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民国热起来了，这个最早由陈丹青提出的“民国范儿”让不少人遐思与追慕。回望这一时代，科学界的茅以升、竺可桢、李四光等，田间地头，摸爬滚打；教育界的叶圣陶、蔡元培、梅贻琦等，广揽贤才，大兴教育；文学界的胡适、沈从文、鲁迅、徐志摩、丁玲、张爱玲等，奋笔疾书，抒尽世态人情。那是个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时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在万紫千红中，萧红，一弱女子，也用自己的纤纤瘦手，写出了让人拍案的文章，为文学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

1911年6月，萧红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八岁那年，其母病故，其父对萧红一直比较冷漠，对家庭的爱，主要源于其祖父，那个慈祥的老头。当然，其父尝到了苦果，那就是萧红的叛逆，对包办婚姻许配给汪恩甲的抗拒，选择与已婚的表哥一道弃家而去。但她并没有逃离命运的摆布，表哥终究不能给她关爱，玩起了失踪；而对她还还有感情的未婚夫汪恩甲一路追击，却限于家庭的阻拦，让萧红陷入与世隔绝之境。随后，汪恩甲再次找到萧红，两人同居，萧红怀孕。让萧红倍感痛苦的是，汪恩甲因无力支付旅馆费用，悄然而去，留下孤零零的萧红。与汪恩甲的第一段感情就此结束。第一次，萧红感受到人性的悲凉和感情的脆弱。

幸运的是，无奈中的萧红通过向报纸求助认识了萧军，开启了一段新的感情，命运也再次大起大落。两人无力支付旅馆费用，只好以“跳窗”的方式逃跑。随后，萧红住进医院，第一个孩子出生，但因无力抚养而送人，现实弄人。

萧红的第一个“黄金年代”是在二十一岁，即1932年。她曾写道：“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从萧红的短暂一生来看，那一年的她，的确算得上是幸福的。萧军通过当家庭教师让两人没有疲于为生活奔波，萧军的第一次工资赎回了当出去的军大衣，然后萧军请吃饭，萧军说：“这家饭馆儿特别好，过往的车夫都在这儿吃。”进去，一堆黑乎乎的脏老爷在呼哧呼哧地吃着，萧军很阔气地点了好几个菜，两碗饭，咣咣放在萧红面前，大衣一掀，坐下。然后，萧红看到旁边一老头正在翻动着铲子拨弄着肉丸子，每一次翻动都飘着肉香并牵动萧红的眼球，发呆。看到此景，萧军说：“我们再来一个肉丸子吧？”萧红回过神来，说：“不用了，你看，我们已经点了这么多菜，而且已经有肉了。”但显然萧红还是被那口锅和那把铲子吸引住。萧军想了想，说“还是再来一个肉丸子吧”，并补充道：“你看，这个丸子吧，它还带汤儿。”

电影在这里的细节刻画，真乃神来之笔。记得那晚在影片，周围有人说“萧红怎么总在吃！”从后面的情况来看，萧红的悲剧就在于生错了年代。像她那样不谙世故，活着自己世界里，只想安心写作的女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物质上是何其贫乏。可以说，二十一岁的萧红，有了萧军的陪伴，有了自己的家，可以安心创作，又不至于为生活发愁，不是“黄金时代”又是什么呢？

当然，从文学的角度讲，萧红的创作之路始于1933年。物质上不再贫苦的萧红，以《弃儿》表达出对那个自己曾抛弃的孩子的思念和忏悔。随后，萧红的作品陆续见报，名声鹊起，但也受到了日伪特务机关的抵制和迫害，于是萧红萧军被迫来到青岛。美丽的青岛，让萧红忘却忧愁与烦恼，迅速完成了《生死场》的写作，这部作品受到了远在上海的鲁迅先生的肯定。

随后，萧红和萧军因为政治原因不得不离开青岛，辗转上海。幸而有鲁迅、胡风等一大批文学人士，给他俩极大的关怀，尤其是萧红的作品，在鲁迅等人的帮助下，大量发表，让萧红成为上海的文学新星。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上海，萧军与萧红感情出现危机。1936年，萧红去日本疗养，在那里，她感受了生命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她在给萧军的一封信中写道：“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可以说，在日本疗养的萧红，在幸福中感受着时代的脉搏和对自由的思考。

时间飞逝，造化弄人。1937年，回国后的萧红，遭遇上海沦陷。萧红和萧军来到武汉，加入“东北作家群”，并在这里遇到了端木。后来，众多的知识分子受邀到山西名族革命大学任教，但无功而返，在此途中，萧红与萧军的感情正式破裂：萧军执意要到前线打游击抗战，而萧红则希望以文字为生。已怀上萧军骨肉的萧红，孤独地回到武汉，给了端木以机会，最终两人于1938年在武汉结婚，到场者仅端木的几个亲戚，而从萧红的话语“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可见，无论端木是备胎还是第三者，与萧军彻底分手的萧红，早已对爱情麻木，对生活低要求，端木，在那一刻，起到了为之抚平伤口的作用。

只是，端木对萧红的爱需要打折扣。每当危机来临，端木总有理由先走，将萧红一人留下，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难！最后，萧红的第二个孩子也没有健康活下来，用萧红自己的话来说是“抽风死了”，有谁知道真相呢？也或者是她自己活得太过痛苦，不想让孩子再受苦，而让孩子离开了人世。

1940年，萧红端木经朋友介绍，转到香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乱转中于1942年病逝于香港。在病中的日子，萧红始终坚持写作，《呼兰河传》就是她临终前的作品，。那种对少年时代的回忆，与长成后的痛苦相比，至少可以在呼兰河里找到静美和安详。或许，那时也是她的“黄金时代”。

看完《黄金时代》这部电影，不得不对萧红一生的颠沛流离感到惋惜，同时钦佩于她对文学的热爱，在文学创造方面的才华及在生活中的朴实无华。正如丁玲对萧红的评价：“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原故吧。”

一个女作家，没有圆滑世故，在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祈求一份宁静和闲适的生活，以写出干净、优美的文字。偏偏那时的主流文学没能很好地接纳她，而生活和感情的一波三折让她受尽摧残，唯此，在呼兰河的童年记忆、二十一岁那年和在日本的那段时期，构成了她的三个“黄金时代”，除此，都是痛苦。正如1942年1月，弥留之际的萧红在香港玛丽医院写下的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所流露的，萧红这一生，过得艰辛和寂寥。

但是，萧红完成了自己对人生的使命。她的生活轨迹是那个时代飘摇的印记，历尽沧桑与波折；她的作品是最美文学与最真情怀的写照，让人忘却世间烦恼。萧红，一份永恒的时代和文学记忆！（文/肖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