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美院绘画系里，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三个专业基本都取消了。中国画到底何去何从，成为摆在画界人士面前的一道大难题。思索良久，美院教授李可染决定做一些探索。

    1954年，李可染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师造化，到大自然中进行中国画改革的探索。李可染向组织汇报了自己改革中国画的想法，并向当时绘画系主任张仃请假要出去写生，张仃很感兴趣：“是不是我也跟你一起去呀？”李可染说：“多一个人当然好。”刚刚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的罗铭听说此事，也主动要求同去，于是三位艺术家一起出行。那时候大家生活都不宽裕，三个人连100元钱都拿不出来。时任《新观察》主编沈浮得知消息，赞助了100元，他说：“回来以后把作品在我们杂志上发表几张，这个钱，就不要还了。”为了这次写生，李可染在北海公园做了预备的功课，画了“北海晨曦”。然后他和张仃、罗铭三人到江南写生。李可染带着自创的画夹、白布大阳伞和马扎，还买了一些桐油纸用来保护画用等写生用具。

三个人一去就是好一段时间。然后，张仃先回来了，罗铭也离开了，李可染决定独自到黄山去写生。那里条件十分艰苦，住在一个小破厨房里，门板拆下当床用，夜里伸手不见五指，云雾在门窗间穿行，下雨了要打伞睡觉。有一天，一阵大风吹破云雾，李可染第一次看见了黄山天都峰，他赶紧画下来，之后再补景。刚巧刘海粟夫妇此时也在黄山，听说李可染最苦恼的是纸不好用后，二话不说，把自己带的纸给了李可染。后来罗铭也从别处转道去了黄山。

李可染在黄山待了一个半月才下山。这一次，他把黄山直接入了画。

      从黄山下来，李可染又到上海，没钱住店，领导特批借住在美协的地方。在房间打开窗子往外看有洋房，再远看就是弄堂里的人，李可染把洋房入了画，街巷人物也入了画。

      在中山公园，李可染把亲眼所见一一入画——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公园内飘扬的红旗……李可染说：“把这些画进去不是也很好吗？”

      在杭州写生时把汽车入画，李可染认为也好看。

     这一趟长达三个月的野外写生旅程，虽然物质方面拮据，画家们的艺术收获却很丰厚，他们用作品证实，中国画是完全可以为今天服务的。

     回到北京，作品在美院U字楼先挂展了三天，京城美术界人士差不多都来观看，很震动,连文化部副部长都来看了。

1954年9月，李可染、张仃、罗铭三人山水写生画展在北海公园悦心殿举办，展出画作40幅。画坛三老徐特立、齐白石、陈半丁都去看了展览。徐特立说：“你们这个工作做得很好。” 悦心殿在半山腰，齐白石95岁高龄，爬到山上来看画，连连点头称赞：“很好喽，很好喽。”这次展览是中国美术史上的著名事件，画家深入大自然写生创作，开中国山水画一代新风，对当时的国画界震动很大。

     虽然也有人微词，但李可染不以为然。

 1956年李可染再度提出出去写生。这次，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给了李可染1000元钱，并且还派了助教黄润华当他的助手。出发前，李可染约法三章：一、不能到地方就打电话说李可染来写生了；二、必须能吃苦；三、回学校要出成绩。显然，李可染是带着问题去写生的。在江苏、浙江、安徽、四川，他们反复寻景写生8个月，路程数万里，当时辛劳的程度现在都难以想象。在四川，为省钱，有时用人家摆完龙门阵后的桌子拼搭做床；有时在骡马店里打地铺；有时找个澡堂子，等营业结束了简单靠一靠。实在没有住处时，才打电话给当地美协请求帮助。到南京时，李可染的裤子膝盖都破了，鞋底磨了一个大洞，用一块瓦楞纸垫上，像叫花子一样。问姐姐借钱才回到北京。

李可染想要“为祖国河山立传”。这一趟画了一批好东西。从山水入手，山水点缀人物、花草。山水解决好了，其他都迎刃而解。写生中黄润华曾问：“为什么同一个地方，你我画得不一样？”李可染说：“回去后我们互相观摩。”其实李可染已经是对景创作。黄润华深有感触说：“我在学校六年只懂如何画准，跟您一起才知道如何画好。”

     这趟回来后，作品在美院观摩展出，看了李可染的写生，大家纷纷感叹：“中国画有自己的表现力！”

     当时，如果把中国画比作蒙尘的明珠，则李可染就是那用心用力为这颗明珠拂尘的人。

1956年，中央美院恢复了山水人物花鸟中国画系。

     后来，李可染又连续外出写生，跋涉大江南北，关注时代、关注自然,对景创作，艰苦中完成了水墨山水数百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