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家哲学本体论看美的本质

刘在平 

自古以来，关于美学本质的探讨，与哲学本体论思维密切相关。对于哲学本体论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于美的本质的理解。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古典美学肇始于柏拉图，他关于美的本质在于形式的思想，与其理念论的哲学本体论是高度一致的。形式也分为内形式与外形式，内形式是观念形态的形式，是美的本源和本质；外形式是自然万物的外形，是美的存在状态的规定。美的本质是区别于美的事物的“美的本身”，万事万物中的美，与理念一样存在于所有事物的“背后”。美的阳光与理念之光同样来自于“洞穴”之外，通常人们所面对的所谓的美的事物，不过是洞外之光的投影。人所创造的艺术，主要是对于美的摹仿，高雅精湛的艺术珍品，无非是摹仿的摹仿，是得到了美本身——美的本质之光的照耀和赋予。柏拉图的形式之美，其实就是理念之美。但是，正如他的理念论或形相论在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之间难以抉择一样，这样的美学思考很难解决永恒不变和变动不息之间的悖论。这正是亚里士多德认为自己的老师的哲学很“麻烦”的原因之一。

亚里士多德虽然对柏拉图多有批评，总体上是以摹仿是所有艺术样式的共同属性的说法呼应和强化了“美在形式”的思想。但是，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超越，使他关于美和艺术的探讨成为西方古典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一座高峰。他将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归纳出“四因说”系统结构：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他十分“美学地”发现以毕达哥拉斯为首的一些哲学家，指出提琴演奏中音符间的关系，对应着琴弦不同位置的不同比率，从而总结出质性差异会是数的差异所导致的结果。而整个天体就是一列音阶，数的元素便是万物的元素。亚里士多德宣称他们的研究是在探讨宇宙的形式因。在突出形式因的同时，亚里士多德的贡献在于他强调美的“整一性”。这种整一性，一是在于“四因”之间的联系和不可分割；二是在于有机整体之中内在的比例关系，构成秩序、匀称、和谐、统一等等形式美。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之美与柏拉图完全不同，他认为“美不是理念，美存在与具体的美的事物之中，美首先取决于客观事物的属性，这主要就是体积的大小适中和各组成部分之间有机的和谐统一。”三是在于美与善的结合，以及感性的美与理性的美、自然之美与艺术创造之美的沟通。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感受到与道家美学思想的接近。

中世纪的主流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美学在充满神学色彩的哲学思考中延伸，普罗提诺、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等，基本上没有超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般认为作为独立学科而诞生的美学，发端于德国的鲍姆加登，他于1750年出版的《美学》（《Aesthetics》），成为标志性著作。

西方古典美学第二座高峰应当归功于黑格尔，如前所述，他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论断，虽然出自于“绝对精神”的本体论思考，但对于美的结构的整体性、审美机制的统一性作出重要贡献。

美，是蕴含于自然界的天道本体与渗透于精神世界的心灵之道的贯通。庄子说：“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这里的“常然”即自然天道。也就是说，天下万物所呈现的青山秀水、大漠浩瀚、长河落日、雪域风光……一切美不胜收的景观，皆出自于自然、孕育于造化。就此，庄子进一步阐发道：“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所谓“众美从之”，无非是说天地自然才是美的源泉、美的造化。

庄子还构思了孔子与老聃的一番对话： 

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

孔子曰：“何谓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汝议乎其将。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出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非是也，且孰为之宗！”

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庄子·外篇·田子方》） 

庄子所描述的，是道家哲学所认定的审美方式，其实是一种“悟道审美”。达到至美、至乐的境界，是对于万物变化中自然之道的深刻领悟。或许，这成为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审美追求，难以企及。但是，这正是美的价值得以成立并深刻影响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刻内蕴，当然也正是人们审美追求的正道。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研究中的体会，成为道家“悟道审美”思想的呼应与印证。当爱因斯坦接到纽约犹太教堂牧师戈尔茨坦海底电报上的问题“你信仰上帝吗？”他立即回电：“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行为有牵连的上帝。”我们知道，斯宾诺莎以“上帝即自然”的思想与传统的“上帝本体论”区别开来，实际上是与道家哲学同处于“道本体”哲学体系的。在斯宾诺莎哪里，上帝的力量就是自然造化的功能，上帝之神，在自然的统一系统、万物的基质之中而不断实现和谐、秩序。于是，毫不奇怪，在以科学理性而从事物理学研究过程中，爱因斯坦胸中升起的，是具有强烈宗教情感色彩的审美情怀。爱因斯坦坦言：“我自己只满足于生命的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观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个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同样的体会在另一位科学家彭加勒那里得到表述：“科学家研究自然，并非因为它有用处，他研究它，是因为他喜欢他，他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是美的。如果自然不美，它就不值得了解；如果自然不值得了解，生活也就毫无意义。”

毫不奇怪，正是那些以科学理性孜孜以求探索自然的成就斐然的科学家，对于自然造化的神奇、奥妙心领神会，对于人类理性智慧和“众妙之门”之间的巨大反差体会深切。于是，他们对于自然造化、“万物并作”的伟大功能的敬仰更加虔诚，对于审美需要的满足更为充分，因而更接近领略庄子所说的“至美”、“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