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括跟他老爸辩论兵法。老爸说不过他,但是不夸他好,反而丢下这么一句:“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意思说,打仗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赵括却说的很轻松。赵国不让他当大将也就罢了。非要任命他的话,赵国的军队会毁在他手上。
赵括老爸这话,一听之下,难以让人信服。就算赵括说的轻松,但如果他的思路是缜密的,为什么会失败呢?经验丰富的老爸也说不过赵括,相比赵括在思路上是无可挑剔的。老爸对赵括的不满,在于“说的太轻松”。这就不是挑剔赵括的逻辑和知识了,而是赵括的态度和情绪。
难道情绪和态度,比逻辑和知识更加重要?如果是的话,那么情绪在处理什么问题的时候是重要的?我们怎样可以利用之?
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怀疑逻辑推断能够多靠谱。同样的情况,用不同的逻辑能够轻易得到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点在经济学中还挺常见的。但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不知道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逻辑去做决定。有时候我们应该“当机立断”,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害”。但也有一种说法是
keep your options open, 等等再说。各有道理。最后只能结果论。
理性,逻辑思维,在科学上是发挥到最极致了。科学家们也以理性,逻辑而自豪,比如《生活大爆炸》中的谢尔顿。但是即使是科学,也不能做到尽善尽美。我心目中的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
Richard Feynman (费曼), 在他的著名1974年加州理工学院的毕业致辞上【1】就讲述了如下这个故事。
美国物理学家 Millikan
因为测量出了电子的电量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测量方法非常天才,我们初中物理课本也有描述,这里就不详述了。总之Millikan
是通过空气的粘稠度(viscosity),油珠上的电子,还有重力来测量的。
Millikan
当时的测量结果后来发现是错误的。到不是他的方法有误,而是他当时采用了的空气粘稠度的数值是错误的。结果导致Millikan
的结果偏小。但这个故事真正有意思的是,后人不断重复Millikan
的实验,并修整他的结果。但是大家不是一下子就计算出正确的结果,而是每一个人都比前一个人稍微高一点点,直到最后终于到达了正确的,现在公认的数据结果。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人们没有一下子就得到正确的值?原因是,当后人重复 Millikan
的实验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个正确的值,但是这个值比起Millikan
的结果,高出太多了。实验者觉得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们要不就没有发表这个“不正常”的结果,要不就是想各种原因去修正它,直到它和Millikan
的数据相比没有那么离谱。
这段历史让科学家们产生很多反思。就是在科学这样严谨的领域里,其实人们也更倾向于发现(或者发表)他们正在寻找的东西。科学远不是大众所想象的那样客观,而是科学家的各种感情因素,甚至品味,性格,都纠结于其中的。
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科学界有很多学术传统,比如 peer-review,
比如一个实验被发表后,其他科学家去重复这个实验,比如实验设计、数据收集、论文发表、结果引用的种种规范。在人类的众多活动中,科学算是最接近理性和逻辑了。
科学之外,情况就更加糟糕,因为科学界的那些学术传统无法使用。当我们面对历史,政治,经济,军事这些领域的问题时候,做实验,收集数据,control
group
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样情况下,我们所谓的那些逻辑推导就更加只是自圆其说的故事。现实是否会按照我们推想的发展,无法知道。
而且这些自圆其说的故事,不仅仅对我们做判断无益,反而会让我们陷入自己的逻辑,而忽略其他信息,或者不同的论点。所以,越是掌握逻辑思维这套工具,并且能说会道的人(比如赵括),越不容易被说服,越容易更执着的犯错误。前两天偶然听到郎咸平的一句话,“读博士,就是要教你如何坚持自己的偏见。”而且我要加一句是,博士还不是混不讲理的坚持,他们会创造出一套理论来说明他们是对的。这比没文化的胡搅蛮缠更加可怕。
逻辑和理性帮助不了我们,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这并不是一个学术讨论,而是我切实面对的难题。作为一个创业者,我时刻面对的问题是去执着的坚持一个商业模式,还是当情况不理想的时候去转型(也就是创业圈里流行的
pivot)。不管是坚持,还是转型,都有非常有说服力的逻辑,也都有成功的案例。但是具体到面前的决定应该如何作出,真是见仁见智,各执一词。
赵括老爸可能会觉得态度比逻辑还要重要。当将领意识到打仗是生死攸关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更加谨慎,更加细致的调查,规避风险和准备不测时候的备案。
我的态度是,首先要自知逻辑思维和知识的局限性。哪怕我做再多的调查,再缜密的推理,未来会是怎样仍然是不可知的。我能做的,是用尽可能低的成本和时间,去多做尝试,看看效果,不断调整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