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耿彦波早已调任太原，但在大同仍然存留着一个“耿彦波粉丝团”。“耿彦波粉丝团”成员复杂，原因各异，有关心大同市发展的热心市民，有受益的拆迁户和建材商，也有因拆迁使生活陷入困顿的“钉子户”。耿彦波离任以后，125项在建工程被叫停。耿粉希望他能回来收拾当初因大拆大建留下的烂摊子。有媒体透露，大同市政府2013年累计负债超过130亿元。（11月13日《新京报》）

耿彦波当初的雷厉风行，使大同市区旧貌换新颜。但耿市长走后，大同却变成了一个“烂摊子”：125项在建工程被叫停，未安置好的拆迁户生活陷于困顿，留下的巨额政府债务蕴藏着极大风险……当初的红红火火变成现在的一地鸡毛，时间沉淀之后，或许到了我们反思这一城建模式的时候了。在笔者看来，导致现在这种结果的，或正是城建快速推进背后的“能人治理”思维。

125项工程之所以被叫停，从大同市政府下发文件来看，是因为“工程手续不全……严重影响全市建筑工程领域的安全生产”。那么问题在于，既然这些工程手续不全，当初为何能被轻易通过呢？原因恰在于，耿彦波作为政府权力的人格化，拥有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他想上马的工程，或许一个批示甚至是一句话就能马上推进。但这种治理方式的致命之处于，它以权力的随意而非程序的合规为依据。当权力散场，工程推进的“合法性”也就难以自存，随后遭遇被停工，也就理所当然了。

靠强烈的个人意志与超强的人格魅力来进行公共治理，体现的正是一种“能人治理”思维。“能人治理”的特征是，施政方式高度体现主政者个人风格，而往往是，主政者又是有抱负、有情怀的权力所有者。它效率极高，但又轻易忽略公共治理的本来程序与客观规律，最终留下一系列后遗症。大同市区现在一片“烂摊子”，正是这种“能人治理”下的蛋。

高质量的城市化，一定是以遵循城建规律与市场要素的自由配置为前提的。有必要质疑，在耿彦波的“能人治理”逻辑下，大同诸多工程的决策，是否充分听取了城建、土地、财政、质监等部门的意见？又是否遵守了本该有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环节？如果当初主政者能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充分衔接与协调，或许现在就不至于留下这么多烂尾工程与高额负债。

但这又正是公共治理的纠结点。一项工程，如果按部就班地遵循既有程序，一套流程走下来，不仅耗时长，还可能遭到部门扯皮与政治角逐，效率极低；而靠“能人治理”，主政者意志畅通无阻，或许就能避免这些麻烦，效率能得到极大提升。就此而言，“能人治理”之所以有市场，还是因为我们的公共治理，没能建立起一套有稳定预期的制度治理方式。“十八大”已提出“简政放权”，提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我们看到了破除“能人治理”窠臼的希望。

刊潇湘晨报。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