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一个围棋职业棋手的江湖四十年（二）
(2018-06-23 01: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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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希文北京围棋陈祖德郑州 |
作者：黄希文六段
四、再赴郑州
体验“专业”
在我回家之前就听说聂老要带两个人跟他去郑州训练，还听说是我和牛力力，因为那时团体赛各省五人之中规定必须有一个少男少女，所以从长远考虑就要培养少年棋手，我们那批人都是这么起来的。当时光听说，是否能让我去也不是我能左右的，先回家吧。
当时正值7月暑假，到家没有多少天，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报的是7.8级，当时信息不象今天这样透明，具体情况报导也少，一时间谣言四起，小道消息满天飞。正在这时接到了聂老的通知，让我去哈尔滨同他一起去郑州，我当时又是喜出望外，我爸却有点担心，因为当时的传言太恐怖了，他说"地震之后这么乱，别去了“。但我坚持要去，他们也只好同意。
到了哈尔滨站，是聂老亲自接的我，又在"大车店"住了几天，等火车票，因为那时京哈线己中断，去北京的票十分难买，聂老正托人买。在哈尔滨又见到了牛力力，但她去不了，后来听人说有人对带她去有意见，可能对我去也是一样不高兴，结果闹得她没去成，他好象还伤心的哭了一场。他父母不是哈尔滨人，可能是"哈老大"的势力把他挤下来的，后来我也有一次类似的情况，其实这也很正常，"江湖"吗，这次我比较幸运。
记得走那天下午，聂老托的人突然来送票，告诉买不到卧铺，只买到两张无座号的票，那人也没办法，我们也只好走了，晚上他带着我在一片混乱中上了火车。京哈线不能走，去北京的火车要绕道承德才能到北京。上车没座，我们俩只好站着，大约开了两小时，聂老找到一个座，我当时"幼小的心灵”认为聂老是"大人物"，应该他坐，可聂老一定让我坐，他一直站着。后来又有人下车，他才坐下。
受地震的影响，火车走走停停，我们走的勿忙也没带吃的，车上好象也没有卖饭的，记得好象是到锦州附近，在一个小站停车，站台上有卖大桃的，聂老下车买了一大堆，我们俩就以桃充饥，一直到北京。当时车上根本没有水，这桃不洗怎么吃啊!只见聂老把桃拿到卫生间有个洗手的地方有水我这才发现原来这里能放出水来，真是"山炮进城，腰扎麻绳“，土啊!
忘了是多长时间终于到了北京，聂老带我直接到了他父母的家，他家是一座二层小楼，我当时还没见过这样的高级住宅，唐山的大地震也波及到北京，有些不太结实的房子也松动了，但好象没出什么大事，但人们害怕有余震再度发生，仍有不少人住在外边。聂老和他父母坚持让我住在一个非常结实的好象是红木的大桌子底下，以保证我的安全，下边放了很多罐头之类吃的东西，此事今我现在想起来也是挺感动的。聂老的二姐，就是有一年春晚因救助他家保姆而上了中央电视台的，为此事韦唯唱了一首《爱的奉献》，她还带我去天安玩了一下，几十年后有一次在聂道场遇见他，我提起此事，她说想不起来了。
第二天一早聂老就带我去国家队所在地，国家体委训练局运动员大楼，他让我在南河乘8路公交车，他则骑一辆自行车去，我在体育馆路下车后他带我进了运动员大楼，这是一座五层的大楼，是专门给国家队或集训队住的，此楼建于60年代国家困难时期，但为了给为国争光的精英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国家挤出资金建造此楼，房间里铺的红地板，有水池、书架和衣帽间，在八、九十年代也算比较好的集体宿舍了。据说第一个住进去的队就是围棋队，还听说是陈毅陈老总努力的结果，因为他对围棋队宠爱有加，他可以直接跟副总理兼体委主任的贺龙帅"走关系"，因此一些前辈说陈老总是围棋界的大恩人一点都没错，没有他就没有中国围棋的今天。幸运的是，我后来也在这里住了三年。进了大楼就直接奔三层，陈祖德、吴淞笙、华以刚三位老师在，当时他们三人及王汝南、黄德勋等老师约编制都在训练局，所以一般都在北京。
聂老请华老让我四子指导一盘，他则与他们三位说话聊天，陈老聊几句就走了，那盘棋好象是我赢了，但华老的一句话让我误会了。他是上海人，自言自语的咕噜着上海话，其中有一句"这是聂的高徒啊"，我把"高徒”听成"狗徒"了。我当时心想：怎么能这样说呢，其实是发音大致相同，完全不是那意思，又一次无知。
后未接触上海人多了，简单的上海话也能懂了。从60年代到八十年代，"上海话“是国家队的"第二语言“，你听不懂，也就听不懂陈、吴两位高手及其他上海众高手的讲棋复盘，也就学不到棋艺。与他们同时代几位前辈有的还能比较流利的讲上海话，如罗建文、沈果孙。
在北京作了短暂停留后，我们就南下到了郑州，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我们临时住在"棋楼”接待首长的休息室里，它有三间，我们住最里边那间，中间是客厅，另外一间住着"总教练"刘厚老先生。我和聂老住的也简单，各自用几张桌子搭成两张床，当时郑州还很热，铺上凉席，再有枕头毛巾被就行了，我还在河南体训班吃运动员伙食，当然这都是沾了聂老的"光“。这些安排都是罗建文老师、黄进先老师、尤其是刘"总教练"帮助完成的。
在郑州训练了一个多月,得到刘"总教练"不少的关照，他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为围棋尤其是河南围棋作了很大贡献，现借一位在棋坛工作多年的王品璋先生的文章来介绍他的生平和贡献："这位诙谐风趣的开封市代表刘厚原籍北京，自幼家贫，曾在小茶馆当过小役，因生性聪慧偷学了一点棋艺，以后又受我地下工作者的影响，常以下棋为掩护，在茶馆酒肆探听消息，由此便和棋艺结下不解之缘。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开封工作，由于他热衷棋道，在邓子恢、金明、刘建勋等老同志的支持下，调到省里积极开展围棋活动，在他的努力下，河南又重金礼聘天津名手庞凤元先生前往培育新秀，又连续举办1965年、1966年邀请赛和1966年全国大赛，到“文化大革命”前，河南已是全国颇有影响的棋艺活动的先进地区。老刘侠骨热肠、心直口快，办了不少好事，也得罪了不少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首当其冲，饱受其苦，他本是一个普通的教练，但河南体育界第一个被游斗的就是他，他被迫害得北上京津，南下苏鲁，最后成为从重庆被押送回来的通缉犯。在全国围棋界，一个普通棋手受到这样不公平待遇者，全国不复有第二人。可敬的是，一身傲骨的刘厚在重大压力下，没有攀扯过一个好人。在1973年，棋艺稍稍恢复活动，正当大家还心有余悸时，他以花甲之年，克服了重重困难，组织了七省市围棋邀请赛。还把湖北邵福棠、广西黄进先、江苏陈锡明全都重金调回河南，开展棋艺活动。国内著名棋手刘小光、汪见虹，女子冠军丰云等人的成才，老刘毫无疑问是大大的功臣。
吃住安排好后，我们就与河南队一起开始了训练。我们住的这座"棋楼"有一大间专门的训练室，非常宽敞明亮，可以搞小型的比赛，训练条件之好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聂老主要与罗建文、黄进先、陈锡明几位老师及刘晓光下棋，我有时与这几位老师下让子棋，有时与当时还在河南省体校围棋班的王冠军等人下下棋，那时他们比我强很多，几位老师下完棋复盘时我也经常观看。
在那里前后训练学习了一个多月，虽然条件很好，但因我生性有点愚钝，提高并不大，不过还是见了不少世面，增长了不少见识。
在这里认识熟悉了罗建文罗老，前一段罗老驾鹤西去，本来想写一篇回忆彵的文章以示悼念，但当时不知怎样写，现借此文来怀念一下这位对中国围棋有特殊贡献的老前辈。罗老是福州人，但却一口北京话，上海话也说的不错，那几年罗老一高兴就说："我们福州"如何如何，因为经常滔滔不绝的夸福州的各种好处，有一次聂老听烦了，就直言道："什么都你们福州"，聂老直言快语有时也不考虎别人面子，我也有几次被他直言的目瞪口呆。不过回忆起来更惑到聂老这些"直言“的亲切可爱，以后我会把我亲身听到的和听说的"直言"展示给大家。罗老和聂老是中国围棋界少有的豪爽、仗义、正直的老前辈。
在郑州的这一个多月，聂、罗二人经常在一起聊天，并进行他俩的共同爱好：不断的抽烟，频繁的喝酒。当吋罗老的夫人杨老师和儿子都在北京，我们去时他们刚走，因此晚上两人经常一起喝酒，边喝、边聊、边抽，海阔天空什么都聊，我在旁听着也长了不少见识。有一次"总教练”刘厚出差了几天，他俩看"总教练"那里有不少别人送的好酒，他俩便自作主张给喝了个精光，"总教练”回来一看，鼻子都气歪了，最后也无可奈何。
在郑州还见到了罗老的弟弟罗建元和堂弟罗云，他俩是路过这里去太原训练，他们当时都是福建队的队员。这罗云在这发生一件趣事：当时河南队有个叫周宗仁的队员，擅长摔跤，罗云年轻气盛不服，非要与周宗仁较量，于是两人就扭在一起，无奈罗云不是对手，他一急之下一把把周宗仁的运动裤给扯下一半，扯完就跑了，因为是在外边吃饭的路上进行的，弄得周宗仁很窘迫，气得大叫罗云"太赖了"!当时我们都笑弯了腰。
关于罗建文罗老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他的仗义，有一位叫周宪法的记者在一本《黑白集》的书中描述道：我曾在罗建文家碰见一个老头，那晚我们正聊在兴头上，一位瘦瘦的，白发稀疏的老翁插了进来，絮絮叨叨说个没完，有点倚老卖老的样子，我心里不免有些厌烦，而罗建文却是对他恭敬的很，又是倒茶又是递烟。一开始我以为这老头是他的邻居，后来才知道他是从河南来京玩玩的，罗建文特将他安排在自己家里吃住，将自已儿子房间腾出来让他居住，儿子反而每晚打地铺。我不理解罗建文为何要这样做，心中犯疑，这天我向他问起了此事，不料他颇动惑情的说："他是我的恩人啊!"我顿时愣住了。
原来，"文革"期间国家围棋队被解散，罗建文一时竟没有安身之处，就是这位老人，当时在河南郑州弈棋，了解到罗建文的处境，特地将他从山西调到了河南，实际之起到了保护国手的作用。罗建文始终未忘老人之恩，在他年老体衰，生活拮据的情况下经常接济他，并在他每次来京都安排住自已家。
这位记者写的都是事实，这位"老翁"就是我前也介绍的"总教练"刘厚。其实当年刘厚帮助的人多了，也只有罗老能做得这么义气，包括当年收留罗洗河。还有不少罗老的事，以后我会慢慢道来。
正当我们在郑州平静的训练时，1976年9月9日，共和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噩耗传来：当时人们心中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全国一片悲痛，更令人不安的是：大家都不知当时的中国向何处去？聂老和罗老都参与了"守灵”等悼念活动，由于我小，又是外队的没让我去。
由于毛主席逝世，在太原的围棋决赛取消了,聂老就准备带我回去了。走之前刘厚老先生拿了一摞有十本日本的围棋刊物送给我，虽然都是旧的，但对于我来说也非常珍贵了。我后来几年有时给他带点东北的土特产，但微不足道，后来自己能力有有限，也没有更多的报答他，甚为遗憾。
从郑州往回走票也不好买，当时好象是黄进先老师帮助我们找了郑州铁路局的一个围棋爱好者把我们送上车。他的要求也很简单：请聂老跟他下一盘指导棋，聂老没有不应之理，那人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他具体叫什么我记不清了。
之后怎样从北京回的家已经记不起来了，到家时小学已经毕业了，被分到了牡市第十三中学。好久没上课，又开始学习补课。
第五章1976—变幻与梦幻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1976年，那是共和国变幻莫测悲喜交加的一年。虽然我写的是"围棋江湖“，但它离不开国家的大环境。记得是十月的一天，前面介绍的杨世汉杨叔突然来我家找我爸，正好我爸不在家，他很神秘的对我说："中国出大事了"我小也没多问，后来来消息公开后我才知道：是当时被称之谓"祸国袂民"的"四人帮"王、张、江、姚集团被粉碎了。其实根本谈不上"粉碎"，这件事又验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句至理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的几位中央领导意见一统一，中央警卫团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当年利用各种媒休炸炸乎乎整天大批大斗大喊大叫的“四人帮”成了阶下囚，全国的老百姓都大快人心，深受"文革"之害的最前沿北京更是举城欢庆，白酒全郭卖光，可见北京人高兴到什么程度。
这期间我一边补课一边继续练棋，因为几乎没有对手，也只能看书学习。因为学习不得法，进步也不大。记不清是十二月的哪一天了，突然市体委来了通知，说省里来函，让我去带行李去省体工报到参加集训，因为黑龙江省已建立了围棋专业队，我大喜过望|有成为专业棋手的可能了。
回望1976年，新中国的三位缔造者相继离世，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四五"运动爆发，唐山大地震死伤数十万，共和国真是跌宕起伏，令人忧国忧民提心吊胆。没想到十月的一声惊雷，横行了十年的"四人帮“立刻灰飞烟灭，中华大地重燃希望。
这一年国家虽然变幻莫测，而我则梦幻一般好运连连，四月份哈尔滨初露锋芒，又幸遇聂棋圣，还幸运的下了一盘被让四子的指导棋，又侥幸的赢了，随后去合肥，下郑州，年底调省队集训，现在想想也跟做梦一般，"1976"终生难忘的一年。
一九七七年元旦之后，付志忱付老师受体委和我父母之托，带着我拿着行李，仍然坐着要走十个小时的火车去哈尔滨省体工队报到，同行的还有牡丹江另一少年高手朱万成和大我两岁的中学生于符春，他俩是跟着一块去玩的。
到了哈尔滨就直奔省棋队所在地：哈尔滨动力区和平路17号省体工队，那里有一座比较破旧的省体育场，体工队门外还有座练习跳伞用的跳伞塔，实际是以前日本人为了纪念他们侵略中国而建的"忠魂塔"。
体工队院内有篮球、体操、乒乓球三座体育馆和多处各个项目的训练场地。我们棋队在一座红砖楼三楼西北角的几间房里。所谓棋队就是三项棋类的专业队，即围棋、象棋、国际象棋。黑龙江当时是象棋强省。象棋有三获全国亚年和数次打上全国前六名号称"东北虎"的王嘉良，他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当时在哈尔滨家喻户晓，还有后来他培养的赵国荣、孙志伟等一流高手。国际象棋有曾获全国冠军的张东禄、亚军李中健，全运会第九的张伟达等高手。我们围棋是因为有聂老这样的顶尖高手才得以建立专业队的，我们都托了聂老的福，关于此事，有个故事很有趣。
山西围棋事业的开拓者王品璋先生讲的这个与我和黑龙江围棋有关的故事：
这个小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自从1974年全国棋类锦标赛恢复以后，各地的棋坛老少精英纷纷亮相，其中围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聂卫平。他这次一出手就非凡了得。1974年一参加比赛就得了第三名。到了1975年全运会他就超过了陈祖德、王汝南而独占鳌头。在国际比赛上，他也是表现抢眼。在1974年11月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时，代表团的团长宫本直毅九段在北京、桂林、上海对局陈祖德、王汝南、吴淞笙、华以刚六战六胜，可第七场却输给了聂卫平两子。等到了1975年10月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时，聂卫平先上阵四场，连胜漥内秀知九段、卢泽昭宣七段、石博郁郎八段和高川秀格九段，只是在第六场输给了高川秀格九段。到了1976年中国队要组团出访日本了，谁也想不到这时却传出了对聂卫平不大有利的消息，说什么没有单位给聂卫平交出国服装费了，聂卫平原来劳动的农场不肯开具政审材料等等，一时之间聂卫平也是六神无主了。
这时，有些省市就开始动开聂卫平的脑筋了。别的省市我不好说，我只说说山西、浙江和北京的情况。
我听到聂卫平的消息后，就赶快找山西省体工队汇报情况。省体工队当然欢迎小聂入队，很快向省体委打了报告。省体委领导明确表态小聂已是全国冠军，是个知名人物，只要黑龙江同意，山西当然欢迎。我正准备春节回京探亲，把这个消息告诉聂卫平，可是我还没有动身就听到北京传来了新的消息。
原来浙江棋队的领队老惠，是个很有活动能力的人。他一听到聂卫平的尴尬处境后，就马上到省体委领导那里游说，并且得到省体委的支持。马上和黑龙江省体工队取得联系，也得到了同意。老惠马上就到浙江省人事局办妥调动手续，坐上飞机先到北京再转车到黑龙江，准备办理调动事宜。
老惠到了北京后，因为这件事办的顺利，所以非常高兴，就顺便到北京棋院去通报通报情况。他一走进棋院就遇见原北京棋队的领队沈尺卿同志，就说明了这次经过北京的来意，并感谢北京市在“文革”前培养出这么一个好苗子。说完了就兴冲冲地告别，踏上了去黑龙江调人的征程。
让老惠没有想到的是，北京的沈领队也正在为聂卫平的处境伤脑筋。因为小聂在黑龙江插队，代表黑龙江队取得的全国冠军，谁也不好说他应不应当代表。现在听到浙江省在办理这件事，沈尺卿心里很不平衡。沈领队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她认为小聂如果到浙江，这对北京是个大损失。所以马上跑到先农坛向北京市体委主任魏明同志反映这个情况。魏明同志对北京市的体育事业极有贡献，他一听到这个情况，二话没说，拿起电话就给黑龙江省体委赵象主任打电话，话说得既客气又干脆：“聂卫平北京培养多年，在黑龙江插队代表黑龙江打比赛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也希望黑龙江建立围棋队。如果黑龙江不建队，希望能还给北京，千万不要给其他省市。”赵象主任的回复当然是尊重北京魏明同志的意见，并马上向黑龙江省体工队打了个招呼。所以第二天，当老惠同志兴冲冲地拿着调动手续，去省体工队办理调动时，遭到了省体工队的婉拒。老惠同志真可以说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空忙活了一阵子，而且闹得动静很大，用老惠同志自己的话说，叫做“羊肉没吃着，弄了一身骚”。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石激起千层浪”。本来处于尴尬境地的聂卫平，由于惠润生同志的一番忙碌，反而引起了黑龙江省各级领导的重视，加上聂卫平本人也福至心灵，那几年的成绩不论国内、国外都特别得好。在他的影响下，黑龙江省很快就建立起围棋队，并培养了陈兆丰、鲁健、薛至成、黄希文、牛力力等一批青年好手。黑龙江群众性的围棋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这样又引起了省级领导的重视，开始对黑龙江的棋类活动非常关注。再加上黑龙江省象棋名家王嘉良又是一个活动能力极强的人，所以黑龙江棋院《北方棋艺》、《象棋研究》等也都相继应运而生。这样，就为祖国的棋艺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和骨干力量。
第六章
进了体工队迎头挨"一棒"
我报到时，聂老正准备回北京，显得比较匆忙，正交代各种事情。牛力力、鲁健已经住进体工队，陈兆峰带着行李也刚来报到，加上我们几个，我们那间围棋宿舍兼训练室里显得有点忙乱。
大致安顿好后，就开始下棋，我们牡丹江的几个人向省队学习，我也与他们交流。由于哈尔滨的几个人经常在一起下棋复盘，陈兆峰以前就比我强，牛力力鲁健这时也明显比我强，我是最落后的了。
更令人沮丧的是，当时省足球队有个北京知青叫朱小明的，我跟他下了一盘，居然输了，令周围的人一片哗然，纷纷对我来省队表示质疑，这盘输的我也挺难受，心情恶劣。
聂老很快就回北京国家集训队了，我就跟兆峰、鲁健、牛力力三人一起每天下棋打谱，这时已离1977年春节不远了。
突然有一天，我们正在训练摆棋，我爸爸突然推门进来，使我呆住了，虽然我也知道他要来接我回家过年，但也还是很意外这么早就来了。他是去沈阳出差回来正好到哈尔滨来找我，其实到沈阳是晃子，他当时正患痔疮，坐都费劲，仍不远千里绕道来接我，并为我的前程费尽心机。在沈阳别人送了他几个桔子，自已没舍得吃给我带到哈尔滨。
爸爸这次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探一操我能不能进省队留在哈尔滨，因为那时"上山下乡“还没有结束，如果进了省队成了专业棋手不就躲过了"上山下乡”了吗。
有一天我们正在训练时爸爸突然推门而进，虽然我也知道他春节之前要来接我回家过年，但还是令我有些惊喜。他是借出差沈阳之便来哈尔滨的，其主要目的就是来看我的，当时他的想法是：如果我能当上围棋运动员就不用下乡了，当时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还未彻底结束，我爸有这种担心也是必然的。当时他正被痔疮的病痛折磨，走路都很费劲，但为了儿子的前途，不顾病患带着给人送礼的“木耳”来帮我活动、打探情况。在沈阳别人送他几个桔子，他舍不得吃，特意带来给我吃。我后来看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时，突然想起了我爸这次来看我的情景，不是与这位名人描写的父爱性质一样吗？活生生的我自己版的“背影”啊！联想到几年后韩国可以探亲后，我妈的朋友从那里带回两包"方便面”送给她，她不吃也带到哈尔滨给我吃，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好吃的"方便面”。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太多父爱的"背影”和母爱的"身影"。
当时聂老已回北京，只能跟象棋大师王嘉良打听情况，有一天晚上我们跟王嘉良大师一同走，直接到了他家里，我爸爸给他送了一点木耳略表心意，王老师心直口快，一股脑把这次成立省队围棋的情况介绍了一番。原来调人时各方关系一拥而上，主要是哈尔滨有不少人都想进专业队，在我们黑龙江省，哈尔滨有“哈老大”之称，有什么好事肯定是哈尔滨排第一位，当年哈尔滨居民每人每月有半斤肉供应，而牡丹江就没有这待遇，其他方面也自然是省城占尽天时、地利。当时我们几人当中我的水平已落后于陈、鲁、牛三人，属于可调可不调，其他人也有“托关系”、“挖门子”往里挤的。但聂老力排众议，坚持要调我来试试，我才顺利成行，得以改变命运。现在想起来，聂老对我可谓恩重如山！多年后有一次在聂道我跟他说“您当年曾经给了我很多帮助”时，他说：“是吗？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曾跟朋友感慨：有的人自诩“超越自我”，其实想的全是“自我”，而聂老这样乐于助人、不求回报的人才叫“自我超越”，他类似的事还有很多，等我以后一一道来。在王嘉良老帅这里了解了情况后，我爸就比较放心了，我们就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了。
再看一段聂老1974年全国比赛后在哈尔滨与王嘉良的有趣经历：
回到哈尔滨，大家就准备各回各的单位，我没地方去，只能回农场。散伙前大家到一家饭馆聚了一下。当时哈尔滨流行偷盘子，我们去的那家饭馆不知丢了多少，现在说起来都是笑话。我们之中大部分都是哈尔滨本地人，都有很多熟人，那天都自己用盘子带了菜来，王嘉良就带了很多好的菜。
王嘉良是象棋冠军，用现在的话可以说是棋界的“大哥大”，哈尔滨没有不知道他的。那天我心里很痛苦，因为第二天就要回农场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来，我就借酒浇愁，喝得特多，到后来都快醉了。
吃完饭出门时，王嘉良被守在门口的一个老头拽住，我们立即围了过去，问出了什么事。原来老头说王嘉良偷了他的盘子，王嘉良说盘子是自己带来的，老头非说是偷的，就吵了起来。王嘉良当时也喝多了，说起话来唾沫星子乱飞，喷了老头一脸。老头急了，动手就打。我们十几个全是小伙子，见状就不让他打，没想到老头很粗野，最后闹到派出所。
派出所的所长认识王嘉良，也认识老头，一进门所长就说：“嘉良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王嘉良指着老头说：“他说我偷他的盘子。”所长又对老头说道：“王嘉良怎么会偷你的盘子呢？！”老头听清这人是王嘉良后，说：“哟，你怎么不早说你是王嘉良啊？以后这个饭馆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吃饭不要钱！”原来老头是个象棋迷，是王嘉良的崇拜者，刚才还是仇敌，动手打架，一听“王嘉良”三个字，马上就摆平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名字的影响力，我感慨很深，人有名和没名就是不一样，当时我还没名，自觉上了一课。
上面说到聂老在哈尔滨和王嘉良的故事，后来聂老超越王嘉良名扬四海，一个时期妇孺皆知，关于他俩还有些小故事，现举一例：大约也是77年，有一次聂老跟王嘉良聊天回来，很不屑的说：王嘉良自称在哈尔滨"三打一"(扑克牌)打得最好，我怎么感觉不出来。一副讥讽和不以为然的神情。也只有聂老这样超级智商的霸主才敢对也是超级智商的特级大师的王嘉良这样藐视。
下面再请看王品璋先生的一篇描述王嘉良的文章：
上世纪80年代，在象棋界，王嘉良的名字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后他淡出江湖，在人们的脑海中，印象逐渐模糊。但在我的脑海中，他的印象永远是那么明亮、突出、有意思。
认识王嘉良是在1956年全国赛前，曾在天然轩茶馆见过一面。全国赛中他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夺得亚军，使人刮目相看，加上他个子特高，人又特瘦，说话又快又急，又喜欢和人抬杠，就此留下深刻印象。以后历届全国赛我们都会碰面，经常在一起探讨棋艺的发展和聊一些山南海北的趣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大家对棋艺事业的前景充满了憧憬和盼望，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和遐想。
嘉良同志是对棋艺事业颇有贡献的人，他不仅培养了像赵国荣等一批叱咤风云的虎将，还在象棋著作、象棋刊物方面发表了他独特的象棋技艺的见解。特别是在筹建黑龙江棋院以及管理、运行、维持、发展方面都是尽心尽力的。说句老实话，如果没有他的折腾，黑龙江棋院能否及时使用就难说了。
嘉良同志个性非常鲜明，非常外向，只要他觉得这事不合适，快人快语，张嘴就说，决不含糊。举例说：在50年代，举办全国比赛分华东、华北、西北、中南四个赛区。他认为华北赛区（包括津、京和东北三省）实力较强，棋手又多，这么划分不合理，多次找国家体委分管这项工作的同志提意见。一次、两次、三次，年年提、会会提，别人都烦了，他不烦，照样提。
另外听说嘉良同志不但棋艺好，而且会拍电影、会打篮球、会变魔术，还特别会钓鱼，而且在市里的钓鱼大赛得过奖。
还有两件事也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是在棋王赛期间，几位老朋友坐在一起打麻将取乐，一共打了三把牌，我们牌尚在整理排位阶段，他就和了，三把牌都是他和。他站起来笑笑说：“不跟你们玩了，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还有一件事，1974年在成都举行“文革”后第一次全国赛，因为采用积分编排制，每天晚上都在驻地竞赛处公开抽签。那时，因为一切从头开始，抽签卡做得比较粗糙，放在桌上抽了两次后，王嘉良就说：“请把抽签卡放在桌面底下抽。”大会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这个抽签卡不严谨，因为好多卡别人都已经认识。”工作人员当然不服，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最后大会把三项棋的裁判长请来公断。王嘉良现场表演，指着一张抽签卡说：“这是杨官璘。”又一指：“这是胡荣华。”又指另一张：“这是我。”屡试屡验，全场哗然，工作人员不得不服，只好把卡放在桌面下面开始抽签。这件事不但使我佩服得很，其他人也都说王嘉良真有两把刷子。
王嘉良同志在哈尔滨市个极有影响力的人。听说他的门生弟子在社会上如果和有的人闹点摩擦，只要一提王嘉良的名字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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