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国新办就春夏森林草原火灾防控举行发布会。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周学文表示，深刻汲取近年来造成扑火人员重大伤亡事故的惨痛教训，突出强化专业指挥能力，由专业的人去指挥专业的灭火工作，突出强化实战攻坚能力和紧急避险能力，确保扑火人员的安全。而日前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也就近期四川省森林火灾多发问题，约谈四川省、凉山州人民政府负责人，要求当地要认真吸取木里、西昌森林火灾事故教训，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3月30日，四川凉山州西昌市泸山发生森林火灾，18名扑火队员和1名当地向导不幸遇难。他们中最小的不满25岁，最年长者47岁。悲剧的直接原因是，扑火队员与向导在火场指定地点集结途中，因风向突变，林火爆燃，他们无法脱身而致牺牲。就在一年之前的同一天，同处四川凉山州的木里也发生一场森林火灾，火灾造成31人死亡。先后两起悲剧在相近的地方发生，国人为之悲痛。

此次不论是应急管理部的表态，还是森林草原防灭火部门的约谈，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在一些基层，火灾预防与扑救的专业化能力依旧不足。当一套防御系统在火源管控、防灭火力量以及预案机制等环节都存在专业化漏洞，海恩法则之下的火灾悲剧往往也就难以避免。

近些年来，每次发生较大规模的火灾悲剧，舆论都会聚焦消防专业化问题。实际上，我国在消防专业化与职业化上，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在2018年的消防体制改革中，消防部队现役编制全部转为行政编制，成建制划归应急管理部，承担灭火救援和其他应急救援工作。这被舆论认为可以解决以往消防官兵职能分散、更新迭代快、职业周期不长导致的专业化不足问题。但是，从现实来看，消防职业化改革与基层落地之间仍存在不少隔膜。

比如这次西昌火灾，牺牲的18名扑火队员就并非专业的消防人员，他们都是附近的村民，平时各谋职业，只有在防火期内集中驻训。而且，这支队伍成立仅3个月，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训练时间十分有限，且设备配备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派他们去已扑经形成较大声势的森林大火，本就非明智决策。

2018年消防体制改革的一大特点是“消”“防”分离。在这种设计之下，“消”的功能主要属于“国家队”的应急管理部门，而地方林草部门成立的地方扑火队主要是为了“早期处理”，也就是“防”。这就意味着，真正发生火灾之时应该由应急管理部门派出专业队伍扑火，而非让“半专业”的“地方队”冲到一线。但在此次事故中，本应在“二线”的地方非专业扑火队员却被派往火灾现场，这是一种职能错配。

宁南县扑火队的情况在凉山州并不是孤例。凉山新闻网今年3月5日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凉山州各级各类的1.8万名扑火队员中专业扑火队仅有1318人，而半专业扑火队的人数是其近10倍有12042人，另有民兵综合应急救援队4264人。在当地火灾多发的情况下，到底有多少人“半专业”的扑火队员被派往过前线，又产生过多少风险，或可预料。

就全国而言，森林消防的专业化程度也不乐观。根据专家介绍，目前各地专业扑火队员来源不一，要求和选拔标准也不同，有的采用政府购买服务，也就是将部分扑火任务外包；有的如宁南县那样，组织一批扑火队员发工资，集中训练；而有的则直接采用“雇佣制”，扑完火就走。

一方面，这些扑火队员在地方消防角色中代替了应急管理体制中的专业防火队员，功能定位模糊；另一方面也由此可见，各地在森林消防管理上存在明显差异，远没有实现管理标准的统一，消防体系的专业化可能也就潜藏着隐忧。

从四川凉山州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火灾来看，尽管我国消防体制的专业化改革在国家层面已经启动两年多，但或许还没有实现在基层的彻底落地。这些非专业化问题，可能存在于消防管理的各个环节，需要加速下沉改革。而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回涉及财政划拨、机构职能划分等具体细节，相关层面也宜有统一安排。理顺基层消防体系的内在纹路，消防职业化改革或许才能更快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