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空一鹤  

 有三首唐诗，我总觉得不像是唐诗。我喜好书法，喜好到十分业余的程度，我的意思是业余时间随时练习一下书法，是兴趣浓厚的表现。这三首唐诗皆是我毛笔或硬笔驰骋时随时冒出来的，它们皆出于同一作者——刘禹锡。

刘禹锡是地地道道的唐朝诗人，他的诗当然是地地道道的唐诗。那么，我的感觉很荒诞吗？

且看第一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和一般唐诗相比，激情得很现代，浪漫得很特别。拿我们十分熟悉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比较一下：“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这两句比较写实，后面就高度夸张：“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再比如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两句铺垫了，继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总而言之，遍读唐诗，激情浪漫都具有“充足理由”，即都有写实意境的铺垫。而刘禹锡这首《秋词》却不然，几乎“无理由”地直唱心情。全诗之中，仅仅一幕“晴空一鹤排云上”，也并非写实，“晴空”、“一鹤”、“排云上”，其实高度抽象。这样地从抽象到抽象，从激情到激情，是唐诗吗？简直是抽象派。

法国的罗丹有句名言：“艺术即感情”。他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德国的康德说：“美的东西就是我们不顾任何利益而喜爱的东西。”刘禹锡具备了发现美的敏感和受美支配的单纯。你看他，仅仅是看到（或想到）天上的一只鹤，还似真似幻，立马就能够诗情滚滚，直上碧霄。用现代的话来说：“激情的燃点极低”，让人觉得他天真得像孩子，单纯得像少女。然而，他却生活在中国的唐朝。在属于他的年代，庄子已经走远，在间隔上千年的历史深处留下哲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这句话和前面引述的康德的话，包含了相同的意思。老庄和康德，在许多地方是相通的，唐朝诗人刘禹锡，与他们也是相通的。这位刘禹锡，字梦得，字也如其人，简直不食人间烟火，揣着他的诗句超然于时空。

如果刘梦得的所吟所唱、所作所为入了总结出《厚黑学》的“厚黑教主”李宗吾的法眼，是该当作“反面典型”的。李宗吾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厚黑，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于是，刘梦得必然“造次”，也必然“颠沛”。且看第二首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

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

         造次，造次得离谱。单是写作时机，就完全不识时务。刘禹锡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得到唐宪宗诏书，次年二月应召回到长安，这可是被贬谪十年之后的机会，不是日思夜盼施展才华抱负吗？不是与柳宗元、韩泰等志同道合者终于重新聚首，可以共赴夙愿了吗？那就珍惜啊，审时度势啊，收敛锋芒啊，从长计议啊。可这位刘梦得，屁股还没坐稳，就迫不及待地口吐狂言，直抒胸臆。所谓厚黑，脸皮厚，心肠黑。可他脸皮太薄，决不愿忍辱含垢、吞耻纳羞。心肠也太直，决不愿藏掖、遮掩。于是，就有了这首《游玄都观》。

唐代长安，人以牡丹为贵。白居易写《买花》：“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李贺写《牡丹神曲》；刘禹锡本人也写过《赏牡丹》：“唯在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而他在《杨柳枝词》中写道：“城东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可见，与国色天香的牡丹相比，桃李不过流于争宠谄媚的低俗中。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已经鞭挞了满朝新贵，更何况你们的飞黄腾达，无非是以我刘郎挨整为阶梯。何等辛辣，何等“造次”。

更为严重的是，唐宪宗本人的“登基”亦不光彩，先是逼宫篡得皇位，继而弑父巩固权力。刘禹锡的含沙射影不论有意无意，都已冒犯天颜。果然，因为这首诗“语涉机刺”，刘禹锡再次遭贬。

会有人认为刘禹锡“政治上不成熟”。其实，刘禹锡入仕很早，并非远离官场的闲云野鹤。他结交深广，十九岁时“弱冠游咸京（长安），上书金马外。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并非不善人际交际的书呆子。他抱负远大，“能令万国人，一见换神骨”，并非萎靡颓废者。总而言之，刘禹锡针砭权贵，决不是心血来潮，逞一时口舌之快。他对官场的一套，非不会、不懂，而是不屑、不愿。

第三首诗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十四年后，刘禹锡返京回朝，任主客郎中。如果上次是冒然气盛，不计后果，那么这一次年近花甲、几经沉浮的刘老先生怎么说也应该“总结教训”，韬光养晦了吧？不然，又是屁股还没坐热，就抛出《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不仅依然拿玄都观说事儿，而且刻意强调“重游”、“今又来”；不仅上次那些桃花都凋谢净尽，而且当朝文武成了连桃花都不如的“菜花”。我就是“前度刘郎”，而那些“种桃道士”哪儿去了？——这也太较劲了吧？

 其实，刘禹锡没有较劲。从这首诗中透出的，不是挑战的尖刻，不是复仇的快感，而是蔑视，是不屑，是压根儿没把那些人往眼皮里夹的一种高傲。

 游玄都观的两首诗，也是唐诗中的另类。特殊在哪里呢？不是言志，不是抒情，不是寄意，不是寓理，而是人格表达。是自己人格尊严、人格自由通过诗句而进行的一次深呼吸、大伸展、强表现。

 也许所有的诗作都可以折射人格，但这两首诗是人格的直接表达。这是特殊的，但完全符合诗的本质。纪伯伦说：“只有美才能征服我们，我们只受美的支配。”黑格尔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这两首诗的美感，恰恰在于人格倔强挺立而带给我们的穿越千古的魅力。

 对于自视甚高的刘禹锡来说，人格伸展了又了怎样？他人不认可，权力不认可，落得个屡遭贬黜、一生蹉跎。这与“精神胜利法”何异？难免有人将“尽是刘郎去后栽”、“前度刘郎今又来”与阿Q的“儿子打老子”相提并论，那肯定是荒谬的。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是弗洛伊德所揭示的心理文饰，靠没有人格支撑的、虚幻想象的“胜利”而虚饰和自慰。刘禹锡恰恰相反，他那坚强的人格自尊，在当时和后世，都赢得了极高的敬重。在白居易伤感而叹“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潮官职独蹉跎”的时候，刘禹锡的劝勉使他倍觉振奋。刘禹锡驾鹤西去，白居易给予深切的怀念和高度评价：“贤豪虽殁精灵在，应共微之地下游”。

 如果说“诗仙”非李白莫属，如果说杜甫的“诗圣”是实至名归，那么，刘禹锡的确无愧于“诗豪”的美誉。他在挫折和低谷中豪情万丈，这一点，卓然于众多的诗人；而且由于他的这一点，为整个中国文人的历史添了几分壮色。“感立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与睨视”；“聆朔风而心动，盼天籁而神怡，力将 多（病字框里面一个多字，音duo）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忽从憔悴有生意，却为离披无俗姿”……打压不可怕，浮沉无所谓，老病不足忧，大气、豪放、雄健、自奋，遍览唐诗，刘禹锡几乎堪称“励志诗”的专业户。

仅一首《陋室铭》，就激励过多少文人豪客贫道寒僧：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受柳宗元《天道》的启发，刘禹锡有《天论》三篇。他认为天不能干预人事，表现了对人的自信。但他又认为人须识天之“数”，即规律，实际上是以“数”而表述“天道”，是对于人与天的双重信任。正是他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重要论断。刘禹锡诗作中的豪情豪风豪韵，来自他对于宇宙充盈、天地运作的充分观照；来自他对百姓辛劳、万物繁衍的充分寄托。——“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有了这样的胸襟，有了这样的理性，还有什么打压、挫折不能战胜？还有什么值得悲悲切切、郁闷伤感呢？于是，也就有了那一句具有永恒震撼与激励作用的伟大诗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