巅峰高认涌流泉

——道家思想体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刘在平 

复兴的前提，是承认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文化创造和文明发展；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宝贵的财富和巨大的资源；承认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内涵是一个古老民族“固有的根本”，是我们不能否定、忘记、割断的“精神命脉”。

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将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古印度的释迦牟尼等，不约而同地实现了“终极关怀的觉醒”；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诸子鹊起，百家争鸣，以深刻而丰富的思想成果使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放射出中国的光熠。国内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形成共识：道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境界，是中华文化最为根本和内在的精髓。                    

    历史无论怎样折冲樽俎，人类文明总体上是一步一步发展的。所以任何文明体系，都要有根。纵观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道家为根柢，儒家为主干，佛家为枝叶。

    百家争鸣时期，先秦各种思想流派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道家思想的启迪和浸染。尽管儒家与道家思想有许多对立，但也互相渗透。孔子曾经向老子请教，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礼记》中“大道运行，天下为公”，《中庸》中“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是儒家接受道家思想的精彩印证。梁启超指出：“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遗憾的是，历史上虽然长期“儒道互补”，但“以道升儒”少，“以儒降道”多。法家在早期曾大量接受道家思想，太史公在《史记》中竟立《老子韩非子列传》，并评价：“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于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徼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但以后的法家对道家思想多有歪曲，从价值取向上分道扬镳，故而总体上与道家泾渭分明，各行其道。道家与墨家在非战非攻等思想上互有影响。至于兵家，不战而屈人之兵、非危不战、讨伐不义、攻其国而爱其民、顺势而为、大智不智、大谋不谋、战势不过奇正、以异为奇等思想，与老子思想的精神关联是显而易见的。

    在秦以后的思想史中，董仲舒的“天执其道而为万物主”、“君为无，臣为有”、“三纲五常”已经严重降低了道家的思想档次，但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及君道无为的主张毕竟融入道家思想。魏晋玄学不仅以道释儒，而且对于老庄崇尚自然自由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挥张扬。《老子》、《庄子》和《周易》被称“三玄”，老庄则为“玄宗”，以“越名教而任自然”而重扬道家贵无、尚无精神，而“得意忘言”、“辨名析理”等认识论上的探讨也深受道家影响。通常认为宋明理学以理释儒，是儒道释合流的产物，但道是其内在根本，李约瑟就认为理学得之于佛远远少于得之于道。至于汉代扬雄太玄之学、王充古文经学、讲求自然本心的明代王阳明心学，等等，均受到道家哲学的启悟和影响。

尽管道教与道家有重大区别，但毕竟以道家为渊源，两者之间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脐带。作为起源于中国的唯一成型宗教的道教，传承了古代宗教、巫术、方术，杂糅了东汉张陵倡导的“五斗米道”、张角创立的“太平道”，以“道”为神化的信仰对象，老子被尊为“太上老君”，树立了宗教所需要的人格化偶像。然而，其基本教义的哲学基础源自道家，东晋葛洪作为其理论奠基者，深得老子论道之宏旨，将“道”与玄一、真一、太极相结合。由于道教具有丰富的组织手段和宗教形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道家的神学版本和世俗版本，得以长期、广泛的传播。其宗教活动具有神秘主义和迷信色彩，但也有重要的积极贡献。道教经典《道藏》使道家哲学经典及其注本以及《韩非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墨子》，《鬼谷子》、《淮南鸿烈解》等法、名、墨、纵横、杂等诸家宝贵的文献得以保存。中国对世界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医、火药、数学天元术，以及对西方化学产生重大影响的炼丹术等等，都不能抹煞道教之功。独具特色的道教音乐、广受尊崇的得道成仙及以柔克刚的处世之方、经久不息的养生之道、遍布各地的道观礼仪、风靡世界的武术气功……道教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尤其是在民间文化、风俗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面对时代的挑战，道教迫切需要深刻的宗教改革，而以老子等创建和阐发的道家哲学为蓝本，正本清源，是改革的要旨之一。

   “巅峰高认涌流泉”——借用这句古诗，可以形象地表述道家的影响和地位：中国道家哲学之所以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是因为她在远古时代就已有了终极的追求、高远的境界、深邃的思考、丰富的启迪，抵达了不亚于任何思想体系的高度，并且源远流长，不断丰富发展。 

　　　　王重阳布道诗词有一篇《江神子》：“虚中空外认盈盈，喜前程，看分明。占得真坚，慧照助新声。五座门开通出入，任来回，好游行。高峰上，便纵横，结云棚，势峥嵘。衮出灵光，一点似朱樱。彩色般般笼罩定，处清凉，永长生。”诗句中，“虚中空外认盈盈”、“高峰上，便纵横”，拿来形容道家，形象地表述其影响和地位，是恰当妥帖的。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不仅仅是对历史和祖先的尊重，更要尊崇传统的根，敬畏文化的魂。中国道家哲学之所以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是因为她在远古时代就已有了终极的追求、高远的境界、深邃的思考、丰富的启迪，抵达了不亚于任何思想体系的高度。   

    老子的有无观，不愧为哲学本体论思想的峰巅，充分展示出哲学思辨的巨大魅力。“有生于无”的思想，《道德经》当中大量关于“无”的论述，以及其中蕴含的尊无、崇无、尚无的哲学精神，精彩地抵达了不亚于世界任何哲学体系的思维高度。

    哲学的本体论担纲“哲学第一基本问题”，久远地吸引着哲学家殚精竭虑、上下求索的目光，探索着人类关于自己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的内在困惑，回应着自古至今人类群体寻求根本依据和价值坐标的永恒需求。纷纭的事物、繁杂的万象，一切冲突、显隐、变化、分裂、组合……什么是最根本的实在？是否可以、并且在哪里最终统一起来？从宇宙、自然到生命世界、人类社会、精神万象，始终有一种自然而然发挥作用的机制，可以概括地称之为“自化”机制。一切事物在这种“自化”的作用下，可以自创生、自组织、自选择、自调控、自演化，实现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的发展变化过程。这种自化作用机制，就是道。与一切神学的、宗教的、理念的、意志的、怀疑论的……哲学流派所揭示的“实在”比较起来，道，更加实在。所谓自宾自化，就是不受外来意志的支配；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没有上帝，没有神灵，一切取决于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道家本体论，超越了神创论，向自然本身寻求本原。

关于世界本原，泰勒斯认为是水，阿纳克西曼德认为是类似于空气的“无限者”，阿纳克西美尼认为是气，赫拉克里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火，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实际上是将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形态作为世界的本原来认识的。这其中已经蕴含了一种思维整合的可贵尝试，体现了中国古代思维的整体性。但是，依然是“原形、幻化、图式展衍形成深广交织、序化整合。”我们再来看老子的道，已经属于形而上思维十分精到的运用。“道的范畴的形上层面、形上性质特别是本体含义的揭示和论证则以进入概念表象思维的高级形态，在更大程度上克服了表象图画思维方式的种种局限，进一步预期思维形式的直接性、具体性、神秘性和表面性相分离，从而构成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概念表象思维发展的最高成就。很显然，这是华夏民族理论思维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和转折，可以肯定，它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形成了一种“传统”——理本论。理型、先验理念、绝对精神等等，都可以总体上归于理本论。凭着著名的“洞穴比喻”，柏拉图宣称理念并非人的大脑抽象概括出来的，那只是各种存在者的展现，而理念是事物的原型，万事万物都是根据这些原型而产生或创造出来的。所以，不是从事物中抽象出理念，而是理念决定了事物，世间万事万物不过是像洞穴中的影子一样，是对于原型的模仿。道无名，说明，在道家眼里，本体更加根本。恒常的道，“致虚极，守静笃。”当然，也不可以各种度量衡来衡量、不可以柏拉图所看重的数学公式来解释。理念是精神的有形，道是系统的无形；理念与现象的关系，是投影和模仿的关系，道与现象的关系，是结构作用下万物自宾自化的关系。道绝不是高高在上的、供万物模仿的理念，绝不是具有框架形态或“模本”、“原型”、“楷模”形态的理念。道，默默无闻地、自然而然地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蕴含于一切运动变化之内。“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所谓“无为”，表现在没有宰执的地位、没有规定的格式、没有人格的意志、没有教化的权威。“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万物恃之以生而弗辞；成功遂事而弗名有；衣被万物而弗为主。”理念的世界与现象的世界是脱离的，而道的世界与现象世界是统一的。是系统自身的功能，在形态上与系统浑然一体，而在过程上与系统运行并行不悖，“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本体一旦成型，一旦高居于系统之上，一旦脱离万物自宾自化的变化发展或系统运作，一旦被宣称为高于并规定、指导现象的理念，就不会充满生机、长久永恒地发挥作用，就不再是常道。

关于人——人的生命系统、社会系统和心智系统，在老子看来，与宇宙——自然系统不在一个层面上，那是子系统、次级系统、局部系统，只能被整体系统所包容、所涵盖。“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间之道，应当遵循自然大道，取法于根本之道。在道家哲学中，人不是居于中心地位。西方哲学史上，有一条这样的基本线索：从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到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从叔本华“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到萨特“存在先于本质”，更到尼采“上帝死了”、“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皆无！”……人的解放虽然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这只是一种历史主义的关照，并非基于哲学本体论认知的最高境界。

马克斯•韦伯对于人的理性做出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划分。工具理性是一把尖锐的双刃剑，天使之刃和恶魔之刃同样锋利。今天，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在创造辉煌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异化。老子明确指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这段话的意思是：最高的德并不刻意追求德，所以是真正的德；低层次的德总是刻意在追求德，所以失去了真正的德。最高的德不求具体目的，所以能够实现价值；低层次的德也能实现目的，那是刻意追求目的的结果。关于意志自由与返朴归真；关于需要动机与时间绵延；关于功利效率与根本价值，道家哲学以丰富的启迪高扬价值理性精神，同时对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关系做出辩证地处理。“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一定的科学，其掌握和利用一定会在服务于人的意义上、功利的意义上获得可以验证、量化的确切的效果，人类有能力以自己掌握并创造的自然科学、经济科学、制度科学，以至于依据自己掌握的“规律”而制定设计的种种宏伟蓝图走向未来。但是，正因为如此，人类一旦醉心于、沉迷于、自己的成就，就会以狂傲为自信，以愚蠢为智慧，就会难以避免地走向异化，走向毁灭。老子价值理性至上的思想，正是引导人类一定要迷途知返，一定要归根、复命，才能够“没身不殆”。

胡孚琛先生指出：“可以断言，道的学说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资源，也必将成为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的凝聚点。道学既为中国文化之根基，又为嫁接外来文化之砧木，还是世界各种异质文化的交汇点。道的学说使道学文化具有最高的超越性和最大的包容性。这种最大包容性，使道学不仅包容进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还可以融汇进东西方异质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这种最高超越性，使道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超前意识，道学的智慧不仅能返观人类乃至宇宙创生之初的过去，而且能预见和创造人类乃至整个宇宙的未来。道学文化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重新融汇为一体，打通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社会伦理之间的壁垒，填平各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鸿沟，将人类认识世界的所有知识变成一门‘大成智慧学’，向最高的‘道’复归。”文化复兴，当然不是复古主义，传统文化需要选择、清理、批判、转化。面对这样繁复的大业，我们所依据的不仅仅是“现代的眼光”，也要有传统本身的思想和价值体系的蓝本。传统文化自身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自我创造的生态体系，而支撑这一体系的最优秀的核心部位，必然会有经得起历史筛选与沉淀的、与现代以至未来先进文化相容相通的精华与瑰宝，其中的思想和价值理念、认知和思维方式将会帮助我们、启发我们，去完成复兴与创造。

正因为道家思想体系在上述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超越性的见解，至今带给我们以深刻启迪，所以我们说，道家思想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关于老子思想的渊源，有待另文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