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篇小说选刊》2014年增刊第3期

              郑润良

文字的最初意义是铭记。事务性的文字铭记关系到我们的物质生存，文学类的文字铭记则与我们的精神遭遇息息相关，铭记了时代的光芒或者隐痛。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天，2014年12月13日，是首个国家公祭日，纪念在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中国国民。这是集体的铭记。而文学则以其独有的感性的方式铭记历史中的人与事。胡学文的《血梅花》记叙抗日战争时期一位韩国人柳东风因为家国沦陷、家破人亡而潜身中国东北暗杀日本军警的故事。柳东风偶然救了日本刑警松岛一命，两人的“友好”交往与暗中较劲使得小说情节充满了戏剧性。松岛形象的刻画相当成功，在他身上，既有日本侵略者对帝国体制的愚忠，也有重情重义的一面。“血梅花”既是柳东风行动的代号，也是一种象征，象征那个时代的残酷与光芒。

       畀愚的《新记》同样是抗日题材的作品。它的独特性在于不是叙述普通中国国民或中国军人的抗日，而是叙述曾经的上海黑帮在民族大义面前也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潮流，表现那一时代整个民族的觉醒。大风堂的掌权人四太太瑞香坚持民族大义，担心大少爷甫仁投靠日本人，坚决不同意与日本人井上武合作，但最终才知道甫仁与日本人合作的真正目的是借鸡生蛋，控制船运为抗日服务。忍辱负重的甫仁最后被叛变的大风堂总管韩初九以除汉奸的名义杀死。作品成功再现了那个时代的波诡云谲和斗争的复杂性。

历史需要铭记，但更多的作家还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现实。杨小凡的《夏风烈》以基层镇干部朱景才、管东恒为主角，叙述他们在解决姜屯的六十五户征地对象时，如何利用官帽、利益拉拢村中头面人物做通相关人员工作，以及使用行政手段威逼征地户亲属等，既表现了村镇干部工作压力大、升迁难的困境，也表现农民自我权益保护意识增强后的种种反抗和失地农民对土地的留恋与无奈。作品深入体察当下农村围绕征地问题引发的种种矛盾与斗法，饱含了作者对当前农村问题的忧思。

郑小驴的《入秋》表现计划生育政策大背景下被父母亲忍痛抛弃的女童成长后面对的身份认同困境。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国家而言，有其实施的必要性；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其对于普通家庭、个体造成的隐痛。小说女主人公秋红被远在石家庄的亲生父母送给了湖南乡下的一对瘸子和瞎子夫妇。当她被热情的亲生父母邀请到石家庄做客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受邀的真正原因是给需要骨髓移植的孪生姐姐配型，瘸子养父则因为她与亲生父母的重新交往心理失衡，酒后闯进了她的浴室。这一系列变故加剧了秋红原本隐藏心中的身份危机，使她滑向了自我堕落的道路。小说对乡村恶劣的教育环境也有生动的刻画。对影响80后一代人命运的政策的思考，是这篇作品的着力点，也展现了80后作家难能可贵的历史意识。

任珏方的《恍惚》写一对忠厚老实的夫妇受到一个刚出狱的流氓的敲诈勒索。小说在情节设置上颇具匠心。翠珮（包括读者）一直以为家里的宠物狗是被流氓杨庆杀死的，最后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丈夫春宝在梦游状态下杀死的。这一结尾颇具惊悚效果。这其实是一个老实人在遭受莫大屈辱、求告无门的情况下的一种自戕行为。小说表现了无权无势者在面对不公时的隐忍、无奈和痛楚。

侯波的《二〇一二年冬天的爱情》叙述一对大学生村官在敏感时节跟踪一对可能上京上访的农村夫妇的过程中萌生爱情的故事。小说生动书写了大学生村官所面对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但全篇轻喜剧式的风格与当下农村的矛盾现实不是特别切合。

本期“新锐出发”中的两位作者均有上佳表现，值得特别关注。80后女作家宋小词的《呐喊的尘埃》以一个乡村少女为叙述者书写底层的沦落与困境，描述真切，很能感染读者。作品中尤为令人震撼的是奶奶、小姑对“我”的家庭教育。对她们来说，女性依靠身体赚钱不仅天经地义，也是唯一的选择。奶奶、小姑的经历及观念形成事实上说明几十年来乡村底层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

王勇英是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但本期选载的《太阳花开了》却展现了她在其他题材写作方面的厚实功力。作品意在指出恋爱中的男女往往会执着于一种爱情幻想而不能自拔。“我”仅仅因为如娜有着能让阳光开花的微笑而觉得自己爱上了她，并且在她意外身亡后苦苦追寻她的幻影，甚至产生了荒诞的想法，想让年幼的嘎央花成为第二个“如娜”。同样，“我”曾经的恋人水静也沉溺在过去的感情中不能自拔，虽然明知道自己的前夫早就背叛了自己。多年后重逢的“我”和水静才明白了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小说以多民族聚居的云南为背景，对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非常生动，风格清新，细腻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