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曹操与鹅”的一段学术公案》这一学术文章，在“诗钟”公众号发表月余之后，福建萧先生发文争鸣，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萧先生观点，较为杂芜，归结为两大部分，谨对萧先生原文中可称为“学术观点”的，作一回应。

一、质疑笔者新作，力图抹平林先生原作的缺失。

这一主题下，萧先生有五个小论点。

1、萧先生：“于文指出“司马”为动宾结构，不可对“天鹅”（偏正结构），那为何自己却可以对“夏侯”？令人莫名！”

笔者：萧先生对韵文对仗的理解还有待完善。韵文对仗，主要是单字为词的“字对”；此外，两字以上、拆开后失义的双声词、叠韵词、专词等，也作为词来用。专词对仗，人名对人名，地名对地名，亦要小类工对。“司马”“夏侯”是复姓，已然工对，毋庸置疑。

天鹅是专词，但明显与“司马”属对不类。

勉强以“鹅”“马”借对，拆散司马这个复姓专词，借马字生义，终究为不得已的下策。

直对和不佳的勉强借对，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2、萧先生认为“林绮赓原作的亮点是‘鹅’对‘马’”。

笔者：“创开司马东西晋，想吃天鹅大小乔”除了“天鹅”“司马”对仗不佳（可以认定失对）外，还存在有：“传开”“想吃”对仗不佳、上比不切“曹操”等严重问题。《曹操与鹅》原文中有详细论述。

3、萧先生观点“林绮赓是临场限时而作，能出此佳构，足见敏才；于氏之作无时限，如何能比？凭何“超越先贤”？”

笔者：萧先生可能对原文理解有一定偏差，当代诗钟作品要超越的，自然是“先贤的作品”。笔者的学术观点：诗钟作品是客观存在。诗钟这一文学形式的创作水平，是存在客观标准的，是可以比较的。今人正在达到并超越古人的创作水平。

萧先生或者是文字水平问题，分不清“诗”和“诗才”的差别；或者是有意偷换概念，将作品质量偷换成“才能”。前者也罢，后者也罢，笔者期待萧先生的学术水准进一步完善。

林先生原作的其他问题，已在《曹操与鹅》一文中有详细分析，不再赘述。

4、关于笔者作品的注解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萧先生显然混淆了注释和解读的差别。

《“曹操与鹅”的一段学术公案》（以下简称《曹操与鹅》）中，笔者作品“孙失鹅黄司马代，父捐贵紫夏侯生。”后加了解读。其中指出“鹅黄”限于题字，稍嫌勉强，萧先生竟拾取笔者的牙后慧作为最主攻的方向。

5、僻典问题。

用典冷僻是一个非学术概念。知典者以为常，不知者以为僻；鸿儒以为常，白丁以为僻。

试举5月14日实事例：诗钟“五一”晦明格，某位老师作句“五经读破难为识，古砚磨穿始见功。”  下比未笼（笼纱）题字“一”，稍微严格一些，可作哑钟论。

本文作者读句后，旋用“五经”和“砚”的延伸，作句“五经便腹才无尽，七尺微身面不如”，上比典出自边韶之典自不待言；下比典出何处。询诸某老师，久久未能解读。

铁砚磨穿典出自《新五代史》卷二十九〈晋臣传·桑维翰〉：桑维翰字国侨，河南人也。为人丑怪，身短而面长，常临鉴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于公辅。初举进士，主司恶其姓，以“桑”“丧”同音。人有劝其不必举进士，可以从佗求仕者，维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又铸铁砚以示人曰：“砚弊则改而佗仕。”卒以进士及第。晋高祖辟为河阳节度掌书记，其后常以自从。

这于古人，是一个常用典，今人却难解。

由此可见，注释是当今读者阅读的助手，是“福利”。

二、对“诗钟”这一文学体裁的历史、现状、未来发展的争议。

年初，国内诗词界耆宿曹公，知笔者致力于诗钟时，曾好言相劝：“诗钟就是一个文字游戏。”

笔者答曰：“在中国楹联学会诗钟分会的正确引导下，诗钟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文学体裁。”

向曹先生展示当代诗钟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后，曹先生良久说：“保留各自观点吧。”

这番问答，对笔者而言，既是鼓舞也是鞭策。鼓舞的是，诗钟作为一个新兴文体，已不容易否定；鞭策的是，诗钟作为一个新兴文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诗钟通则》的制订为标志性的分水岭，诗钟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之前，属于“诗钟”这个文学体裁的草创期；之后，是诗钟作为一个文学体裁的确立期。

当代诗钟人要尊重包括林先生在内的前贤，在诗钟领域的早期耕耘和摸索。尊重，不能以古为限，否则必然是“一代不如一代”，是为“不肖”。当代诗钟作品超越前贤，是对前贤的最大尊重。

当代诗钟诗钟人更要自信：当代诗钟在参与的范围、活动的组织、规则的系统化《诗钟通则》、诗钟精品的创作水准等方面，均为历史高点。

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