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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梦记》与《从文自传》

文/齐物秋水

本文系作者授权“清南”发布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的《人间世》，周作人写有一个书单，题曰《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寥寥三本书：希本著《木匠的家伙箱》、霭理斯著《我的告白》，及《从文自传》。

列年末书单的事情，周作人做过三次，除《人间世》外，另两回均为《宇宙风》，乃一九三六年与一九三七年。合计六种书，永井荷风《冬天的蝇》，谷崎润一郎《摄阳随笔》，罗素《闲散礼赞》，H.C.Knapp-Fisher所著The World of Nature，M.Hirschfeld所著Men and Women，B.Dawson所著The History of Medicine。

合而观之，可看出《从文自传》在其间何其特殊：唯一的一本中国书，且为唯一的晚辈作者所著。即使抛开一九三四这个年份，能让周作人喜读的本国同时代著作，可谓屈指可数，或许废名作品算是其中的异数（周氏与这位弟子有着审美上的相契），而沈从文的这本自传能够列于其间，自然是难得的。其后，周作人并未忘记《从文自传》和沈从文，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一日写给日本松枝茂夫的信中有云：“关于沈从文，前改造中山本君曾说鄙人云沈系苗族，此有错误，前译‘边城’中如说及著者，乞弗沿用为幸。鄙意只云沈君生于镇筸，其地苗人甚多，风俗殊异，若关于沈君氏族之传说，则未能断定也。沈君有‘从文自传’，想已览及，不但文笔惠佳，其叙幼时情事可以见沈君生活之一斑，亦有用也。”在向日本学者解释沈从文的族群问题时，也不忘推荐《从文自传》一书，可见周作人之欣赏。

“幼时情事”之言，令我想起另一本书：日本文泉子的《如梦记》。《如梦记》一九〇九年东京出版，周作人次年即购阅，迟至一九四四年方译出（“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就是其一，此外是想把希腊神话的注释做成……”），迤逦三十余年，可谓念念不忘。他说，“文泉于此书写儿童生活与明治风俗，至为可喜，又与我有不少情分”，“书中所记大概是十岁以前的事，在明治维新初期，新旧事物混杂在一起，或者与中国的民国前后有点相似，有许多奇妙的事情值得记载，这里就只觉得太简少一些，有点可惜，但是这也是难怪的”。

可以看出，《从文自传》和《如梦记》均记述“幼时情事”，亦关涉彼时彼地风俗（且《如梦记》为明治维新初期，《从文自传》确为“中国的民国前后”），潜在的共通所在多有，周氏喜读这两种书，绝非偶然。不妨将两者并置一处，稍作比较，或可看得更为显豁些。

《如梦记》记述的是“十岁以前的事”，《从文自传》的最后一笔是在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的旅客簿上写下——“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虽有年月上的差别，但事关“幼时情事”却并无分别。

回忆“幼时情事”，文泉子和沈从文不约而同，都记下“源头”的记忆。《从文自传》中写道：

“关于祖母的死，我仿佛还依稀记得我被谁抱着在一个白色人堆里转动，随后还被搁在一个桌子上去。我家中自从祖母死后十余年内不曾死去一人，若不是我在两岁以后做梦，这点影子便应当是那时惟一的记忆。”

《如梦记》详细记下幼时独自醒来未见到妈妈哭闹的事情，最后由祖父抱到海边：

“就只在这样茫漠的记忆之中，在春天的海边采着裙带菜，接我过去的母亲的脸，直至现在还在眼前历历如见，这件事我深觉得是不思议的事。”

均回溯至源头追忆，自然在情理之中，然而从他们描写之细致来看，其记忆之悠远、绵长是令人惊叹的。

童蒙时的浑浑噩噩，或会被认为是常态，而所谓悲哀，总是少见的。而文泉子、沈从文却都写到了儿童的“哀”。文泉子记述自己由邻人带去看戏，回来途中，“蝶对了多代不断的诉说，怨恨那打架的对手，多代则宽慰他，叫他千万别再打架了。讲话中止了，二人便只默默的，急急的走路。夜更是深了。在我小孩的心里，也无端的深深的感到了秋夜的哀愁”。沈从文回忆第一次独自出远门，“那时宽阔的江面，已布满了薄雾，有野鹜之类拍翅在水面向对河飞去，天边剩余一抹深紫。见到这些新奇光景，小小心中来了一分无言的哀戚”。哀愁，哀戚，这些字眼在世人的印象中，似与儿童没太多纠葛，然而文泉子、沈从文却真切地写出来了，只能说孩子的心理不为外人了解的尚居于多数。

文泉子、沈从文都仔仔细细写了上学读书的事，不过，文泉子是在认真读书，沈从文是在认真逃学，两厢恰具有趣的反差。文泉子是个乖孩子，有一读一，有二读二，连习字用的批改符号也很在意：“学校的习字不用梅花的记号，却加上大圆圈。当初有点奇怪，但是后来觉得这是新式，所以更好。评语则云佳佳，或云大佳，绝佳。先生的算盘大得出奇，很是好笑。还有乘法九九决，全级的学生一齐用尽气力大声嚷嚷，也觉得很是好玩的。但是在一切功课之中，我所最喜欢的还是读本。听着讲义，比在家里受教的时候还要容易了解，感觉非常的愉快。”文泉子从在家里识字到学堂读书，乃循规蹈矩的好学生，而沈从文，却是个调皮鬼，净生着法儿逃学，在学堂外的时候比学堂里还要多，“我从不用心念书，但我从不在应当背诵时节无法对付。许多书总是临时来读十遍八遍，背诵时节却居然琅琅上口，一字不遗，也似乎就由于这份小小聪明，学校把我同一般同学一样待遇，更使我轻视学校”。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自己总以为读书太容易了点，把认得的字记记那不算什么希奇。最希奇处，应当是另外那些人，在他那份习惯下所做的一切事情。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得烧红时在盐水里一淬方能坚硬？为什么雕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作成？为什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这些古怪事情实在太多了。”

沈从文在日后的回忆中，谓之“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也正因有这样的淘气经历，才能成就以后的沈从文吧。文泉子与沈从文，成年后都写出很好的作品，而两位幼时的读书却刚好处于两端，是有意味的参照。

懵懂的异性吸引或知慕少艾，文泉子、沈从文所记有同有异。沈从文专写“女难”一节，记录一则完整的故事，少年的悲伤自不必提，且看另外的片段：

“有时在城墙上见一群穿了花衣的女人从对面走来，小一点的女孩子远远的一看到我，就‘三姐二姐’的乱喊，且说‘有兵有兵’，意思便想回头走去。我那时总十分害羞，赶忙把脸对雉堞缺口向外望去。好让这些人从我身后走过，心里却又对于身上的灰布军衣有点抱歉。”

微妙的少年心理，欲说还休，抱歉云云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如梦记》中，作者年纪更加幼小，因之其反应更加直截了当或曰好笑些，“说什么家里的小姐送给哥儿做新娘子吧，又说明天起就带给哥儿做新娘子吧，又说明天起就带到哥儿家去吧，说话稍有不同，意思总还是一样。我听了这些话讨厌的不得了。并不是嫌憎八重姐，说是做新娘做新郎这些事莫名其妙的觉得讨厌罢了……那时我的遁词总是说，八重姐若是来做新娘子，要用铁槌子打她”。末一句话令人喷饭，孩子气尽出。

《如梦记》还记下了一幕浴场的遭遇：

“有一天我照例独自去洗浴，抓住了浴槽的横档在学作游泳，忽然的有人开了门，走下台阶来了。我回过头去看，乃是想不到的一个年青女人。她把雪白的身体略略向前屈着坐在浴槽档上，拿热汤从肩头往下淋着。她看了我的脸笑嘻嘻的说，哥儿是六号吧。我觉得她在什么地方仿佛有点与杂货铺的多代相像。我不懂得什么六号的意思，只好模糊的回答说，嗳。”

此处的笔触平平淡淡，波澜不兴，不过三十多岁的文泉子回忆七八岁时的情景，如此毫发毕现，仿若历历在目，说明当时的场景给幼童的他留下如许深的印象，儿童心理的波动，可为一佐证。

社会风俗，非无关紧要，因为人即处身于这样一个大的氛围中呼与吸，而文泉子、沈从文均记录下所处时地的大量民情民俗。稍梳理一下文泉子提及的事物，即有雏人形、独乐、舂年糕、神乐、盆踊、阵笠、水祝、经帷子、回头水、酒颠童子、纸窗风筝、踏碓、上草履、《伊吕波歌》、活人形、鱼鲊、金米糖、黄土萝卜、丁丁山、七味辣火、守庚申、金太郎、公家派、舌切雀、蠼螋、花道、采配等，可谓是明治风俗之大观。而沈从文于湘西风情的描绘当仁不让，浓墨重彩：

“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去杀猪，宰羊，磔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长成，以及作疾病婚丧的忀解。人人皆依本分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旱季祈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龙，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巫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镂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

如此这般，以至湘西凤凰的魅惑力至今不绝，且有愈发兴盛之势。

自然，《如梦记》与《从文自传》的不同处亦是极多的。《如梦记》的日文直译曰“梦一般”， “我现在便想把记忆就照那么样的写下来，但是所留存的只是比梦还不得要领，或可说只是幻影似的一种感觉，所以这里边事件是什么都没有的”。文如其名，文泉子记下的多为温馨的事，幼时即使有诸多不愉快，也在暖色的滤镜下，多了柔性的调子。而《从文自传》，太多骇人的场景与故事，作者平静讲来，却更有残酷、残忍之感，如此多的血腥、杀戮场面进入一个少年之眼，如何影响之，如何塑造之，这是实在令人好奇的。

《如梦记》与《从文自传》既是极好的文学作品，又是那一个时代少有的记录“幼时情事”的文字，有着如此的双重因素，因之吸引了周作人的目光。早在一九一八年的《人的文学》中，他即说过，“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承认，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一九二三年的《儿童的书》，更进一步说：“中国还未曾发见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有这样超越于时代的深刻认知，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何会对早年读过的《如梦记》念念不忘，又对自湘西走出的沈从文所写自传另眼相待。周氏将“嘉孺子而哀妇人”提到“圣王之道”的高度，终其一生无改其道。

来源邀稿：齐物秋水（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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