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农民工周秀云非正常死亡已经四个月了。四个月来，此案剧情，颇为跌宕。先是，周秀云被媒体以讨薪致死广泛报道，复又，进一步调查之后，官方将其鉴定为治安纠纷引发。甚至，在王文军等人被以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后，还有法律人士条分缕析，从专业角度为王文军做“无罪辩护”。

没想到，一件原本看起来是非分明的命案，在更多细节披露后，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在央视曝光的民警执法视频中，的确可以看到，周秀云并不配合民警执法，对民警也有多有辱骂。而且，证据也表明，是王奎林等人先殴打了保安，保安才报的警。周秀云一方，并不占理。也正基于此，很多人改变最初的同情立场，态度转而暧昧，甚至指责起周秀云来，认为周秀云案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底层之恶”，民警有错，周秀云也难逃其咎。甚至有人说，这是周秀云咎由自取。

周秀云有错吗？有。错不该辱骂民警，错不该阻拦民警正常执法。但这些所谓的“胡搅蛮缠”，是不是就可以等同于“底层之恶”，“底层之恶”是这样理解的吗？

界定底层之恶，我以为应有两个要素，一是后果，二是方向。所谓后果，是必须造成伤害。所谓方向，则是指底层对底层。正如小贩对小贩，拾荒者对拾荒者，煤矿工人对煤矿工人。抛开这两个因素，请不要侈谈“底层之恶”。

“周秀云一案，体现了底层之恶”之说，与其说太不负责，毋宁说太过残忍。一来，辱骂归辱骂，拉扯归拉扯，周秀云与工友并没有伤害到警察。二来，较之于民工，警察作为公权力的化身，从来都不应该被认为是弱势群体。反而对手无寸铁的民工而言，他们是强势一方。既然没有伤害到警察，警察也非弱势，说周秀云身上体现了“底层之恶”，显是误会了，或者是刻薄地栽赃。

的确，周秀云在警察执法时，有不配合之处。但你要知道，周秀云不只是一个民工，更是一个母亲。当儿子被打，被拉上警车，作为母亲的她，会心平气和地跟警察讲道理吗？即便是儿子有错在先，作为母亲，有一些不合理举动，也应该理解。有一个细节是，周秀云的儿子从来没洗过衣服，都是周秀云给他洗。舐犊情深，可见一斑。权力与程序，应该为亲情留下一个缓冲地带，供母亲来护子。

还有几个颇堪玩味的细节是，为什么警方的执法记录仪会断片？而且，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为什么执法记录仪的镜头不是冲着执法现场，而是对着围观的农民工？为什么监控视频事隔如此之久才得以面世？

我相信，王文军打死周秀云，只是失手所致，而非故意杀人。同样被带回派出所的王友志被打断6根肋骨就是例证。从检方对王文军以涉嫌故意伤害罪立案侦查，也可看得出来。但一个动作便可置人于死地，可窥知，警察对民工的戾气与不宽容，是有多深重。一有机会，便会报复不配合执法的公民，可能也是一种常态。

是的，民工周秀云们并不比警察高尚多少，弱势身份，并不能让他们获得优待与免于惩罚的权利。但不奉行双重标准，只是对同样情境下的权利群体而言。譬如处理纠纷时，对白领与民工，领导与职员，都应该一视同仁。当权利与权力同处一地时，就不一样了。之于手握执法权柄的警察，民工只能是弱势权利群体。作为权力化身的警察，对民工必须保持足够的谦抑与忍让。权力来源于权利，其中道理，已经烂大街，无须赘述。

除此之外，人们对周秀云心有戚戚，对太原警察群情激奋，无非还源于一种物伤其类的担忧。也就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周秀云，而不会太原警察。在警权强势、个体权利弱势的格局下，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王文军脚底下的周秀云。为周秀云鸣不平，其实就是在表达自己的担忧：有一天我是不是也会与警察发生冲突，发生冲突会不会遭遇周秀云一样的待遇？所有的愤懑与不满，归根结底，除了同情，还是恐惧。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周秀云，其实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丧失理智、破口大骂、情绪用事，但，这绝不是执法者就可以把你打死的理由。在一个权力秩序得不到限制、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境下，人人都可能沦为被权力待宰的羔羊。周秀云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权力的狰狞，与权利的苍凉。至此，周秀云是不是胡搅蛮缠已经不重要了，王文军有罪无罪也不重要了，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法免于恐惧的环境，并尽可能地保护自己，或许才是最重要的。这可能是周秀云之死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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