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学和中国文学在起始上是一致的，几乎同时起步，而且均发端于诗歌。早在先秦时期，在中国文学真正的奠基之作、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出现了描写泰山的经典诗句。《诗经·鲁颂·閟宫》云：“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泰山多裸露的巨石，石质坚硬，崖壁林立，形象粗犷，以“岩岩”形容泰山，不仅非常形象地表现出了泰山拔地通天的气势，而且活画出了泰山高岩大垒的质感，极具神韵，因此“岩岩”被后人誉为描写泰山的绝唱。如果仅从对泰山的外貌和形象的表现来看，这一描写的确称得上是后无来者。此外，在同一首诗中还有“徂徕之松，新甫之柏”的诗句，也与泰山有关。

另一首作品《丘陵歌》据说来自圣人孔子。“孔子一生衷情于泰山，当年鲁哀公遣使以重金迎孔子自卫返鲁（公元前484年），孔子此时已在各地奔走飘泊了14年，已是68岁高龄。老年归国，心情十分复杂，路经泰山时，不由感慨万分，写下了著名的《丘陵歌》。诗中以‘山道’比喻‘仁道’的比兴手法，使人印象深刻。” [1]这首诗在写法上与《论语》中喜欢“借物言志”的做法是一致的。

此外，孔子临终前曾作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摧乎！哲人其萎乎！”以泰山和梁木喻己，以泰山倾颓、梁木摧折比喻哲人辞世，虽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诗，但也是以泰山和梁木作比起兴，在手法上与前诗如出一辙，深得中国古典诗歌的精髓。

纵观整个先秦，由于文学正处于形成期，作品总量较少，因此，关于泰山的诗作也相对较少，而且目前所见诗作的作者也基本是鲁国人，但这极少的诗作却在泰山文学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为泰山文学奠定了高敞的基调。

秦汉时期，泰山诗歌较之先秦有所发展。这一时段的泰山诗作虽然不是很多，但张衡等文坛巨子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形成了较大影响。

秦朝立国较短，除在散文方面对泰山偶有关涉外，未能留下有关泰山的诗作。然而，由于秦皇的封禅，使得泰山在域内的尊崇地位得以奠定，客观上为后来泰山诗歌的繁荣带来了极大的利好。

与先秦时期泰山只是偶尔出现在鲁人笔下不同，在汉人的诗歌里，泰山、东岳、梁父（也作梁甫）、蒿里等已是常见的意象，而且在汉乐府里出现了以《蒿里曲》、《蒿里行》、《梁甫吟》为题目的作品。由于这些古题在后世被许多诗人作为同题材诗题多次套用，故而影响极大。汉代的泰山诗在表达上存有明显的不成熟的成分，那就是诗歌的内容并不是以吟咏泰山、状物抒怀为主旨，而是把泰山作为政治、宗教的符号来看待。如司马相如的《封禅颂》、《怨诗行·天德悠且长》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盛大的封禅活动；二是“泰山治鬼说”的出现。在汉人眼里，泰山既是一个膜拜的对象，也是一个鬼神之都，因而诗人在进行生死反思时喜欢把泰山作为特定的文化符号写进诗里，故而这些作品的成就不高。汉人对生死问题多有思虑，这种对生死的考索与主管人之生死的泰山发生联系也是必然的。汉武帝登封泰山时曾经铸一大鼎，铭文是“登于泰山，万寿无疆。四海宁谧，神鼎传芳。”显然也是把个人的长生不老放在了国泰民安的前面。

东汉张衡的《四愁诗》是文学史上的杰作，而且是文学史上第一首纯正的七言诗，在诗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四愁诗》的第一段以“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起兴，词彩华丽，格调优美，被许多学者称作汉代泰山诗的代表。稍感遗憾的是，这些诗句并不是对泰山的写实性的表现，而是和同时代的其它作品一样把泰山和梁父作为一个虚拟的象征物加以使用。正如《文选·四愁诗》序云：“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雨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 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因此，泰山只是庙堂之象征，梁父则是奸邪之代称。而后三段“我所思兮”的地点又分别转换为“桂林”、“汉阳”、“雁门”等，更可看出这首诗并不是单纯地写泰山，因此，这首诗仍然不能算作成熟的、真正意义上的泰山诗。

汉末魏晋六朝时期，泰山诗歌创作迎来了她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作者中包括了曹操、曹植、陆机、谢道韫、谢灵运、沈约等诗坛大家。从内容上看，此时的作品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部分诗作承续汉代而来，泰山在诗中只是扮演着文化符号的功能，甚至仅是一个诗题的沿用而已，泰山在其中起到的仅是隐喻的作用。如曹操的《蒿里行》、曹植的《泰山梁父行》等；二是出现了一批真正摹写泰山的精品诗作，这些作品成为泰山诗的杰出代表。这两个特点表明了建安和魏晋时期是泰山诗史上的重要转折期。

建安诗坛的代表曹植的游仙诗中有十余首写到了泰山，其中的代表作是《飞龙篇》、《驱车篇》、《仙人篇》等。这些作品中充满了游仙诗的奇幻和飘渺。如《飞龙篇》：“晨游泰山，云雾窈窕。忽逢二童，颜色鲜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长跪问道。西登玉台，金楼复道。授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寿同金石，永世难老。”诗中的泰山宛然仙境，群山环抱、晨雾缭绕之中，白鹿、芝草、道童、真人，配以玉台、金楼、仙丹等，塑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方外奇妙世界。当然，曹植也是借此表达了希冀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愿望，展现了他摆脱尘世束缚，获得生命自由的渴求。《驱车篇》里还对泰山作了一番神化的描述：“神哉彼泰山，五岳专其名。隆高贯云霓，嵯峨出太清。周流二六侯，间置十二亭。上有涌醴泉，玉石扬华英。”不仅写出了泰山的高耸阔大，而且把泰山视作拥有醴泉和美玉的仙境。《仙人篇》写得更是美丽而又玄妙：“仙人揽六著，对博太山隅。湘娥抚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鱼。”充满了理想的描绘。而作者本人则举身飞升，凌步太虚：“飞腾踰景云，高风吹我躯。回驾观紫微，与帝合灵符。阊阖正嵯峨，双阙万丈余。玉树扶道生，白虎夹门枢。驱风游四海，东过王母庐。”正是典型的游仙笔法。

正如大多数的游仙诗往往含有强烈的现实背景一样，命运多蹇的曹植写作游仙诗的初衷也并非单纯的访仙求道，而是借游仙抒发对悲剧命运的失望和愤懑之情，同时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和超越。

《泰山吟》是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写得较多的泰山诗题，一个主要原因是《泰山吟》在这一时期被看作是挽歌的题目，许多写过这个题目的诗人其实未必来过泰山，只是依事填词而已。如西晋陆机《泰山吟》：“泰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极周以远，层云郁冥冥。梁父亦有馆，蒿里亦有亭。幽岑延万鬼，神房集百灵。长吟泰山侧，慷慨激楚声。”该诗营造的泰山形象笼统而空泛，以“延万里”写范围，以“造天庭”写高度，以“馆”“亭”写建筑，意象明显缺乏针对性。由于这首诗的主题是挽歌，所以诗篇的色调有些灰暗。南朝谢灵运的《泰山吟》有了可喜的变化：“岱宗秀维岳，崔崒刺云天。岝崿既崄巇，触石辄芊绵。登封瘗崇壇，降禅藏肃然。石闾何晻蔼，明堂祕灵篇。”文字虽然有些艰涩，而且带有明显的玄言诗味道，但它在内容上表现出作者正试图摆脱挽歌的影响，转向对山水本身的描摹与欣赏，这正是中国山水诗艰难崛起的明证。作为中国山水诗的开山鼻祖，谢灵运把诗歌从“淡乎寡味”的玄言诗中解放出来，不仅使诗歌重新充满审美的意味，而且为诗歌找到了一种极为重要的题材。单从泰山诗来说，谢灵运的地位同样不可小觑，正是谢灵运的《泰山吟》，标志着泰山诗的转轨，开启了真正的泰山山水诗的先河。山水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从这一点来看，泰山无疑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泰山诗歌在唐代进入繁荣时期。双子星座李白、杜甫是这时最杰出的代表，他们分别以豪放飘逸、沉郁顿挫的诗风为泰山诗歌增添了最浓重的一笔，将泰山文学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开元二十八（740）年，李白40岁时，其妻许氏去世。这一年的五月，李白移家东鲁，寓居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并在这一年的冬天结识了韩准、裴政、孔巢父等人。其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居徂徕山竹溪，号称“竹溪六逸”。他们在此纵酒欢歌，啸傲泉石，度过了一段别有趣味的生活，后来李白在《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一诗中曾有“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之句，就是对这段隐居生活的深情回忆。[旅游联盟2008-7-29提供：旅游资源大全，免费旅游交易平台，旅游社区，旅游软件，www.tourunion.com]

天宝元年（742）四月，李白来到泰山。这次泰山游历停留的时间较长，并写下了一组关于泰山的著名诗作《游泰山》六首。此时他尚未入朝，对政治缺乏真切的了解和感受，对自己的将来踌躇满志，故而在精神上较为活跃，言语行为上表现得较为狂放傲岸、慷慨自负。如《游泰山》（其一）写在南天门的感觉：“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气魄宏大，豪气干云，写尽了南天门高敞、寥廓的气度，是不可多得的佳句；登上日观峰后则是“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关。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兴奋中透着一股狂傲；面对泰山日出，他运用夸张的表现手法，浓墨重彩，尽情渲染：“攀上日观峰，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银台出倒景，白浪翻长鲸。”笔力劲峭，想象奇崛；而在描摹山间夜景时则又显得清冽雅致：“独抱绿绮琴，夜行青山间。山明月露白，夜静松风歌。”李白的山水诗与其说是对自然山水的描绘，不如说是按诗人个性改造的图景，他把自己豪放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林丘壑也具有了理想化的色彩。《游泰山》把诗人的理想抱负和求仙访道结合起来，以神仙道化寓政治理想，他创造的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奇丽意象和旷达境界，以及那种自由放逸精神，给人以强烈的情绪感染。李白的游仙诗虽然受到曹植的影响，但与曹氏抒发对现实的绝望不同，李白书写的是期盼青云直上的憧憬和与生俱来的自信，所以气势奔放，飘逸洒脱，格调迥然不同。巧合的是，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在玉真公主的引荐下，李白被唐玄宗征召入京，并得到玄宗的优遇，命为翰林院供奉，算是初步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

杜甫一生写过三首《望岳》，分别是写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和南岳衡山，而且分别作于青年、中年和老年。“三山各有禀赋，三诗各有特色。”[2]写泰山的《望岳》是杜甫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作品，也是杜甫唯一的一首完整地写泰山的诗，然“孤篇横绝”，成为泰山诗的压卷之作，至今无人能出其右。《望岳》诗约写于开元二十四年（736），二十五岁的杜甫赴长安参加贡举考试落第后，在齐赵一带（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漫游，途经泰山时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作。青年才俊杜甫未受初出茅庐科考失利的影响，带着满腔的自信和豪情，在诗中热情赞美了泰山的雄伟壮丽，同时表达了自己的不凡抱负和凌云壮志。

与一般诗文喜欢迂回周折不同，《望岳》起句即以“岱宗”切入，开门见山，单刀直入，颇显开场的声势。而且以问句起调，似乎为泰山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中间的“夫”字，看似虚词，可有可无，实则少它不得。它既使“岱宗”之后有所停顿，为下文蓄势，也提领起后面的“如何”，彰显出泰山的不同凡响，而且音韵铿锵。“齐鲁青未了”一句属自问自答，齐鲁大地，莽莽荡荡，却收不住泰山的苍翠。虽是夸张之笔，却非常传神地表现出了泰山作为“天地间一巨物”的威赫和气度，俨然齐鲁大地的主宰。这一句表面看是烘托泰山之高大，实则是凸显泰山作为齐鲁乃至域内镇山的尊崇地位。施补华在《岘佣说诗》里说，这五个字“囊括数千里，可谓雄阔。”浦起龙云：“越境连绵，苍峰不断，写岳势只‘青未了’三字，胜人千百矣！”[3]刘辰翁更是称此“五字雄盖一世。”[4]

颔联“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句，进一步表现泰山钟灵毓秀的特质——大自然似乎也对泰山情有独钟，把神奇和秀丽集聚于泰山一身。这是对泰山非凡特质的定位，泰山不仅高大，而且富蕴着神奇和隽秀，万山之王绝非浪得虚名。“阴阳割昏晓”一句方是对泰山高度的摹写。高耸的泰山似乎遮挡得住日光，使得山南山北呈现出明显的昏晓之别，山之高峻不言而喻。“割”字用在这里极险，却恰到好处地写出了泰山一柱擎天的气势，山南山北似乎是被凭空分割为两半。这两句诗体现出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特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阴阳割昏晓”从地理学上来说是错误的。因为泰山大体呈东西走向，与日月的运行方向是一致的，日月从升起到下落均是沿着山脊运行，因此不可能出现“阴阳”割“昏晓”的场景。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郦道元《水经注》中。《水经注·三峡》中有“若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的描写，亦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三峡也是东西走向）。不过，所有的读者似乎都无意追究诗圣的正误，因为杜甫写诗的着眼点是形容山势之高而非真实的地理学描述。

颈联“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转写细望泰山。山间云雾缭绕，层层叠叠，令人心胸为之激荡起伏。在山中，在云间，鸟儿向着峰峦疾驰而去，诗人不由地睁大了眼睛，极尽舒展目力，追羡那飞入山间的归鸟。这两句一是紧扣“望”岳而来，十分切题；二是写山间之物，表明诗人已经来到了山前。

云和鸟是山之精灵，山有绿则润，有云则秀，有水、有鸟则活。杜甫在此选取这两个意象显然是精心策划的。“青未了”已写尽泰山的葱翠，继之写云、写鸟则把泰山大而活、雄而秀的特征写了出来。陶渊明《饮酒》（其五）“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句，《归去来兮辞》中的“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句等也是写云、写鸟，均极为传神。可以说，自古写山者大都离不开云、鸟、水、绿等因素，因为这不仅是山的最突出的特征，也是山水的灵魂所在。这两句在写景之中，含有诗人的不尽之意及神往之情。

尾联“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化用《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句意，由望山而联想到登山，他想象总有一天，自己会登上山颠，傲视天下！这显然不是单纯就登山而言，而是诗人抱负的形象写照，是杜甫的自我期许，展示了一个积极入世的青年才俊的雄心和气魄。结句既昂扬奔放、豪情万丈，又蕴含不尽的韵味。

明代莫如忠在《登东郡望岳楼》诗中云：“齐鲁到今青未了，题诗谁继杜陵人？”直言写泰山者无人能凌驾于诗圣之上。明代郭浚在总结本诗超凡的概括力时也说：“他人游泰山记，千言不了，被老杜数语说尽。”[5]清代浦起龙甚至认为，杜诗“当以是为首”，并说“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取为压卷，屹然作镇。”[6]浦说虽然有过誉之嫌，但由此可见这首诗在历史上的影响之大。另外，杜甫晚年作品《又上后园山脚》中有：“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的句子，是《望岳》之外少有的写泰山的作品，也是写泰山的名句。

应该说，李杜的横空出世，在泰山诗史上矗起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丰碑。盖因李杜写泰山没有被山的神圣和高大所压制，而是以满腔的豪情和高亢的意志写泰山，既把泰山作为一个伟大而又亲切的存在，又以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平视泰山，体现出一个伟大诗人的可贵品质，也展现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豪迈气魄。

唐代较好的诗作还有李隆基的《登封喜雪》、卢照邻的《登封大酺歌》、李德裕的《泰山石》等。其中李德裕诗中“沧海似镕金，众山如点黛”是写日出的名句。这两句孤立来看似乎是写日落，与一般日出时的明媚有些不符，但亲身经历过泰山日出的人都会深切地体会到这两句诗的传神之处。因为泰山极为高峻，日出时山下大地仍处灰暗之中，只见茫茫大地上雾气氤氲，犹如沧海微澜，在晨曦中一片金黄，与日落时的情景如出一辙。而其它山峰相对较低，在云雾中仅露峰顶，确实有“点黛”的效果。清代姚鼐在《登泰山记》中对泰山日出的描写与这两句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妨参阅。

宋代泰山诗创作比之唐代有所不如，但也有不少名家之作，只是在成就上难以与唐代相媲美。成就较高的有石介的《泰山》、苏辙的《灵岩寺》、王安石的《送道光法师主持灵岩》、曾巩的《灵岩寺兼简重长老刘二居士》等。另外，著名诗人苏轼有一首赠酬诗《送杨杰并叙》，其中提到泰山，写得极为精彩：“天门夜上宾出日，万里红波半天赤。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橘。……”短短二十八个字，不以直写取胜，而是以岱顶和平地的日出作比，以巨大的反差生动地展示出泰山日出的宏大和壮观，手法新颖，角度独特。

宋人范致冲有《竹林寺》一首，写得充满雅趣：“竹林深处有招提，深掩禅关过客稀。檐葡花开春欲暮，泠泠钟磬白云低。”写佛境静谧安详，禅意盎然；他的《日观峰》“岱岳东南第一观，青天高耸碧巑岏。若叫飞上峰头立，应见阳乌浴未乾。”夸张日观峰之高，想象奇特，耐人寻味。

金代泰山诗歌的总体成就不高，但元好问却是个例外。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末元初杰出的作家、史学家。元好问诗词文曲众体皆备，史称“蔚为一代宗工”。元氏生在金元迭代之际，和人民共同经历了诸多苦难，感受深切，因此作品中多有对现实的写照。他在创作中善于学习前人成就，继承了自建安至李白、杜甫等人的优良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古人评其诗说：“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沈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7]从这些评价我们不难看出元好问诗歌的基本风格。

元好问曾居山东多年，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春天他47岁时随友人从山东冠县来泰安会友，登上了他久慕的泰山。他在《东游略记》中简述了这次来泰的行程，并记叙了他在泰山及泰城的见闻。这次来泰，元好问不仅见到了他的好友、泰山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杜仁杰、徐世隆以及泰山全真教要人张志纯，而且创作颇丰，“得诗几十首云”，其中即包括他写泰山的名作《登岱》：

“泰山天壤间，屹如郁萧台。厥初造化手，劈此何雄哉！天门一何高，天险若可阶。积苏与累块，分明见九垓。扶摇九万里，未可诬齐谐。秦皇憺灵威，茂陵亦雄才。翠华行不归，石坛满苍苔。古今一俯仰，感极令人哀。是时春夏交，红绿无边涯。奇探忘登顿，意惬自迟回。惜无赏心人，欢然尽余杯。夜宿玉女祠，崩奔涌云雷。山灵见光怪，似喜诗人来。鸡鸣登日观，四望无氛霾。六龙出扶桑，翻动青露堆。平生华嵩游，兹山未忘怀。十年望齐鲁，孤云拂层崖，青壁落落云间开。眼前有句道不得，但觉胸次高崔嵬。徂徕山头唤李白，吾欲从此观蓬莱。”

该诗开篇以仙境和九天作衬描绘泰山的高峻，笔法不凡，夸张大胆，充分展现了泰山在空间上的高敞特征；随之又以秦皇汉武的物是人非反衬泰山的亘古常青，凸显了泰山在历史长河中的恒永久远；后半部则以自己对泰山的念念不忘来表现对泰山的仰慕之情。全诗情景交融，气魄宏大，行文奔放，很有些太白遗风，是泰山诗中不可多得的佳构。

元好问还有一首写泰山的词——《清平乐·泰山上作》：“江山残照，落落舒清眺。漳壑风来号万窍，尽入长松悲啸。井蛙瀚海云涛，醯鸡日远天高。醉眼千峰顶上，世间多少秋豪。”“全词短短八句，四处化用《庄子》中的语句，却不向老庄思想中讨生活，中间也并非枯燥说理，而是以形象语抒发情怀，风格清峻沉郁，显得自然而精炼。”[8]

金代诗文巨擘赵秉文评价元好问的诗说“少陵以来无此作也。”的确，仅从写泰山的诗作来看，《登岱》也完全当得起这一评价。

元代的泰山诗歌创作主要是散曲大家张养浩。张养浩（1269～1329），字希孟，号云庄，山东济南人。元代著名散曲家。诗、文兼擅，尤以散曲著称。

张养浩于英宗至治元年（1321），以父亲病老为借口，辞去在朝廷的职务，回到了故乡济南。在此后八年的时光中，他遍览周边山水，并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的《登泰山》是成就较高的诗作：“风云一举到天关，快意生平有此观。万古齐州烟九点，五更沧海日三竿。向来井处方知隘，今后巢居亦觉宽。笑拍洪崖咏新作，满空笙鹤下高寒。”

开篇写泰山之高虽不出窠臼，但写得快意无限，颇有豪情，也算落笔不凡；颔联进一步写山高，却翻出新意，“齐烟九点”原是李贺写中国的诗句，被后人化用为济南的代表景观，恰好泰山以北为齐，自山上北望恰如自九天下瞰，形象而又逼真。五更时分日上三竿似乎有些荒诞，但以之形容泰山极顶日出却是神来之笔。这两句化用典故恰到好处，非凡想象出人意表，非大家不能道。颈联以后写登岱后胸襟为之拓展，正表现了诗人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处世之道，联系张养浩做官的经历，可以看出诗人是文行合一的典范。

同时代的诗人王旭在泰安时常往来于山间，尤爱泰山西溪风光。他的《西溪》堪称小品妙笔，极为清秀雅致：“我爱西溪好，披云屡往来。一州烟景合，三面画屏开。薄俗无商隐，清时有逸才。近岩多隙地，松竹更须栽。”西溪是泰山西麓的一条山谷，流泉飞瀑，谷深景幽，是泰山著名的自然风景区。诗中的“我爱西溪好”乃发自内心的由衷赞赏。“披云”则点明了西溪云蒸雾罩的变幻之美。这样的美景所在岂能不“屡往来”呢？西溪谷口逼仄，内里却豁然开朗，因此，“一州烟景合，三面画屏开”一联写自泰安州进入西溪的感受非常形象，以身后城市的烟景（喻市井）对眼前山间的画屏（喻美景），对比强烈，倍显西溪的雅洁明丽。从句式来看，来到西溪，山门后的“烟景”彷佛被闭在了身后，而眼前三面美景犹如画屏初开，令人陶醉。这两句前后衔接自然，妥帖有力，堪称写景名句。

明代的泰山诗创作迎来了一个真正的繁荣期。从保留下来的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泰山诗歌数量较之前朝有了巨大增长，几乎涉及到泰山的各个方面，而且诗作的质量也普遍较高。不仅当时文坛重臣大多留有泰山诗作，更重要的是登岱的大量普通文士也创作了难以计数的优秀作品。虽然普通文士的诗作在艺术成就上难以与名家之作相媲美，但却以其丰富的内容、多样的风格筑起了泰山文学大厦的基石，是泰山文学终成气象的主要因素。正是诗词数量上的激增使泰山文学发生了质的变化——自此以后，泰山文学始可称得上有了自己的文学体系，始可当得起真正的“泰山文学”称号，而不仅仅是一些散碎的作品。自先秦滥觞的泰山文学的涓涓细流历经多朝多代的演变终于在此时汇成了浩浩江河。而且，这一现象一经形成便不可遏止，至清代、近代以至现代，泰山文学、尤其是泰山诗歌终成蔚为大观之势。

这一方面源于泰山自唐宋以来的世俗化趋势，泰山的政治色彩逐渐减弱，在民间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大量文人纷至沓来，作品自然激增；另一方面则源于唐宋以来诗歌形式上成熟日深，文人对诗词的格律、技巧的掌握已是十分熟稔，登高揽胜、吟诗作赋已是常态，一般文人皆能胜任，加之明清立朝时间长，社会相对稳定等，都使泰山诗歌走向了繁荣。

明代泰山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是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于慎行、宋焘、萧协中等。

李梦阳(1473～1530)，明代文学家。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属甘肃)人。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并称“前七子”，为“前七子”领袖，当时天下推为大家。工诗赋，重文章。文学上以复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大扭转了当时的学术风气，名震海内。

李梦阳的泰山诗有两首，均写得极有特色。一是《郑生至泰山诗以问之》：

昨汝登东岱，何峰是绝峰？

有无丈人石？几许大夫松？

海日低波鸟，岩雷起窟龙。

谁言天下小？化外亦王封！

郑生是他的学生。这首诗以对话的口吻，不由郑生介绍泰山风物，而由诗人自己一气追问。诗人对泰山心驰神往的仰慕之情跃然纸上。“海日”一联形象地写出了泰山的高耸巍峨，结句把孔子的“登泰山而小天下”翻成登泰山方觉祖国的广袤无边，别出心裁！清人沈德潜对此也是大加赞赏，他在《明诗别裁集》中评价这两句诗说“陈语须此翻用法”，可见其化旧为新的不凡功力。

另一首则直书作《泰山》：

俯首无齐鲁，东瞻海似杯。

斗然一峰上，不信万山开。

日抱扶桑跃，天横碣石来。

君看秦始后，仍有汉皇台。

首联先言泰山的大和高。这一句翻用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句。老杜说泰山之大齐鲁未了，作者却说登上泰山根本看不到齐鲁，即使茫茫东海亦如杯水。同样是说泰山之大之高，却在老杜诗意上再进一层。将老杜名句推陈出新，的确有“诗必盛唐”的味道，读者也可从中体会到明诗的一些特点。颔联“斗”通“陡”，极言泰山一柱擎天的山势，而“开”字用得极为生动：登上极顶，俯视群山低拱，万壑窈然，道道沟梁犹如山开一般。一个“开”字把山间川壑的静态形象变成了动态形象，表现力十足。颈联以“跃”写泰山日出也是传神之笔，因为泰山观日出因云雾波动的影响确实有跃动之感。尾联以秦皇汉武先后封山作结，表明泰山无与伦比的王者地位，结实有力。总之，这首《泰山》诗“从高大的形象、广袤的空间、绵长的历史三个角度，充分地展示了泰山博大宏伟的气象，是一首有自己艺术特色的诗章。”[9]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自号沧溟，人称“沧溟先生”。济南府历城(今济南历城)人。与谢榛、王世贞、宗臣等并称“后七子”，嘉靖、隆庆年间文坛领袖，领文坛风骚二十余年。

因家居泰山附近，李攀龙登泰山极为便利，一生多次登上泰山。现今见到的他较早的泰山诗大约写于他二十余岁时，诗虽然尚不成熟，但已显露出他才高气锐、风格豪放的特点。

李攀龙现存泰山诗八首，分别作于不同时期。[10]其中，成就较高的是他的《同元美、子相、公实分赋怀泰山得钟子柬顺甫》，从诗歌题目可以看出，在他写这首诗的同时，王世贞、宗臣、梁有誉等“后七子”成员也创作了一组有关泰山的诗作。

域内名山有岱宗，侧身东望一相从（相从：交往）。

河流晓挂天门树，海色秋高日观峰。

金箧何人探汉策，白云千载护秦封。

向来信宿藤萝外，杖底西风万壑钟。

名为“怀泰山”，当从作者对泰山的印象写起：一写与泰山交往日久，感情深笃；二写泰山令人难以磨灭的自然风光；三写泰山作为国家镇山的悠久历史；最后以作者曾经的游山经历挽起。全诗虽无惊人之处，但写来游刃有余，描景抒情信手拈来，显出作者深厚的文学造诣。

在京居官期间，李攀龙还有两首诗涉及到泰山，即《殷太史正甫至自泰山为赠》和《又作此问正甫》。其中《殷太史正甫至自泰山为赠》云：

明堂天子昔登坛，御道风流拥汉官。

海色迥临三观动，春阴不散五松寒。

白云忽向封中出，玉牒谁从箧里看？

此日满朝求禅草，相如早晚和长安。

诗作在整体上是借泰山对朋友进行夸赞，用典也不出秦汉封禅的老套，但“海色迥临三观动，春阴不散五松寒”一联写得却是颇有讲究：泰山极顶（三观，指泰山上的周观峰、吴观峰、秦观峰）在云雾中如船行海上，而五大夫松依然浓荫蔽日，苍翠挺拔。写景中暗蕴历史的玄机，耐人寻味。而《又作此问正甫》则完全是以与泰山有关的典故写友人，与泰山其实关系不大。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由于“李攀龙的倡导力行，‘后七子’一派诗友们接踵游于泰山，写下一批可观的泰山诗文”，[11]为泰山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也算是李攀龙为泰山留下的又一佳话吧！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州、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明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也是明代“后七子”代表人物之一。曾与李攀龙共主文坛。李死后，又为文坛领袖20年，“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12]

王世贞一生三次登泰山，两次游灵岩，留下了40余件与泰山有关的诗文，[13]既与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堪称泰山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作家之一。王世贞泰山诗的代表作是《登岱六首》和《重登岱岳四首》。由于王世贞学识超群，而且力主格调说，所以在这些作品中，一如既往地反映出他取材瞻博、喜用故典的特点，并且在构思上时有出人意料之处。如《登岱六首》其三：

轩辕皇帝有高台，鞭石千秋辇道开。

匹练天萦吴观出，金泥日射汉封回。

西盘瓠子河如带，东挂扶桑海一杯。

谁为登坛论王气，只应尘世有仙才。

把泰山视为黄帝的高台，写山道的开凿用“鞭石千秋”作喻，皆用语险怪；颈联写泰山胜景别出心裁，尤其是以“西盘瓠子”写黄河的蜿蜒有致，比喻巧妙，是少见的写自山巅眺望黄河的诗句。全诗构思堪称奇特，只是用典偏多，有失明快。当然，如果抛开用事，单纯描景抒情，王世贞的诗一样可以有很强的表现力。如《登岱六首》其四写泰山的雨势：“天门倒泻银河水，日观翻悬碧海流。欲转千盘迷积气，谁从九点辨齐州。”想象大胆，落笔惊人，写来大气磅礴；而写夜宿山顶所见也很新奇：“半割乾坤悬对抱，低垂星斗乱堪扪。”[14]同样是用语惊险，却同样描写精彩。

于慎行（1545～1607），字可远，更字无垢，号谷山，山东东阿（今平阴东阿镇）人。明代政治家、学者、文学家。文学造诣极高，清代纪昀评价他的诗“典雅和平，自饶清韵。”为当时文坛代表人物。“他的泰山诗文，数量上超过王世贞，并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足可与前、后七子相颉颃。”[15]“于慎行的家乡东阿……东距泰山主脉仅二百余里。他曾经多次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岱畎人。他六十三岁的生涯中凡七次登岱，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在古代文人士大夫中实属罕见。”[16]

于慎行的泰山诗涵盖面极广，不仅有多处摹写泰山、灵岩等自然风光，而且把泰山渗透进了他生活中的多个方面。举凡迎来送往、饮酒会友等活动，也常常以泰山为素材加以吟咏，因此，于慎行的泰山诗极有厚度，而非单调的写景抒情。他的泰山诗代表作是《同朱可大廷平登岱八首》、《日观峰歌》、《泰山道中》、《泰山绝顶对酒》、《岱西山人歌寿何吏部敬庵》等。

《泰山道中》：

地僻尘踪少，山深石路斜。

雨中过佛院，云里见人家。

雊雉飞春麦，啼莺绕落花。

流亡今欲尽，几处有桑麻？

整首小诗写登山道中的所闻所见，但作者显然对眼中所见做了仔细的过滤和筛选。写山间小路、雨中寺院、零星农家、雉飞莺啼，甚至写庄稼、写落花，完全是一副闲散山人的目光。当然，不仅选得好，写得更是精彩：小路不仅歪斜，而且地处僻境；佛院、农家不仅处于雨云之中，而且静谧清寂；只有麦田里的山鸡扑楞楞地飞起来有些动静，却又对上莺啼落花。满篇充斥的是闲静散淡，但并不令人有冷寂之感，而是疏朗有致，颇有田园诗的韵味。这似乎不是写泰山，而是一座普通的山岭而已。由于泰山厚重的政治、宗教、文化内涵，登山道上很少有诗人有如此的超迈情怀。这说明在作者的心目中，泰山不仅是一座神山、圣山，更是一座充满乡野气息的精神家园。

再看《泰山绝顶对酒》：

茫茫今古事，欲问岱君灵。

汉柏虚称观，秦松枉勒铭。

此生游已倦，何地酒能醒。

杖底千峰色，依然未了青。

如果说前一首诗主要是写景，那么，这一首诗则是重在感怀。作者置身泰山绝顶，把酒临风，禁不住有些文人的感伤，而且所思所感十分复杂。从表面看是感叹人世间的物是人非，沧海桑田，但在骨子里却是感叹人生的苦与累、虚与幻，尤其是老来饱经世事风霜以后，难免有些幻灭和疲惫。作者似乎看穿了红尘名利，对浮生有彻悟之感，因此叹言“汉柏虚称观，秦松枉勒铭”，希望尽早甦醒，解甲归田，过几天真实的人生。结句“杖底千峰色，依然未了青”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面对亘古未变的泰山时的那份沉静和觉悟。

“于慎行之于泰山，并非匆匆过客，而是视为家乡。他把别业中所居之楼称为‘望岳楼’。万历十一年（1583）七月，他在北京任中患病甚重，‘一夕梦泰山元君赉一彩毫，曰：此历下殷公（士儋）笔也。病良已。’可见于氏泰山之情超乎常人，到了寤寐思之、铭心镂骨的程度。”[17]

以上诗人（包括多位前朝诗人）均为当时文坛巨擘，虽然其中的有些人与泰山往来频繁，甚至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他们并非真正的泰安“土著”，而下面的两位诗人——宋焘和萧协中却是地道的泰安人。由于他们长年生活在泰山脚下，与泰山朝夕相处，相濡以沫，因此，他们对泰山及其本地的风土人情比之其他作家更为熟悉，体会和感受也更为深切。他们的诗作不仅代表着泰山本地诗人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和特殊的艺术风格，而且他们笔下的泰山更有些乡土气息和生活的感触，完全是另一种面貌。

宋焘（1572～1614），字岱倪，号绎田，又号青岩。汶阳镇宋家孝门村（今肥城宋家孝门）人。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任御史，巡按江南，兼督学政。所至政风峭历，吏治清明。万历三十五（1607）年，因直谏触怒神宗，被贬为平定州（今山西平定县）判官，不久，辞官归隐故里。史书称他“解绶归里之日，囊箧若涤，惟简册书笥而已。”乡居期间，曾于泰城灵芝街“青岩居”讲学，著名泰安学者王楫等皆出自其门下。

宋焘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泰山学者，也是泰山本地杰出的诗人，是唯一一位在《明史》中立传的泰山人物。著有《青岩居草》和《落花全韵》等诗集，其诗作曾被《明诗纪事》收录。宋焘对泰山历史也很有兴趣，曾花费大量精力搜寻岱故，考订史实，编著了《泰山纪事》、《岱下小史》、《州志补遗》等史书。其中的《泰山纪事》影响较大，是研究泰山文化的重要文献。因宋焘道德、文章出众，被后人推为“泰山五贤”之一。

宋焘的泰山诗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既有对泰山景观的宏观写照（如《泰山吟二首》、《我思泰山高》等），也有对个别景点的微观描摹（如《普照寺僧舍颓敝古殿荒凉》、《题日观峰餐霞卷二首》、《竹林寺二绝句》等）；既有个人的遣怀明志，也有关心民瘼、体察民情之作。这些作品大多直抒胸臆，清雅明快，与其人格性情如出一辙。而且在某些诗作里逗漏出闲适散淡的意味，表明了他淡薄名利、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

较能代表宋焘泰山诗风格的诗作是《竹林寺二绝句》和《青岩居（四首）》。

《竹林寺》（其一）：

多时不访竹林僧，茅迳荒芜乱野藤。

此日探奇来坐久，一龛香雨对青灯。

形似记事，摹写简约，却透着一股清雅古朴之气，不难见出作者的审美趣味。

《青岩居》（其二）：

岩栖谁备买山钱，满迳蓬蒿此地偏。

投粟虚庭看斗雀，脱巾深树听吟蝉。

年来已自成书癖，醉后从人唤酒仙。

为爱溪声冷襟抱，石床移向水亭眠。

虽然是写自己的家居生活，但在风格上与《竹林寺》一诗如出一辙。斗雀听蝉，读书饮酒，典型的传统文人生活，难得的是那份洒脱和自适，看不出任何的清苦和落寞。这一类的作品大多貌似表现作者的散淡闲适，实则是展现了诗人极有品位的生活追求。因为能写这样诗作的人并非真的无所事事，而多是极有思想和追求的名士。很显然，像《青岩居》这样的作品，非泰山人不能道。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宋焘还有一首《泰山大水歌》，描写的是泰山遭遇水灾时百姓的惨状。在令人触目惊心的描写中透视出诗人对百姓悲惨遭际的极大同情和对无良官衙的极端愤怒。据《泰安州志》载，明万历三十一（1603）年六月，“泰山洪水暴发，民众填沟壑者千计。”作为泰山人，宋焘不仅亲见了洪灾中百姓的惨状，而且目睹了矿税使（太监）无视民众疾苦，仍然巧取豪夺的残酷。悲愤难抑之下写下了《泰山大水歌》：

“……水光迸散雨如倾，洪涛浩淼靡溪沚。……一望城西无片瓦，万人滚滚随流下。口中犹自呼爷娘，抱木浮沉白浪打。尸横荒野乱参差，破衣残骸挂树枝。血水和泥相枕藉，断肢落臂谁家儿。可怜死者葬鱼腹，生者无家何处宿。满城尽是呻吟声，深夜唯闻乱鬼哭。”

情景之惨痛令人难以卒读。这里已不仅仅是血泪合流，而是尸横遍野，天塌城颓。笔法之严峻，情感之深挚直追老杜。有这些诗句做铺垫，后面对残暴官员的控诉便有了惊人的力量，那是比洪水猛兽更为可怕的一种灾难，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洪水何无情，真如矿税使，令人欲生不得生，欲死不得死。……”“这迸发着血泪的诗句，可谓泰山的‘史诗’”。[18]

萧协中（?～1644）字公黼，泰安人，明代后期重臣萧大亨次子，明末著名泰山学者。以父荫入仕，授上林苑监丞，晋顺天府（今北京市）治中。崇祯末年致仕还乡，寓居泰安城酝檀园，致力于泰山地理风物的研究。甲申年，李自成部下攻破泰安城，萧协中投井自尽。 “生平精文翰，尤尚气节。”[19]著有《酝檀集》、《泰山小史》等书。其中，《泰山小史》“以名胜为纲，每目叙其大略，词简意赅。”该书收入泰山名胜及名人共150余条，而且每条之下均有题咏，十分别致。另外，书中还记录了一些珍贵的泰山史料，如半山亭秦篆等，对泰山文化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酝檀集》是萧协中的诗文集，对研究萧协中的文学创作极有价值，可惜的是书已不存，仅乾隆《泰安县志》中录其诗8首。目前所见萧协中的泰山诗主要保留在他的《泰山小史》中。由于《泰山小史》对泰山重要景观及主要历史人物采取的是一题一咏的方式，因此，萧协中的泰山诗与其他诗人的作品明显不同的一个特点是，内容非常全面，几乎涵盖了泰山所有重要的景点及历史人物，为泰山诗史上唯一的以诗歌形式系统表现泰山景观及人物的作家，萧协中也由此成为泰山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人物。即使不看萧协中的作品，单从其写作的方式即可看出，他对泰山的熟悉是一般人难以比拟的，他对泰山的感情也是一般人难以匹敌的，他的作品反映出了一个地道的泰山人独有的艺术风貌。

在具体的写作方法上，萧协中的泰山诗也呈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所有作品均紧扣具体的景点，是对所写景点的极好补充。翻读《泰山小史》，每读一节，对所写景点先有直观的认识，随后再读声情并茂的诗作，极易激起读者对所写景观的浓厚兴趣，使全书更有感染力，诗文相得益彰；

二是在写景中喜用历史典故，而且有部分作品间杂感慨和议论。如《五大夫松》《秦观峰》《登封台》等。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除作者的写作习惯和爱好外，主要是泰山的许多景点并非单纯的自然景观，而是渗透着深厚文化内涵的人文景观。对此类景观的描述不可能绕开其历史、人文因素而徒写其自然风光。而且，从创作的角度来说，单纯地写景状物固然比较容易引起读者的审美感受，但在创作系列作品时却难免有重复之嫌；

三是在咏史和抒怀中有较强的现实感。如《舍身崖》《金殿》《秦篆碑》等。这可能与萧协中的性情有关。据宋思仁《泰山小史·序》说，萧协中有“清幽孤介之操”，甚至于清代“雍正四年入忠义祠”，可见其性情一端。这说明他有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因此，在写景状物的同时掺入自己对现实的感想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由于萧协中所写作品较多，而且有部分作品并非是有感而发，而是对全书体例的附和，所以有些诗作也难免有拼凑之嫌，这也算是白璧微瑕吧！

下面我们选择一首其他诗人极少涉及的题材，来感受萧协中泰山诗的魅力。

《御帐遗迹》：

片石云中出，苍崖俯大观。

旌旗余草绿，帐幄染枫丹。

鹤唳山风冷，湍流夜月寒。

只今凭吊问，松影露漙漙。

御帐是宋真宗东封时的驻跸之所，后来在遗迹处悬匾曰“御帐遗迹”。这首诗很有些怀古诗的味道，表面看是冷静地描写当年的场景和遗迹的周边环境，实则是以景达情，暗蕴对宋真宗的针砭。当年真宗封禅，不啻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虽然真宗借此达到了一些不甚光彩的目的，但终归被历史所耻笑。而今，热闹已去，只留下泠泠涧水和飒飒山风还在嘲弄着那位弄巧成拙的前代帝王。全诗前后对比明显，在写景中透出作者对历史事件的看法，有很强的感染力。既合乎咏景的章法，也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了创作者的独特感受，是一首情景俱佳的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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