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第一编 诗学涉笔之从传播学角度看诗歌
(2016-08-25 06: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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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研究与品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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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诗学涉笔之从传播学角度看诗歌
1.诗歌信息在生活中的位置
按照传播学原理,简单说,传播就是指信息的传递。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信息,它高悬于人的精神生活的空间,既区别于人的日常生活信息,也区别于一般的文化消息。按人的需求来说,与人的生存和物质利益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信息最重要,一般的文化消息次之,特殊的文化信息又次之。需求的人数也依次递减。明乎此,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当无须为目前新诗的处境抱悲观忧虑之心态。当然,信息的等级界限并非全然不可逾越。比如一般的文化消息又有重要次要之分、重大普通之别。某些重大的文化消息有时可以变得与日常生活信息一样重要,如北京参与申办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之后,国人翘首以待的2008年奥运会举办地的宣布这一文化消息就变得异常重要。而诗歌这样的特殊文化信息,在一定情境下其重要性也会大大跃升。历史上、文艺作品及现实生活中,人们在特定情况下以诗的形式传递重要信息的现象,都是不难找到例子的。唐代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艺术上颇具匠心,但从作诗动机看则有很强的功利性,携带着关涉当事人前途命运的重要信息。又如2003年“非典”期间,在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离的情况下,你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打开一看,居然是一首诗:“有阳光照耀的地方/就有我默默的祝福/当月光洒向地球的时候/就有我默默的祈祷/当流星滑过的刹那/我许了个愿:祝愿/正在看短信息的人远离非典。”顿时,一股暖流涌上你的心头,来自亲朋的关怀远远超过了诗本身的价值(诚然,以专业的眼光看,这例“短信诗”不仅谈不上高水准而且严格意义上讲甚至不能称其为诗,但我觉得它有诗的味道,我也不怀疑在当时的手机短信中有更好的诗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诗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不仅具有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增添了实际功用。但是,这毕竟是诗歌信息的特例,一般来说,诗歌信息对于人的生活是更高一层的需要,这层需要的满足与实现也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2.诗歌传播的三要素
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指出,传播至少包括三个要素:信源、信息和信宿。诗歌的信源就是诗人,但诗人的作品往往通过一定的媒介或渠道发行、流通,所以从受众角度,也可将传播诗的媒介或渠道看作信源(或第二信源)。诗歌传播的信息就是诗本身(诗歌文本)。如何编码,写成什么样的诗,是诗歌传播的中心环节和重要因素。从信宿看,一首诗可能有好的归宿,也可能命运不佳;可能传播顺畅,也可能传播受阻;可能为受众接受,也可能被他们拒绝。现在诗歌信息的来源非常广泛,可以来自文学杂志、报纸副刊,也可以来自广播电视;可以来自诗人的呈献,也可以来自生活中的文艺表演(诗朗诵);可以来自网络,也可以来自手机。来的方式可以是平面接触,也可以是立体感受;可作用于人的视觉,也可作用于听觉,或同时作用于二者。诗歌信源的广泛,提醒今日诗人应强化传播意识,注意多渠道占领诗歌阵地,尤其是新起的网络诗阵地,勿使其自由泛滥。
3.诗歌传播的效果及其制约因素
传播效果,就是传播行为引起的客观结果。我们可将诗歌传播的效果(其他信息的传播效果亦大致如此)分列出以下几组关系:(1)震撼效果与微弱效果;(2)正效果、负效果和零效果;(3)即时性效果与延时性效果;(4)短暂性效果与持久性效果。第(3)、(4)两组关系是有区别的,前者着眼于效果产生时间的快慢,后者着眼于效果延续时间的短长。这几组关系之间也存在着交叉重合现象。如震撼效果可能同时是暂时性效果,即时性效果与持久性效果可能集于一身。艾青的《在浪尖上》是重大历史关头的仓促之作,因喊出了人民的心声而获得了即时性的震撼效果,但由于过于直接的口号式表达,诗的光焰很快熄灭。而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等诗则被时间证明具有恒久的诗美效果。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前期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产生了一系列既具有即时性震撼效果同时兼具持久性魅力的诗作,如邵燕祥的《假如生活重新开头》、舒婷的《致橡树》、江河的《星星变奏曲》、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叶延滨的《干妈》、杨牧的《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周涛的《生命里有一段当兵的岁月》、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曾卓的《悬岩边的树》等。
诗歌传播中存在着许多制约性因素,如时代因素,政治因素,传播技巧,传播方式,诗歌质量,诗人知名度,读者素养等,它们都有可能对诗歌传播效果产生影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诗篇之所以产生强烈的轰动效应,时代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闻一多的《七子之歌》写于1925年,并未产生明显的即时性效应,而其中的《澳门》一章在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前后一段时间插上音乐的翅膀广泛传播,产生了延宕性震撼效果,究其原因,政治因素无疑起了决定作用,同时传播方式(乐曲、演唱的辅助)的因素也不可忽视。有的诗艺术水准很高,但未必能产生好的传播效果。汪国真的诗尽管艺术质量受到质疑,但却一度在少男少女中风行,这里既有读者层面的因素,也有作者传播技巧的因素,可能还有别的说不清的因素。
(原载《诗刊》2003年12月号上半月刊)
按照传播学原理,简单说,传播就是指信息的传递。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信息,它高悬于人的精神生活的空间,既区别于人的日常生活信息,也区别于一般的文化消息。按人的需求来说,与人的生存和物质利益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信息最重要,一般的文化消息次之,特殊的文化信息又次之。需求的人数也依次递减。明乎此,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当无须为目前新诗的处境抱悲观忧虑之心态。当然,信息的等级界限并非全然不可逾越。比如一般的文化消息又有重要次要之分、重大普通之别。某些重大的文化消息有时可以变得与日常生活信息一样重要,如北京参与申办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之后,国人翘首以待的2008年奥运会举办地的宣布这一文化消息就变得异常重要。而诗歌这样的特殊文化信息,在一定情境下其重要性也会大大跃升。历史上、文艺作品及现实生活中,人们在特定情况下以诗的形式传递重要信息的现象,都是不难找到例子的。唐代朱庆馀的《闺意献张水部》艺术上颇具匠心,但从作诗动机看则有很强的功利性,携带着关涉当事人前途命运的重要信息。又如2003年“非典”期间,在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离的情况下,你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打开一看,居然是一首诗:“有阳光照耀的地方/就有我默默的祝福/当月光洒向地球的时候/就有我默默的祈祷/当流星滑过的刹那/我许了个愿:祝愿/正在看短信息的人远离非典。”顿时,一股暖流涌上你的心头,来自亲朋的关怀远远超过了诗本身的价值(诚然,以专业的眼光看,这例“短信诗”不仅谈不上高水准而且严格意义上讲甚至不能称其为诗,但我觉得它有诗的味道,我也不怀疑在当时的手机短信中有更好的诗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诗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不仅具有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增添了实际功用。但是,这毕竟是诗歌信息的特例,一般来说,诗歌信息对于人的生活是更高一层的需要,这层需要的满足与实现也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2.诗歌传播的三要素
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指出,传播至少包括三个要素:信源、信息和信宿。诗歌的信源就是诗人,但诗人的作品往往通过一定的媒介或渠道发行、流通,所以从受众角度,也可将传播诗的媒介或渠道看作信源(或第二信源)。诗歌传播的信息就是诗本身(诗歌文本)。如何编码,写成什么样的诗,是诗歌传播的中心环节和重要因素。从信宿看,一首诗可能有好的归宿,也可能命运不佳;可能传播顺畅,也可能传播受阻;可能为受众接受,也可能被他们拒绝。现在诗歌信息的来源非常广泛,可以来自文学杂志、报纸副刊,也可以来自广播电视;可以来自诗人的呈献,也可以来自生活中的文艺表演(诗朗诵);可以来自网络,也可以来自手机。来的方式可以是平面接触,也可以是立体感受;可作用于人的视觉,也可作用于听觉,或同时作用于二者。诗歌信源的广泛,提醒今日诗人应强化传播意识,注意多渠道占领诗歌阵地,尤其是新起的网络诗阵地,勿使其自由泛滥。
3.诗歌传播的效果及其制约因素
传播效果,就是传播行为引起的客观结果。我们可将诗歌传播的效果(其他信息的传播效果亦大致如此)分列出以下几组关系:(1)震撼效果与微弱效果;(2)正效果、负效果和零效果;(3)即时性效果与延时性效果;(4)短暂性效果与持久性效果。第(3)、(4)两组关系是有区别的,前者着眼于效果产生时间的快慢,后者着眼于效果延续时间的短长。这几组关系之间也存在着交叉重合现象。如震撼效果可能同时是暂时性效果,即时性效果与持久性效果可能集于一身。艾青的《在浪尖上》是重大历史关头的仓促之作,因喊出了人民的心声而获得了即时性的震撼效果,但由于过于直接的口号式表达,诗的光焰很快熄灭。而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等诗则被时间证明具有恒久的诗美效果。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前期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产生了一系列既具有即时性震撼效果同时兼具持久性魅力的诗作,如邵燕祥的《假如生活重新开头》、舒婷的《致橡树》、江河的《星星变奏曲》、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叶延滨的《干妈》、杨牧的《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周涛的《生命里有一段当兵的岁月》、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曾卓的《悬岩边的树》等。
诗歌传播中存在着许多制约性因素,如时代因素,政治因素,传播技巧,传播方式,诗歌质量,诗人知名度,读者素养等,它们都有可能对诗歌传播效果产生影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诗篇之所以产生强烈的轰动效应,时代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闻一多的《七子之歌》写于1925年,并未产生明显的即时性效应,而其中的《澳门》一章在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前后一段时间插上音乐的翅膀广泛传播,产生了延宕性震撼效果,究其原因,政治因素无疑起了决定作用,同时传播方式(乐曲、演唱的辅助)的因素也不可忽视。有的诗艺术水准很高,但未必能产生好的传播效果。汪国真的诗尽管艺术质量受到质疑,但却一度在少男少女中风行,这里既有读者层面的因素,也有作者传播技巧的因素,可能还有别的说不清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