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礼泛滥背后的基层社会治理之困

                             王言虎

基层名目繁多、大操大办的“红白喜事”近年来愈演愈烈。据报道，2013年，重庆大巴山区“国贫县”城口县庙坝镇共操办各类酒席1063次，收送礼金6300余万元，而全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总和才9300万元。这不仅成为民众的沉重负担，而且败坏社会风气。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通过乡规民约等方式整治各种“人情债”。（据11月5日新华社）

一年收入2万，随礼却花出去3万，年底盘算下来，竟因此入不敷出，真可谓“叔可忍，婶不可忍”。显而易见，名目繁多的人情往来，早已超脱固有的感情润滑与财务互助功能，而异化为敛财与“斗富”工具，不仅悖逆了克勤克俭的传统民风，于一个健康的经济系统也是一大伤害。

与西方契约社会不同，传统中国社会是礼俗社会，礼俗的维系，关系的增进，多仰赖于同心圆式的人情互动。而婚丧嫁娶之类小范围的宗族活动，正是为这种互动提供了机会与平台。寄赠、收取一定钱财，除寄托哀思分享喜悦外，也为活动提供了一种仪式感，且能起到经济帮衬的作用，内嵌于礼俗文化之内，无可厚非。

附着于随礼行为上的财务互助，不过是婚丧嫁娶的一部分，是衍伸出来的“枝杈功能”，现在却俨然成了礼俗活动的主要内容，甚至唯一。显然，这是一种功能异化，同时也抽离了传统礼俗的本意：传统礼俗注重的是形而上的精神按摩，而非形而下的财物获取。“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的悲苦，“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的喜悦，才是礼俗活动的核心。当精神涵养被利益兑换代偿，传统意义上的礼俗实际上也就不再存在。

如果说，过度的人情往来仅限于民间，最多只是私人经济系统的事儿，无损于公益。但现实是，基层干部并未幸免于“难”。而公务人员不同于一般百姓，其背后有着一套特有的“身份经济学”逻辑：干部参与的人情往来，或有着“权力赎买”的味道——在共同规则尚未被普遍奉行的当下，资源分配会往往以权力为轴心，辗转腾挪，损害公共利益。显然，这一点也值得让人担心。

借“红白喜事”敛财，究其实质，体现的是一种自私狭隘、不思进取的小农人格。它不是靠个人努力取得财富，而是妄图以投机手段过上体面生活，表现出极强的占有欲与自利心。它既不是稳定可持续的家庭财富增长模式，由于其不事生产的性质，也无益于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其致命弱点在于，可供作为随礼项目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总有一天，“资源”会被挖掘殆尽——总不能买件衣服也要收礼吧？实际上，多数人每年礼金“入不敷出”，本身就证明了这种“理财”方式的可笑性。

随礼泛滥，不仅会造成财务风险，还隐匿着道德风险。从伦理史角度来讲，追根溯源，我们常讲的美德，比如勤劳、勇敢、节俭等，实际上都来自于经济活动，属于经济道德。贪财享受，惰于生产，同时也会意味着经济道德的溃散，长此以往，很有可能引起基层社会的伦理危机。显然，这是良好社会建设不能承受之重。

从更宏阔的角度来讲，基层社会随礼泛滥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自晚晴民国以来就一直困扰知识分子与社会治理者的重大命题：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基层社会建设？从传统社会官民合作的乡绅治理，到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国家全盘控制，再到80年代以来的基层社会民主自治，我们一直在不停探索基层社会建设的路径。而基层社会人群的交际互动，自然也包含在这个大命题里。从这个意义上说，破题礼俗异化，社会治理者显然不能置身事外。如何将泛滥的随礼文化回归精神本质，如何建立正常的人际交往关系，需要全社会层面的共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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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