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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因是在微博上和一个大学时的朋友互相取消关注。

　　那是个笑起来很爽朗可爱的姑娘，大大咧咧，说话直来直去，爱韩星爱看美剧，我们曾为了一个社团而并肩奋斗过，一起挺过了很多困难，毕业之后她回老家当了公务员，但仍然和我保持着联络，互相寄明信片、小礼物，回北京玩儿就落脚在我家。

　　聊起各自的生活，和我一样，她讲起自己的工作也有各种抱怨，枯燥的内容或者难缠的当事人等等，我还安慰她，你这样也挺好的呀，生活稳定，到点能下班，薪酬福利都跟得上之类的，那是一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只是觉得公务员也是一种工作而已的感叹。我有太多作了公务员的同学，检法海关税务不一而足，在我看来他们也只是在工作而已，毕竟我们在一个课堂里听老师讲宪政讲法治听了四年，我一厢情愿的认为我们的价值观是无限接近的。

　　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们之间会有这种不可调和的冲突。

　　动车事故后，我看着“屁股决定脑袋”“莫谈国事”“对政府，不评论、不批判”这样的句子，毛骨悚然，但我搜索着记忆里那个很有正义感的形象，想着，在体制内一定有她的不得已吧，莫要苛责莫要道德绑架。

　　然后她取消了对我的关注，然后意有所指的说了些，到体制内去，做好自己，不要乱喷之类的话。

　　然后我浑身发冷，惊恐的发现她是真心认同这个体制，并真心去维护它的。

　　然后我想到了身边，其他那些体制内的年轻人，他们真的同我的一厢情愿那样，只是把体制内的工作，当成一个工作吗？

　　我想到某此聚会，一个在法院工作的男生，谈到如果需要放弃原则时会怎么办这个话题，他沉默半晌讪笑着说“那也只能顺其自然了吧”。当下我是把这话当做玩笑在听的，因我们同学四年，我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青年。

　　这个曾经的玩笑一下子变得残酷起来。

　　毕业那年我也考过公务员的，父母的喋喋不休实在是烦不胜烦，为了应付过去索性裸考上阵，竟然就稀里糊涂的进入了复试——要知道我那申论写得甚至颇有些反动呢。父亲知道后找我长谈，说， 你看你考研，辛辛苦苦复习了两年都没成，公考随便考考就进复试了，说明你适合走这条路啊。那瞬间我动摇了，是啊，也许我真的适合呀，也许我可以挑战一下进入体制去实现人生理想呢？

　　于是爸爸找了一个单位里刚考进来的P大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儿来给我辅导复试和面试，刚见面时这个姑娘身上的精英气质也让我恍惚了，啊，这样有才华又有抱负的人，也走进来呢，我为什么不？

　　可是那辅导一开始，我就发现了，我不行。

　　对于那些应对和说辞，那些理论和精神，我有一种几乎是出自本能的抵触，如果这条路的开始就是违心和谎言，我不确定有严重精神洁癖的自己能坚持着一步步走下去。

　　于是复试就在我的自说自话中结束了。

　　那时候，甚至现在，我都羡慕极了，那些能悠然游走在灰色地带能说服自己水至清则无鱼的人们。

　　比如我相识十数年的，最好的朋友，和我一样的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学的是和法学的苦逼程度不相上下的新闻，和我一样有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和改变它的抱负，但是她能坦然的走进体制里去，在小心翼翼的生存中，依然留有灵台一丝清明，两年过去了，她依然能用坦然的眼神看着我，告诉我说，要在体制内，改变体制。

　　我相信她。

　　但是却有更多的人，被改变了，我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又一个。

　　我最爱的电影里有这样一句台词——“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

　　如果这是不可逃脱的命运。

　　一个老同学，T大的高材生，美国名校的PHD，前段时间回国时一起吃饭，谈到他的理想，颇符合他母校校风的“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我没笑，因为他的眼神那么真诚炽热。他侃侃而谈时我在想，他那位着名的学长，在成为今天主席台上那面目沉沉深不可测的领袖之前，是否也有一段这样的热血青春。

　　我忍不住问他，你要怎样面对这个体制的恶的一面呢？

　　他想了很久，很慢的说，就在尽最大努力的同时，做好随时成为炮灰的准备吧。

　　那一瞬间，未来仿佛充满希望，又仿佛一片荒凉。

来源网络：潘姿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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