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专家说，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据《新京报》27号）

在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的宏观背景下，明确各类城市的城市化路径，意义重大。一方面，对农业人口而言，以往，他们常常在要不要进城、进哪类城市、返乡还是驻留等问题上游移不定，现在，政策给了他们一个明确的预期，便于他们做好人生规划；另一方面，于城市决策者而言，在政策已明的前提下，如何规划城市设施与公共服务，统筹城乡发展，心里也有一个大致框架。

从１９５８年颁布《户口登记条例》以来，城、乡始终在两条轨道上发展。城乡剪刀差下，农村与城市发展严重失衡，差距越拉越大。一方面，城市化运动成为城市对农村的全方位剥夺。从资金到资源，从人才到文化，单向度的流动，使农村资源逐步流失，农村更加破败；另一方面，城市吸走农村优质资源后，非但反哺不利，反而利用其话语主导权，通过铺天盖地的传媒，向他们输送够不到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吸引他们流向城市，尤其是公共服务水平更高、资源更密集的大城市。当被误导的农业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后，由于素养不高、技能水平低尤其是户籍门槛的限制，享受不到均质化的公共服务，逐步被城市边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明确各类城市的城镇化路径，稳定进城人口的预期与目标，就显得格外重要。

以往国家对各地城市化的态度暧昧不明，导致各地城市化呈现“千城一面”的怪相，一味征地扩城，大干快上，实际上背离了城市化的本意。城市各有各的不同，大中城市与小城市在建城面积、产业发展、公共财政、环境承载力、资源密集度等方面都有差异，他们设置的户籍门槛也应该有所不同。而明确各类城镇具体城镇化路径，无疑对各类城市的城镇化定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相对而言，小城市资源密集度较低，对农业人口的吸引力也相对较低，落户限制当然可以放宽甚至放开；而大城市资源密集度高，在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汇集了最优质的资源，吸引力也就更大，可以合理限制落户条件，时机成熟再放开也不迟。而此次《报告》中所提的城镇化路径正是遵循的这个逻辑。

但也要看到，“顶层设计”虽然明确了各类城市的城镇化路径，却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没有具体时间表就不会有压力，各地城市化进程就可能跑偏走形，甚至原地踏步。这非但对进城人口无益，对政府公信也是一个伤害。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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