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复旦大学课题组宣布完全确定曹操家族DNA，证实曹操并非汉相曹参后代，同时推翻了曹操为夏侯氏抱养而来的说法。对于此结果，有评论者质疑“研究DNA揭曹操身世意义何在？”并指出该项成果“除了消灭了一个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之外，还真想不到这会带来什么社会正能量。”（据《重庆晨报》12日）

    该论者质疑用DNA鉴定曹操身世没有意义，不会产生社会价值，这其中暗合了两个判断：一，DNA鉴定耗费巨大，靠不靠谱还难说；二，若一些史实与现实无关，与社会正能量无涉，就没有必要去考证研究。笔者作为一名历史科班生，对如许高论，实在不敢苟同。

抛开明确曹操身份的历史意义不说，用DNA鉴定曹操身份，并不是研究方法的生拉硬扯、天马行空，而是一门规范的社会学科，是谓历史人类学。所谓历史人类学，是从历史学领域出发，以人类学实地考察、医学解剖、技术鉴定等定性、定量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学术路径。宽泛地说，王国维“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之“二重证据法”，也可列入此类。因之，该论者对此历史研究方法，大可放心，不必惊恐。

至于其所谓“社会正能量”论，更是一种偏差的学术认知。历史研究，抛开所谓“以史为鉴”的历史观，不过一门纯粹的人文学科。若按“现实价值论”的逻辑，那诸多历史研究成果，分文不值，大可扔进粪坑。陈寅恪考证“狐臭”与“胡臭”之关联，胡适深究《红楼梦》著者，严耕望历三十七年之久撰成《唐代交通图考》，这些功力扎实的学术工作，虽不能提供多少“社会正能量”，但它们却是沉甸甸的知识。而知识也是一种社会价值，“知识消费”也是人的本能需求，没有知识供给，人类也实难有高质量的生活。

说白了，历史研究，不过是“兴之所至”，不可功利主义。如果史学确能为现实提供镜鉴，那再好不过；若不能，也不必苛求。更何况，学术研究的价值，并非可以简单物化，更多的，它呈现的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陈寅恪在体衰目盲的状况下，撰成80万言《柳如是别传》，看起来并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但其间所体现的坚韧不拔的品质，对后人不也是一种激励？

   学术是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应成为笃定的学术追求。确认曹操身份，在学术手法上，应属“实证”一路，而这正是胡适、钱穆等诸前辈揭橥的史学方法，仍值得当下学者学习；以历史价值论，对曹操身份的确定，涉及魏晋皇权嬗代、外戚专权等诸多关键细节的确认，意义重大。并不能说，用DNA鉴定曹氏身份的探索，没有意义。

链接：http://news.sina.com.cn/pl/2013-11-12/082128685943.shtml（重庆晨报文章）

    http://www.jnnews.tv/news/2013-11/12/cms380924artic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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