾关系;二是人自身的矛盾关系。关于人与环境的矛盾关系,有三大理论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人天相应”。中医学在人与其母系统(天)的关系上,提出了“人天相应”理论,认为人是宇宙(即广义的“天”)分化的产物,因而其生命活动的基本特性和规律与“天”保持一致,并受到“天”的制约。
二是“五运六气”。该理论对“天”的变化作了规律性概括,为人们适应“天”的变化、御病祛病提供了依据和方法。
三是“正邪交争”。依据人与母系统的关系的正常与否,提出了“正邪交争”理论,把人能与之相应的环境变化称为“正气”,把人与之不相适应的环境变化称为“邪气”,概括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人与环境的关系“失和”是导致人发病的主要机制之一。
中医学把人所处的各种矛盾关系的“失调”视为发病的最基本的病因、病机,以临床实践为基础,对矛盾关系“失调”的各个方面、各种性质、各种程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提出了系统的理论。中医理论所反映的人的生理、病理过程中的这些矛盾关系,都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因而,在临床上应用有效。
人的疾病不仅有实体性的,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一些复杂的病变,往往是非实体性病变,与某些关系网的异常有关,是关系病。所谓关系病,是指人体关系网的某种失调而成的疾病。人体内部多种多样相互作用形成极其复杂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层次的失常,或者某一种或几种关系失常,不仅是基本的病因、病机所在,而且常常就是病位、病体所在,形成特定的关系病。它和实体病一样,也是人类疾病的一种普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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