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概论》初版时，钱宾四先生请钱基博子泉先生写了一序。这个序现在一些版本中都没有了，但是还可以在网上找到。在这序里，基博先生对作品文本至少提了三个意见

一．              国学宜按经史子集一一叙述。一。对清初毛西河的重视不够。一。后来的陈澧也不该不写。此外还说了一句，以上意见是根据早先的讲稿提出的，很希望现在书稿已有改进。

  及《国学概论》出版，好像并无据此修改的迹象。而且在书前《弁言》中，还说了不赞成按经史子集讲国学的意思。

  几年以后，钱宾四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其中讲了毛西河在学术上的贡献，但是对他总的评价不是很高的。讲到了陈澧，作了很高的评价。

综合以上，钱宾四先生对基博先生序言中提出的意见，是考虑过了。仔细考虑，求同存异，有的采用在之后的著作中，有的则保留了自己不同的意见（不采纳基博先生的意见）。

但是这意见上的分歧，不曾妨碍两位钱先生之间的交谊。直到几十年以后，钱穆先生《师友杂忆》中还写到了对基博先生的景仰和对他逝世的悼念。

                                                                                                                    。

下面博文根据原始资料来讨论

《国学概论》的弁言和序

   现在看到的《国学概论》，书前有弁言和新版附识两则。闻说当年初版时有钱基博子泉先生序文一则，今本无之。

钱宾四先生《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说到过一部书的自序和他人所写序的事。说“诸位要懂得读一部书，先该注意读这书作者的自序。”“我们要读一人的著作，最好应该注意先读他的自序，他自己说怎样又为什么来写这一部书，应有一讲法，这部书的价值就在这地方。有的序只有短短几句。如顾亭林的《日知录》，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开头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于我们写了书请人家来写序，这又另当别论了。”

   所谓“弁言”，其实也和“序”差不多，也可当作“自序”来读了。宾四先生这一“弁言”里，首先说到“国学”二字所应包括的范围“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接着说，应学校教学需要，姑录梁启超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接着又说“时贤或主以经史子集编论国学，如章氏《国学概论》讲演之例，亦难赅备，并于本书旨趣不合，窃所不取。”

   在网上，见有子泉先生为《国学概论》所写之序言。其中有句“略忆此书前八章亦专言经学，不及文史，控名责实，岂屏之不得与国学，抑张惶补苴而有所未备耶?”’(网文末句作“亦张惶补苴而有所未备耶”我据文意改亦为抑)此句正是弁言所说的“以经史子集编论国学”为本书 “所不取”的一说。不知当初版时，这各取所是的弁言和序是否并存，抑或是后来用弁言代替了子泉先生的序言？

　子泉先生序言里所说“略忆此书前八章”，是说宾四先生在学校编讲义，每成一章，就寄一章给子泉先生，但是到子泉先生写序时，前八章已经散失，只有九十两章在。而第十章是论当代学人的，子泉先生说“有钳我市朝之惧，未敢置喙”，所以这篇序文，主要是根据第九章“清代考证学”立言的。大意说讲清代考据学而不讲毛奇龄、不及陈澧，是很不妥的。“第九章竟体精审，然称说黄黎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而不及毛奇龄，是叙清学之始未为周匝也。殿以黄元同、俞荫甫、孙仲容而不及陈澧，是述清学之终未为具尽也。”子泉先生指出了《国学概论》第九章原稿的这些问题后，在序言的末了又有一段说明；“顾此所云云，特初稿如是，今定本当已有增改耶？”如上所述，宾四先生对于本书国学的范围，已在弁言中作了不同于子泉先生序的说明，而对于毛西河在清代考证学中的地位，则弁言中未有言及，而且正文里也没有像子泉先生猜想那样有所增订修改，仍是“不及毛奇龄，未为周匝也”。只有弁言中一段说“后三章讲于苏州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以后迄未增改。疏漏错失，为病实多。若蒙海内学人赐以商订，极所乐闻”。或可视为与此序言有关的吧。

　如果这弁言是初版时就有的（民国二十年），也就是这年开始，宾四先生在北大开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后又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其书则讲到了毛西河，并在自序（民国二十六年）中说“亭林最坚卓，顾其辞荐也，则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二甥既为清显宦，弟子潘次耕，亲兄备受惨毒，亦俯首为清臣。梨洲晚节多可讥。晚村独持夷夏之辩不变，然余读其遗训手迹，缕缕数百言。皆棺衾附身事耳，独曰：子孙虽贵显，不许于家中演戏。则无怪后人之入翰苑也。船山于诸家中最晦，其子则以时文名。习斋力唱经世干济，恕谷乃

为游幕。徐狷石所谓遗民不世袭。而诸老治学之风乃不得不变。继之以潜邱、西河，此国亡不复后之所谓考据学也。复继之以穆堂、谢山，此国亡不复后之所谓义理学也。彼其所以与晚明诸遗老异者，岂不在朝廷之刀锯鼎镬、富贵利达哉！”对于毛氏的评价，则也正和子泉先生是大相径庭的。

毛西河是“国亡不复后之所谓考据学”“彼其所以与晚明诸遗老异者，岂不在朝廷之刀锯鼎镬、富贵利达哉！”宾四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又引用了乾隆皇帝“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来为上面说的“刀锯鼎镬、富贵利达”作注。再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六章“阎潜邱、毛西河”，有西河传略，西河轶事及其著书之道德，西河潜邱两人对理学之态度，潜邱西河辨古文尚书真伪等诸节，或许可以说是应对了子泉先生《国学概论序》中所说“未为周匝”的批评。但是“今平心而论，西河制行，固未修，而其论学，伸王抑朱，于姚江、蕺山浙东一脉，不得谓全无地位。惟阳明良知，首重立诚，西河未透此关，即已根本不足称道。虽才气足以跨驾一时，尚不如考证所得，确有成绩，可不以人见废耳。故潜邱尊朱，已为随逐，西河尊王，亦是赶趁，均之非躬行实践，从自身自心打熬透悟，与同时黄顾诸君子异矣。两无足取，可勿斤斤为之置辩也。”或可视为宾四先生对毛西河学术之总评，显然仍与子泉先生有异，真如子泉先生序言中所说“宾四论学与余合者固多，而大端违异”，于此亦见一斑矣。

子泉先生序文中还说到陈澧东塾，认为《国学概论》没有提及他,是“述清学之终未为具尽”，希望只是“初稿如是”而“定本当已有增改”。但是，《国学概论》的出版定本并未有这方面的增改。只是几年以后，宾四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则有了一章《陈兰甫》，肯定了陈澧东塾的学术地位，子泉先生说陈氏“识力胜于方氏”，宾四先生说方氏的《商兑》“经意湛密不如兰甫”；这章最后部分又这样说：“今日者，学风之坏，有甚于东塾之当年。士情之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好以胜古人，东塾忧之，所谓足以乱天下者，方复见于今日。安所得东塾其人者，以上挽之于朱子、郑君，相率趋于博学知服之风，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此余于东塾之一编，所尤拳拳深致其向往之意也。”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出版于民国二十六年，子泉先生看到“陈兰甫”这一章这样说，和他在《国学概论》序言中所希望的一样，应当可以如当年他写的序中所说“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了。

  几十年以后，宾四先生《师友杂忆》中几次提到子泉先生。都是说子泉先生是他最敬事的一位老师。“余在厦门集美无锡三师苏州中学三校，校内敬事者有钱子泉，校外敬事者有金松岑，皆前辈典型人也。”“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余离大陆不久，即闻其卒于湖北。惜哉。”

  人们都知道，宾四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学术观点不同，但是私交很好，互相尊重，宾四先生到大学去教书，当初也是顾先生推荐的。今看宾四先生和子泉先生，这《国学概论》的序言和弁言，好像有实质的矛盾，但是这也不会影响宾四先生对子泉先生的敬事（和思念）。前辈学人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今人看来，真都是前辈典型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